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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阎连科的苦难书写下女性形象篇幅相对较少，大致分为圣母加妓女、角逐者、母亲形象三种。圣母加妓女的形象通过附属性和牺牲精神，旨在描写乡土的软性约束；角逐者写女性欲望的外现；母亲形象贯穿了阎连科的苦难意识。本文详细阐述阎连科作品中的圣母加妓女形象，以深刻完整理解作品。
关键词：女性；乡土；资本；觉醒。
作者简介：刘静雅（1995.1-），女，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1
阎连科描写死亡是深邃的，作品人物大多是“为了爱而弃爱，为了活而苦活，为了生而逆生。”[1]他们将死亡说的云淡风轻，实则对死亡恐惧，在求生面前，爱情、自由、贞操、尊严都抛之脑后，亲情血缘都为之让步，甚至毁灭生命本身。他们的人生降低到只要生存的层面，并不关注生存本身。它摧毁人的修养和道德，更不要提及爱情，在一种极端的环境下看到生死的本貌。
阎连科作品中的躯体写作经常出现，获取经济资本的基本方式就是卖皮卖肉，“躯体对于乡土的唯一性，城市躯体可以思考可以用话语编制出种种意识形态的幻象，而躯体却是乡土全部精神和物质内容。”躯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全部的资本，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都不得依靠，只能挖空肉体，消损生命。用这种方式果腹，供养自己的躯体，接着挖空肉体。不同于男性，女性的躯体的“使用”方式的痛苦不仅仅停留在肉体层面，精神上也饱含痛苦。
而女性肉体的牺牲在关键时刻又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蓝四十为了司马蓝去侍奉卢主任，为了全村人带领村中女性进城卖肉，为了司马蓝卖肉染上性病。悖反的是，卖肉换取资本的同时，三姓村是认同贞操观念的，司马蓝就十分痛恨母亲与蓝百岁之间的私情。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她们就成了村民嘴里的“肉王”“破鞋”“烂货”。她们只是乡村发展的牺牲品，男性权力的等价交换物，
善良、隐忍、大度造就了她们自身的痛苦。像圣母一样，被需要的时候被苦苦哀求，不需要的时候被摒弃，厌恶远离。女性的肉体已经不属于自己，在性与爱分离的痛苦程度之上，承受冷言冷语。身体已为经济资本，承受的却是坚固的乡土伦理道德。她们是“乡土视野下的新世纪肉体”，肉体够开放，赚钱的方式也是村民默认和许可的。而根深蒂固的贞洁意识，赋予人们骂出天际的权力，只要这女子失去自己的贞洁。
她们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得到妻子的名分。司马蓝爱着蓝四十，稳固自己的权力娶了杜竹翠；《金莲，你好》中金莲爱的是老二，却嫁给了性无能的老大；《寨子沟，乱石盘》中的小娥成了爷爷“朝廷三爷”巩固权力的牺牲品，为了不让沟里的女人外嫁，他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将自己的女儿捆在书上，还葬送了小娥的一生；《风雅颂》中的付珍珍终究没能嫁给杨科，杨科娶了老教授的女儿赵茹萍，付珍珍最后为了给丈夫看病，委身于吴老板染上性病不治身亡；《受活》中的菊梅未婚先孕给柳鹰雀生了四个儒妮儿，而柳鹰雀为了政治理想娶了养父的女儿柳絮。她们的爱情败给了权力，成了爱情和男性的牺牲品和附属物，又成了权力的等价交换品。爱与性又是分离的，性带有不甘和屈辱，而爱带有牺牲和不得。“爱这个美丽的东西，在作者的笔下染有恶魔般的死气，那些本可以典丽神性的爱欲的闪烁，一点都没有愉悦的空间。”
有论者说：“阎连科小说中的女人往往具有两重身份和双重面孔，她们或拥有美貌而身份卑微，或相貌丑陋卻出身权力之门。”美貌而身份卑微的人获得读者的同情，面貌心灵丑陋的人遭到读者的白眼。与蓝四十形成鲜明对比的杜竹翠，外貌丑陋，善妒阴暗，但得到了司马蓝。在这种层面上，她可恨；得到男人却得不到爱情，她们同样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这种层面上，她可怜。女人只会逆来顺受，而男人用婚姻和人生做赌注赌自己的前途，除了命运悲剧，还有性别悲剧。
她们将爱情视为自己的全部，丧失了个体意识，无法把控命运，只能任由他人摆布、糟践。也可以看出来，根深蒂固的精神也在女性身上得到体现，女性意识丝毫却没有觉醒。整个乡土秩序根基牢固，乡土秩序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他们，要想解决生存问题，不单单靠卖肉卖皮资本就可以解决的。比起生存的硬性约束，软性约束更加可怕。在受到生存欲望和乡土结构的双重制约，乡村不可能得到生存以上的发展，女性的意识也不会觉醒。
注释：
[1]孙郁：《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第22页。
参考文献：
[1]陈思和：《读阎连科的小说札记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2]郜元宝：《论阎连科的”世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雷鸣：《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南京师大学报》2015年第2期。
[4]吴晓东：《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陈晓明：《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6]洪治纲：《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阎连科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7]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8]陈舒劼：《寓言与悖论：阎连科乡土世界的价值建构》，《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3期。
[9]陶东风：《从命运悲剧到社会历史悲剧--阎连科<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10]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
关键词：女性；乡土；资本；觉醒。
作者简介：刘静雅（1995.1-），女，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1
阎连科描写死亡是深邃的，作品人物大多是“为了爱而弃爱，为了活而苦活，为了生而逆生。”[1]他们将死亡说的云淡风轻，实则对死亡恐惧，在求生面前，爱情、自由、贞操、尊严都抛之脑后，亲情血缘都为之让步，甚至毁灭生命本身。他们的人生降低到只要生存的层面，并不关注生存本身。它摧毁人的修养和道德，更不要提及爱情，在一种极端的环境下看到生死的本貌。
阎连科作品中的躯体写作经常出现，获取经济资本的基本方式就是卖皮卖肉，“躯体对于乡土的唯一性，城市躯体可以思考可以用话语编制出种种意识形态的幻象，而躯体却是乡土全部精神和物质内容。”躯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全部的资本，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都不得依靠，只能挖空肉体，消损生命。用这种方式果腹，供养自己的躯体，接着挖空肉体。不同于男性，女性的躯体的“使用”方式的痛苦不仅仅停留在肉体层面，精神上也饱含痛苦。
而女性肉体的牺牲在关键时刻又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蓝四十为了司马蓝去侍奉卢主任，为了全村人带领村中女性进城卖肉，为了司马蓝卖肉染上性病。悖反的是，卖肉换取资本的同时，三姓村是认同贞操观念的，司马蓝就十分痛恨母亲与蓝百岁之间的私情。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她们就成了村民嘴里的“肉王”“破鞋”“烂货”。她们只是乡村发展的牺牲品，男性权力的等价交换物，
善良、隐忍、大度造就了她们自身的痛苦。像圣母一样，被需要的时候被苦苦哀求，不需要的时候被摒弃，厌恶远离。女性的肉体已经不属于自己，在性与爱分离的痛苦程度之上，承受冷言冷语。身体已为经济资本，承受的却是坚固的乡土伦理道德。她们是“乡土视野下的新世纪肉体”，肉体够开放，赚钱的方式也是村民默认和许可的。而根深蒂固的贞洁意识，赋予人们骂出天际的权力，只要这女子失去自己的贞洁。
她们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得到妻子的名分。司马蓝爱着蓝四十，稳固自己的权力娶了杜竹翠；《金莲，你好》中金莲爱的是老二，却嫁给了性无能的老大；《寨子沟，乱石盘》中的小娥成了爷爷“朝廷三爷”巩固权力的牺牲品，为了不让沟里的女人外嫁，他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将自己的女儿捆在书上，还葬送了小娥的一生；《风雅颂》中的付珍珍终究没能嫁给杨科，杨科娶了老教授的女儿赵茹萍，付珍珍最后为了给丈夫看病，委身于吴老板染上性病不治身亡；《受活》中的菊梅未婚先孕给柳鹰雀生了四个儒妮儿，而柳鹰雀为了政治理想娶了养父的女儿柳絮。她们的爱情败给了权力，成了爱情和男性的牺牲品和附属物，又成了权力的等价交换品。爱与性又是分离的，性带有不甘和屈辱，而爱带有牺牲和不得。“爱这个美丽的东西，在作者的笔下染有恶魔般的死气，那些本可以典丽神性的爱欲的闪烁，一点都没有愉悦的空间。”
有论者说：“阎连科小说中的女人往往具有两重身份和双重面孔，她们或拥有美貌而身份卑微，或相貌丑陋卻出身权力之门。”美貌而身份卑微的人获得读者的同情，面貌心灵丑陋的人遭到读者的白眼。与蓝四十形成鲜明对比的杜竹翠，外貌丑陋，善妒阴暗，但得到了司马蓝。在这种层面上，她可恨；得到男人却得不到爱情，她们同样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这种层面上，她可怜。女人只会逆来顺受，而男人用婚姻和人生做赌注赌自己的前途，除了命运悲剧，还有性别悲剧。
她们将爱情视为自己的全部，丧失了个体意识，无法把控命运，只能任由他人摆布、糟践。也可以看出来，根深蒂固的精神也在女性身上得到体现，女性意识丝毫却没有觉醒。整个乡土秩序根基牢固，乡土秩序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他们，要想解决生存问题，不单单靠卖肉卖皮资本就可以解决的。比起生存的硬性约束，软性约束更加可怕。在受到生存欲望和乡土结构的双重制约，乡村不可能得到生存以上的发展，女性的意识也不会觉醒。
注释：
[1]孙郁：《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第22页。
参考文献：
[1]陈思和：《读阎连科的小说札记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2]郜元宝：《论阎连科的”世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雷鸣：《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南京师大学报》2015年第2期。
[4]吴晓东：《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陈晓明：《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6]洪治纲：《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阎连科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7]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8]陈舒劼：《寓言与悖论：阎连科乡土世界的价值建构》，《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3期。
[9]陶东风：《从命运悲剧到社会历史悲剧--阎连科<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10]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