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背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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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与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主转移的。同样,中国书院与欧洲大学也是在当时各自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交织下的必然性的产物。但因为中西方各自条件的不同,书院与大学产生的背景条件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宋代书院;欧洲中世纪大学
  一、政治历史背景比较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史悠久。根据孟子的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中国就拥有了自己的大学,其后的商、周两朝也都设立了各自的“学(国学)”——大学。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前十一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考证得出当时的“右学”就是大学教育。在其后的西周时代,统治者也进一步发展了大学教育。而大学真正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上官办大学的开始则是在汉代。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董仲舒、公孙弘秉承汉武帝的旨意,认为“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故建议“兴太学……为博士官置养弟子(太学生)五十人”[1]。
  但唐末社会动荡不安,官学失去了官府的支持,“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2]。这使得不依靠官府的私学应运而生。私学制度同样历史悠久,春秋时期的齐、鲁已开始有了私学教育制度。私学孕育了书院,但书院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学。唐宋以来,书院大多拥有官学的成分,是我国历史上独特的教育系统。书院一词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的“丽正殿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但此时的书院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教书育人之所,仅是官方设立的聚集文人学士藏书校书的地方,这些文人学士并无教学任务。《唐六典》中说明了当时设立书院是为了“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3]。
  随着唐代衰落,连年战争,官学无以为继,大批士子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自己寻找场所,召集士子,期望能得以继续讲学。后周时,隐居在嵩山南麓太乙观的学者奏请周世宗设太乙书院;南唐昇元四年,白鹿洞书院被列为“庐山国学”。“宋即统一海内,乱世渐平,文风日起。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需要大批人才,但当时政府仍需集中力量进行征讨,尚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也无充足的实力兴学设教,无法满足士子读书的要求。书院的兴起,为统治者解决了士子就学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一批由私人创办的书院便兴盛起来,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部分的资助”[4]。
  “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城市的复兴标志着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展以及行政力量的加强等。占城市人口绝大部分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阶级拥有了或部分拥有了城市的自治管理权,他们从封建小农经济带来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开始享受作为城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成立自己的“行会(Guild)”组织,而其他阶层人士也开始效仿商人行会成立自己的行会团体。此时的一些学者就聚在一起模仿商人行会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这就形成了大学雏形。
  二、经济背景
  宋代的经济比唐代更为活跃自由,经过建国初期的“积贫积弱”时期后,经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后,北宋中期农业得到恢复后手工艺和商业更是发展迅速。不同于唐朝的等级授田制度,宋代的主要方式为收取实物地租。因此农民相对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佃农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不是作为地主的“私属”。加之宋代统治者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改进耕种技术,所以此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也比唐朝有过这位。雇募制已经成为此时普遍的雇佣制度。
  “从8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生产力就开始逐步回升,8至13世纪生产力的发展较快,14世纪达到了顶峰。”经济的发展为大学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自给自足的庄园式经济占有中世纪欧洲经济形式的主导地位。但庄园经济也要有商品经济的补充,庄园不可能生产所有物品,大部分物品仍需通过商业活动交换而来,尤其是领主为了追求奢靡生活所需的大量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中有部分甚至来自海外。十字军东征扩大了东西方交往的渠道,西方领主开始追求东方的奢侈品。所以商品交易活动经过几百年的冷遇后又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交通要道更是迅速发展,无数商人和手工业者穿梭在各个城市甚至各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作为经济贸易中心的自治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以后创办大学提供了经济基础。
  三、文化背景比较
  经过唐盛而衰后的战乱,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突破官学的束缚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国家兴亡的问题。他们除了经过科举为官实现自己的理想外,也希望能向孔子一样通过讲学传播宣扬自己的思想来改变社会。此外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印刷术在宋代改进,活字印刷术为书籍的印刷以及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书院的兴盛发展。书籍的大量印刷使得书院的藏书规模得以扩大,书院士子的学习范围也得以丰富。到了南宋时期,皇室的南移使得南方的文化思想迅速发展,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种学派为了自己的发展,积极成立学院或修建校舍并进行讲学,自由的讲学之风,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宁宗嘉定之后,理宗重视理学,书院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时期书院总数为 442 所,是北宋的 6 倍,书院在南宋已进入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虽然现在“文艺复兴”多被指16世纪的伟大运动,但实际情况是,思想史与教育史完全体现为一系列连绵不断的复兴。那些在教会压制下仍不断保留下来的文化知识微光,慢慢的恢复着自身的元气,增强着自身的力量,等待着时机,然后“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他们成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中心”在加洛林王朝前,欧洲人们的文化程度可谓是历史最低点。国王加洛林斯?马格努斯统一了西欧的大部分领土,被教皇加冕为查理大帝。由于统治国家的需要以及自身对于罗马文化的推崇,查理大帝主导了一场文化运动,在欧洲大地上出现了一场短暂的文化教育复兴。虽然短暂且规模不大,但这场文化为之后的发展保留了文化的火种。加洛林文化教育复兴后的三个世纪中,西欧的文化教育活动出现了新发展。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卷121.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3118
  [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市: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4
  [3][宋]王溥.唐会要[M]卷64.清嘉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4]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2
  [5][美]汤普逊(Thompson,J.W.).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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