有感于时下日本年轻一代读书风气每况愈下，深切缅怀从江户到明治时代“日本曾经拥有世界最高水准的读书力”那一读书黄金盛世的渐行渐远。2002年，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斋藤孝写了一本名叫《读书力》的忧患之书，他疾呼：一个人的读书能力是现代社会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直接需要的“处理资讯的能力”。全体国民的“读书力”即是整体国力的“衡量指标”。因此，在他看来，“读书力”的培养便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精神的追求，不再是因人而异、可有可无的趣味。“读书力”直接展现着现代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求生存的“社会需要的实用技能”。他甚至倡导：学校教育的核心应围绕学生“读书力”的培养；企业的征才应把“读书力”当做筛选“真正有实力的人”的重要标准。对于社会、对于个人“，读书力”的培养十分迫切，甚至别无选择。
　　如果说“读书力”是个人在社会里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技能，那么一个人须臾不离的“说话”行为在个人的奋斗史与成功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教授约翰·哈斯林的这部《当众说话的艺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2月出版），帮助我们打开了通向答案的大门。
　　表面看来，这是一部旨在培训演讲技巧的教程。一见到“演讲”这多少有些吓人的题目，读者诸君怕是要么以为它阳春白雪高不可攀，要么以为它专属于名人、政客、宗教人士，自己一辈子也用不着熟悉它、走近它，甚至掌握它。然而，如同“读书力”一样，一个人“说话”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对于靠语言交流的社会之人而言不仅必需，而且必要。在有限时间里通过有效的“言说”（“演说/演讲”）征服各式各样的听众（包括那些将会决定每一个人职业命运的面试官）是走向人生成功的极关键一步。
　　其实，“演讲”的本质不仅是“说话”技能的培养，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艺术实践。口才，即“说话”的“艺术”，乃是一种独特的人的竞争力。这就不难理解，对于“说话”这看似简单平常的行为，为什么历史上人们从来不肯轻易把它放过。西方文明的例子，约翰·哈斯林教授举得很详尽。我只举两个中国文化中的例子作为声援。孔夫子弟子三千却“述而不作”。显然，耽于“转述”和“阐述”的老人家于“说话”一事不仅“好之”，简直称得上是“乐之”。而他说话的标准很是明确：“辞达而已矣。”话说得要让人听起来明白。这样的合格标准似乎不难达到。谁会故意把话说得不明白？可他老人家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就表明话要说得明白，原来不是随便就能对付了的。离了口的话得有讲究。他还说：“巧言……，鲜矣仁。”“巧言乱德。”讲究的背后还得有更深的讲究。说话的分寸拿捏不当，人性都得大打折扣。钱钟书先生可谓“善读书”者，他总能从一般读书人视线掠过处看出被忽略掉的大趣味。我对“八股”向无好感，钱先生却一口咬定八股与杂剧、传奇相通。这结论不啻晴天霹雳，震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且听钱先生娓娓道来：“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如活。”原因何在？“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代言”者，替他人“说话”也，揣摩、体会、想象便成了娴熟地驾驭“制艺”的不二法门。妙哉斯言。八股家“说话”的“技巧”歪打正着竟探到了“艺术”的堂奥。看来，“说话”的艺术真是无处不显示着它强有力的作用。
　　步入“艺术”的境地对于天才以外的任何常人而言都必得经过“基本技巧”的反复磨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砺的成效当然与使用的工具直接相关。“说话”亦不例外。唯有经过使用者长期实践检验的优秀教材才能在效果方面提供可信的保证。约翰·哈斯林教授深得“说话艺术”的精髓，这从《听众、信息、演讲者》直击要害的书题即可悟得。同市面上众多的“演讲”教材相比较，这部著作突出的优势在于：文字篇幅相当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省了读者的阅读负担；训练目标具体明确，学习者始终得到有力的引导；论题讲解清晰、实用，实战感强；技能提高附有量化检测，学习者对自己是否取得进步一目了然，从而在培训过程中少走弯路。
　　毋庸讳言，原书的受众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因此，为取得最佳的培训效果，中国读者使用本教材时应对讲解的个别事例与各章后“讨论和复习”部分个别问题做适当调整或置换。也就是说，学习者应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认真地将书中的“听众”“信息”及“演讲者”圈定在中国文化的层面，把“听众”明确为“中国的听众”，“信息”明确为“中国人知道并感兴趣的信息”，“演讲者”明确为“立足于中国文化现实和当前生活语境的演讲者”。当然，最终征服“说话艺术”的奥秘归根结底还在于持续不断地去“说”，在于各种场合下充满探索激情的“说的实践”。舍此无他。我愿再引西塞罗的话作结：“实际讲演是演说术中的唯一主宰。没有它，甚至最杰出的演说家也没有任何作用。”
　　（作者为新东方创始人之一，著名英语演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