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高考时节，很多朋友会兴奋。我知道，有些朋友是在治愈过去，有些朋友则是在缅怀过去。
　　高考，经常被比作科举制度的现代版本，多数人认为它因为标准单一，所以公平。如果像美国私立大学一样采取申请入学，标准化考试只占一部分录取因素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大问题，被好学校录取的学生，一定非富即贵。这个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但高考也并非绝对的公平，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看是这样的。一是学习资源的可得性依然很重要，城市和农村相比，城市的财富水平中上游家庭和下游家庭相比，即使在准备高考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上，他们依然有着很大的资源获取差距。而且，高考之外，各种特长生的录取名单也很长。
　　另一方面，每个省级区域的录取率差距很大。我以前给某地的一群企业家做讲座，我统计了一个数据，告诉他们：你们所在的A省，每万人的知名学府录取率还不到另外一个B省的50%。两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而A的经济质量还要更高，学生平均素质也并不存在差距。于是，在场的企业家非常激动，议论纷纷，他们说我讲得太好了。
　　对这种地域“差异”，我不想评论，对造成“差异”的原因，我也不想评论。反正，如果不把每年的高考时节当成一种对过去的治愈，或者缅怀，那么它根本不值得成年人去关注太多。
　　如果真要关注这个考试，或者说这项人才选拔的制度安排，我们也不应该关注那些细碎的温暖细节，或者“土猪拱白菜”这种混杂着自我贬低，男女关系暗示和对固有秩序破坏倾向的特色表达—我理解这位年轻人的企图心，但想和他的语文老师谈谈。我们应该把高考这项制度放在更宏大，更久远的视野下来审视。

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记载中，标准化考试选拔官吏也并非主流，主导的时间也没有超过一半。

　　算了，高考就说到这里。说说以前的选拔制度。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记载中，标准化考试选拔官吏也并非主流，不要说贵族制度主导的先秦，即使在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之后，标准化考试主导的时间也没有超过一半。
　　隋文帝杨坚开创了真正意义的科举制度。隋朝是北方统一南方，那个时候，北方的政治精英脱胎于少数民族的部落贵族制和汉人坞堡贵族制，而在南方，人们两百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从东晋开始的，由上流士族占据高位的南朝政治传统。因此，作为开国皇帝，杨坚有着充分的动力去用标准化考试选拔寒门，制衡贵族。他很清楚，只有没有背景的寒门官员才会真心忠于自己。
　　即使创立几百年之后，科举这项制度依然不是选拔核心官员的主流。隋朝短命而亡，后来的唐朝，历任的宰相依然主要出生于大家族，甚至还多次出现父子宰相，三代宰相的情况。我们要承认个人智慧和治国才华是可以遗传的，但这个遗传的概率，也太高了一点。对不对？
　　另外两个例子也说明了隋唐的科举有“水分”。一是科举到了武则天时期，才有了法定的糊名法，就说要把考生名字藏起来，以防止考生“爸爸的朋友”在改卷的時候，搞徇私舞弊。难道，以前不知道要这么做吗？显然，情况很复杂。
　　另外一个例子是，大诗人李白20多岁离开四川，他的美好年华，很大一部分都在长安跑关系（书面说法叫“干谒”），用银子开路，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访中央大员和皇帝身边的人。有人说，李白是中国商人和异域女子的儿子，没有科举资格。这种说法不可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确有太多门路可以替代科举。
　　科举真正的规范化，成为读书人唯一上升渠道，那是宋朝、明朝和清朝的事情了。而这三个朝代的存在总时长，不到帝制社会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