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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连续剧《大敦煌》持续热播，敦煌的神秘宝藏成为聚焦的热点。而与那些诱人的文化瑰宝相比，当地艰苦的生活环境则让人生畏。
当年于右任考察敦煌后就说：“千佛洞在世界上罕见，但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艰苦异常，若没有事业心，到那里一定干不久也干不长。”
但江南女子樊锦诗竟在敦煌待下来了，并博得了“敦煌女儿”的赞誉。
江南女子进大漠
樊锦诗是个很随和的人，她看起来很瘦弱，说话也轻声轻气，依稀能看出上海女子的灵秀气。她既可以与人在写字楼里探讨问题，但更愿意坐在夜晚的莫高窟接受采访。这里不止是她工作的地方，也是她43年来的精神寄托。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这个出生在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她以后的人生竟与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62年，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樊锦诗就曾经来过敦煌，因为传说中的神秘和魅力，使得当时的大学生们将敦煌想象得非常美好，争着来这里实习，而当时敦煌现实的条件则给了他们迎头一盆冷水。
樊锦诗说：“结果来了以后一看，洞里的壁画确实很好，但是条件之差，当时真觉得还不如我们南方的一个公社。”樊锦诗出生在上海，对比之下自然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到了1963年，这个江南女子再次孤身来到了大漠，加入了守护者的队伍。
孤独的守护
1963年的敦煌并未像现在这样得到细致的保护，很多洞穴都没有加固，任其接受自然界的风吹日晒。
相对于工作条件的艰苦，荒漠中的生活设施更是简陋。新分的宿舍没有电灯，办公室也没有，只能点蜡烛或者点煤油灯。
樊锦诗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一到天黑，这个地方应该说一片漆黑。你比如说咱们要解手，必须打个手电，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都不是很方便。”
以前像樊锦诗这样正儿八经分配来的女大学生也有，但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环境以及毫无前途的失落感，很快就离开了。樊锦诗成为惟一一个坚持留在莫高窟的女生。
樊锦诗是属于胆子比较大的一个女生，她大学学的是考古，经常去野外，艰苦的环境也屡见不鲜。她说：“我们是考古学，应该比较严格的，说得通俗一点，我们有点挖坟盗墓的那种劲头，到野外面对那些墓葬，墓葬里面那些尸体，那些腐烂的东西，你都要碰到的，所以我想我们都不怕。”
但长期在外的樊锦诗也有自己的苦衷，那就是自己的家庭。
在敦煌工作两年了，留在武汉大学工作的男友彭金章才来看她，这是他们自毕业分开后第一次见面。
樊锦诗像所有热恋中的女人一样，享受那段美好时光，她说：“我们一起去爬沙山，在山上还照了个像。我们两个坐在那里很高兴，我的想法就是让他看看，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这洞多美啊。每天看都看不厌。我觉得我们好象是心照不宣，肯定是一对。”
但八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男友的汽车慢慢消失在茫茫戈壁滩上時，樊锦诗还是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孤独和歉疚。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天各一方。
彷徨中的抉择
“事业还是家庭?”樊锦诗遇到了难以抉择的问题。
对一个女人而言，远离丈夫、孤身一人在大漠实在是太残忍。她怀孕后，本来是计划去丈夫身边，在武汉待产，但因为当时“文革”的特殊情况，产假却迟迟得不到工宣队的批准，临产前还被迫下地劳动，结果导致孩子早产。
孩子出生后，什么准备都没有。一个礼拜也没有衣服，樊锦诗就拿棉袄一包，但棉袄是透风的，奶水也不够孩子吃，樊锦诗手足无措。
一直在武汉等着樊锦诗的丈夫在收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后，日夜兼程，把早已准备好的衣物一担子从武汉挑到了敦煌，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樊锦诗说：“我先生连鸡蛋到小孩衣服挑到这儿。到处找医院，小孩才穿上衣服。我心里很酸，我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我这个母亲也太差了，连衣服也不会做。”
孩子还没满月，丈夫的假期就到了，不得不离开敦煌。樊锦诗白天得上班，孩子没人带，被送到了农村老家。
吃够了苦头的樊锦诗开始彷徨，她很希望和丈夫早日团聚，毕竟对多数女人而言，家庭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武汉的生活状况要比敦煌好许多。
因为“文革”的动荡，樊锦诗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她只能继续忍受。
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白天工作忙忙碌碌，但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念远方的爱人和孩子。她说：“人家都回家了，星期六、星期日非常安静，让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有了孩子以后，想孩子最多了，连做梦也在想。我想过几年会解决的吧。”
这一拖就是十年，樊锦诗一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儿子和丈夫在武汉，小儿子在农村老家。一直到“文革”结束了，樊锦诗期待的工作调动终于得到了解决。到武汉大学当个教员，也许到湖北文物单位搞文物工作，都是不错的选择，只要能和家人团聚。
不走了
除了樊锦诗，敦煌的守护者队伍中很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1943年来到敦煌，他的夫人是跟他一起留学法国的同乡，但是她对当地的生活环境无法忍受，有一天悄然离开。常书鸿骑着马去追，半路上昏倒了没有追上。
但夫人的离开也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常书鸿又回来了。
而樊锦诗也终于下了同样的决定：不走了!
樊锦诗和丈夫认真地商量，希望对方能够到敦煌来。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对学校也有了感情，抬了几次杠才决定远赴敦煌。
1986年，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丈夫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0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这一年，樊锦诗48岁。
两年后，5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
从此樊锦诗的生活就像一张拉满的弓，人才引进、学术交流、设施建设、人事统筹等等让这位有“敦煌女儿”之称的女性一刻也不得闲。
樊锦诗说：“我这人水平比较差，但是我觉得我努力了，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如果死了以后，我就只留这么一句话：我为敦煌尽力了。”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的一尊雕塑，它取名为《青春》，它的原型就是如今已满头白发的樊锦诗。
（陈 昱摘自《都市文化报》）
当年于右任考察敦煌后就说：“千佛洞在世界上罕见，但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艰苦异常，若没有事业心，到那里一定干不久也干不长。”
但江南女子樊锦诗竟在敦煌待下来了，并博得了“敦煌女儿”的赞誉。
江南女子进大漠
樊锦诗是个很随和的人，她看起来很瘦弱，说话也轻声轻气，依稀能看出上海女子的灵秀气。她既可以与人在写字楼里探讨问题，但更愿意坐在夜晚的莫高窟接受采访。这里不止是她工作的地方，也是她43年来的精神寄托。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这个出生在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她以后的人生竟与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62年，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樊锦诗就曾经来过敦煌，因为传说中的神秘和魅力，使得当时的大学生们将敦煌想象得非常美好，争着来这里实习，而当时敦煌现实的条件则给了他们迎头一盆冷水。
樊锦诗说：“结果来了以后一看，洞里的壁画确实很好，但是条件之差，当时真觉得还不如我们南方的一个公社。”樊锦诗出生在上海，对比之下自然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到了1963年，这个江南女子再次孤身来到了大漠，加入了守护者的队伍。
孤独的守护
1963年的敦煌并未像现在这样得到细致的保护，很多洞穴都没有加固，任其接受自然界的风吹日晒。
相对于工作条件的艰苦，荒漠中的生活设施更是简陋。新分的宿舍没有电灯，办公室也没有，只能点蜡烛或者点煤油灯。
樊锦诗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一到天黑，这个地方应该说一片漆黑。你比如说咱们要解手，必须打个手电，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都不是很方便。”
以前像樊锦诗这样正儿八经分配来的女大学生也有，但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环境以及毫无前途的失落感，很快就离开了。樊锦诗成为惟一一个坚持留在莫高窟的女生。
樊锦诗是属于胆子比较大的一个女生，她大学学的是考古，经常去野外，艰苦的环境也屡见不鲜。她说：“我们是考古学，应该比较严格的，说得通俗一点，我们有点挖坟盗墓的那种劲头，到野外面对那些墓葬，墓葬里面那些尸体，那些腐烂的东西，你都要碰到的，所以我想我们都不怕。”
但长期在外的樊锦诗也有自己的苦衷，那就是自己的家庭。
在敦煌工作两年了，留在武汉大学工作的男友彭金章才来看她，这是他们自毕业分开后第一次见面。
樊锦诗像所有热恋中的女人一样，享受那段美好时光，她说：“我们一起去爬沙山，在山上还照了个像。我们两个坐在那里很高兴，我的想法就是让他看看，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这洞多美啊。每天看都看不厌。我觉得我们好象是心照不宣，肯定是一对。”
但八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男友的汽车慢慢消失在茫茫戈壁滩上時，樊锦诗还是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孤独和歉疚。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天各一方。
彷徨中的抉择
“事业还是家庭?”樊锦诗遇到了难以抉择的问题。
对一个女人而言，远离丈夫、孤身一人在大漠实在是太残忍。她怀孕后，本来是计划去丈夫身边，在武汉待产，但因为当时“文革”的特殊情况，产假却迟迟得不到工宣队的批准，临产前还被迫下地劳动，结果导致孩子早产。
孩子出生后，什么准备都没有。一个礼拜也没有衣服，樊锦诗就拿棉袄一包，但棉袄是透风的，奶水也不够孩子吃，樊锦诗手足无措。
一直在武汉等着樊锦诗的丈夫在收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后，日夜兼程，把早已准备好的衣物一担子从武汉挑到了敦煌，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樊锦诗说：“我先生连鸡蛋到小孩衣服挑到这儿。到处找医院，小孩才穿上衣服。我心里很酸，我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我这个母亲也太差了，连衣服也不会做。”
孩子还没满月，丈夫的假期就到了，不得不离开敦煌。樊锦诗白天得上班，孩子没人带，被送到了农村老家。
吃够了苦头的樊锦诗开始彷徨，她很希望和丈夫早日团聚，毕竟对多数女人而言，家庭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武汉的生活状况要比敦煌好许多。
因为“文革”的动荡，樊锦诗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她只能继续忍受。
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白天工作忙忙碌碌，但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念远方的爱人和孩子。她说：“人家都回家了，星期六、星期日非常安静，让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有了孩子以后，想孩子最多了，连做梦也在想。我想过几年会解决的吧。”
这一拖就是十年，樊锦诗一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儿子和丈夫在武汉，小儿子在农村老家。一直到“文革”结束了，樊锦诗期待的工作调动终于得到了解决。到武汉大学当个教员，也许到湖北文物单位搞文物工作，都是不错的选择，只要能和家人团聚。
不走了
除了樊锦诗，敦煌的守护者队伍中很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1943年来到敦煌，他的夫人是跟他一起留学法国的同乡，但是她对当地的生活环境无法忍受，有一天悄然离开。常书鸿骑着马去追，半路上昏倒了没有追上。
但夫人的离开也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常书鸿又回来了。
而樊锦诗也终于下了同样的决定：不走了!
樊锦诗和丈夫认真地商量，希望对方能够到敦煌来。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对学校也有了感情，抬了几次杠才决定远赴敦煌。
1986年，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丈夫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0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这一年，樊锦诗48岁。
两年后，5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
从此樊锦诗的生活就像一张拉满的弓，人才引进、学术交流、设施建设、人事统筹等等让这位有“敦煌女儿”之称的女性一刻也不得闲。
樊锦诗说：“我这人水平比较差，但是我觉得我努力了，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如果死了以后，我就只留这么一句话：我为敦煌尽力了。”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的一尊雕塑，它取名为《青春》，它的原型就是如今已满头白发的樊锦诗。
（陈 昱摘自《都市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