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在“三农”领域的政策由过去的“只取不予”完全变成了“只予不取”，对广大农民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在“只予不取”的视野下，农村治理依然存在讲求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的问题。措施得当，“四两拨千斤”，花少钱也能办大事，措施欠妥，花再多钱也有可能把好事办坏。在“只予不取”阶段如何做好农村工作，一直致力乡村问题研究的贺雪峰新近出版了两本专著，多角度多视野多维度探究了其中的深层矛盾和施力方向。
　　在中国“三农”研究领域，贺雪峰一直倡导“脚踏实地”做学问。他领衔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带领团队每年假期都奔赴基层调研，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地的情况他都有涉足。贺雪峰新近出版的《治村》和《最后一公里村庄》两书，就是他最近两年的调研成果，内中有各地治理成果的经验总结，有各地治理困境中的忧虑反思；同时在通俗化分析问题、剖析案例的基础上，又根据实际案例做出了高度理论概况。
　　《治村》和《最后一公里村庄》都不是按图索骥的项目文本，也不是文人卖弄情怀的文艺，而是实实在在关涉国家“三农”发展的独立思考。有些观点甚至有些“刺耳”，比如关于低保的问题。贺雪峰认为目前农村实施的低保政策有“养懒汉、低保特权化”的倾向。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觉得贺雪峰没有为穷人说话，其实，低保政策在解决一大批群众现实问题的同时，确实也埋下了很大的隐忧，这是不利于农村和谐、持续、长远发展的。目前，农村中有的人把争取低保当成了争取权利的斗争，令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合作医疗、大病保险、民政救助与低保本来是不同的制度设置，具有不同功能，现行制度却有意无意将低保特权化，在低保上嫁接各类特权性福利。”这就导致低保户可以以低价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而一般农户却更难享受到。贺雪峰总结，“低保只是最低生活保障，而不是要让低保户因此而生活得体面。”低保因而成了好心办坏事的典型。
　　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社会治理必须突出基层群众的自主性、自治性。国家投入再大，如果不打通国家投入与基层群众之间对接的“最后一公里”通道，不能将群众组织起来、不能提高基层自治能力，国家的高投入并不能更好地换来群众高认同，游离于群众参与之外的高投入，反而会疏离群众的向心力，这是《最后一公里村庄》一书的主旨。
　　尽管贺雪峰的很多声音有些“刺耳”，但全部是真诚的发声，是对乡村大地和乡村农民的真诚表达。贺雪峰的团队对农村的调研范围广，对农村实际情况了解全面。贺一直倡导告别激进城市化，一直强调中国农村过往改革的正当和正确在于发挥了“农村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稳定器、蓄水池作用。”他也一再强调，未来农村改革依然不能放弃“农村是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器、蓄水池的作用”。所有涉及“三农”的政策，只有切合农村实际，符合农民意愿，才能有所成效，否則，只能是瞎折腾。
　　贺雪峰一直倡导社会学研究要有“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这个理想对中国学术界研究模式固化、行文风格僵化的大环境而言，无疑是一种激荡。他看重实践对理论的落实和对接作用，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不断用“脚”做学问，过去二十年在不断调研中国农村。贺雪峰立志要结合中国实际构建本土社会学体系，尤其关于中国乡村问题、乡村治理的洞见，他有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团队基础，已经形成了“华中乡土派”，国内无出其右者。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年11月版
　　中国的商业投资界发生了基础设施级别的巨变，以互联网为基础性平台的生态被视为新的世界，它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费者互动关系，重构了商业的基本逻辑，在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信息获取、社交、购物、日常服务以及金融支付等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
　　《战争、枪炮与选票》
　　[英] 保罗·科利尔 著
　　吴遥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在世界经济最底层的国家里，暴力一直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暴力本身是祸根，同时也是建立负责任的、合法的政府的障碍。在本书中，保罗·科利尔关注权力，深入探讨为什么政治暴力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
　　《文森特与凡·高》
　　[塞尔维亚] 格拉迪米尔·斯穆贾 著
　　黄洁华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年12月版
　　描绘炙热星空的凡·高，一生与孤独为伴。不过，这一次他将不再孤单，因为有一只名叫文 森特的橘色小猫来与他作伴。重走凡·高人生的心路历程，他即使受到生活的重重压迫，也从未放弃对画画的执着追求。作者是一位漫画家，他对这位荷兰绘画大师人生谜团的解读充满了诗意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