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项颇受全球经济学界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的排名公布，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华人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其中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名列第202位，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自从1986年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留学，陈志武潜心研习美国的主流金融学，密切关注美国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
　　从2001年开始，陈志武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渊博的学识，为他夯实了把脉中国经济的基础，近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5年陈志武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位经济学家之一。
　　近期本刊与阳光卫视《经济学家》栏目共同对陈志武教授进行访问对话，陈志武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以及中国深化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及转轨路径都进行了精辟分析，本刊分两期进行报道，此篇为第二篇报道。
　　——编者
　　
　　我们应该提倡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陈平：您长期在美国研究世界金融，但我们注意到最近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金融问题，发展问题很关注，为什么？在许多媒体都看到您对中国问题的评价。
　　陈志武：应该说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转型：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转型到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过去的世界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在不同的时期经历过其中的一种或者两种转型，但是没有几个国家在同时进行三种大的转型，并同步进行。这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和变化，变化过程中间产生了很多种现象，很多种数据，对于我们更确切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等等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是1986年去美国的，在2001年我回国讲学时发现，中国产生了那么多的变化，我觉得自己应该投身参与研究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些问题。
　　陈平：您认为中美两国学术研究的方式和氛围有什么差异?
　　陈志武：在美国做研究、做学术，相对来讲定位很清晰，是以发现新的现象，发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的新的事实，从独立、客观的角度做一些研究，然后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达出来。这几年到国内讲学，我发现一个很强的倾向性，就是一些大学的教授，不是以自己在学术领域里面的自身的造诣，同行的评价来作为判断学术水平的标准，往往以政府官员或者是某个领导人评价和衡量学术贡献、社会作用的标准，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
　　陈平：您有没有想过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这和中国的科举制度是相联系的，中国的士大夫文化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人的血脉当中。这是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古代汉语里是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古代很多人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走仕途。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相当好的作用。当然任何一个好制度，都有不好的一面，真理好像掌握在官员手中，官越大，他的评定、表扬分量就越重。
　　陈志武：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晚清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做根本性的改革之前，大家都是为了考进士，考举人。到那个时候为止，知识分子或者是学问的本身并没有被独立出来，当作一个专业，在社会中有独立的分工。从洋务运动以后，尤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新的教育理念，引进西方的数理化、还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存在，慢慢地具有一定的规模。独立、客观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事业是知识分子和学者在社会中做贡献的最核心的一个前提。保证做的研究不是为某一个利益群体，也不是为某一个权力者的群体服务。我们做研究、做教授，社会、老百姓养着我们，让我们每天不做别的，除了教书以外，做研究，社会并不是说要我们写一些东西能够得到某一个没有这方面专业素养的领导的欣赏，然后就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很大的。当然我知道，中国的学术独立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是跟体制，跟官本位有关。以至于现在搞学问的人，做医生的，做教育的人，大家都要跟官打交道，整个社会在前所未有的意义上达到一个新的官本位的高度。
　　


　　陈平：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再到后来的辛亥革命，从政治力量上摧毁了中国的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与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地主乡绅的势力。但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社会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向历史回归的一面，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面对的是要摆脱三座大山，要独立，要解决赤贫状态，为了集中配置资源，选择了行政集权的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
　　陈志武：从洋务运动以后到辛亥革命，那可能是中国的近代史上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创造性最高峰的时期，但在那之后政府管制太多，这对于学术自由，对于学术创造和学术独立性是一个致命的因素。1927年以后，蒋介石对权力控制越来越强，使得中国的学术独立有一些损害，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计划经济通过把所有人的工作、饭碗和生产资料都由政府和官员来计划和管理之后，学术独立性肯定要受到影响。
　　陈平：经济离不开社会环境，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他们的思想脉络最初都是受西方影响，走的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道路，我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当时主要面对的是西方文明的挑战。
　　我们很长时间内没有真正客观研究他们的空间。现在比较开放了，对历史也比较宽容了。蒋介石最初也在讲民主、讲自由，抗战初期提出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标志着他从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公开走向专制了。除了个人因素，还有比较深刻的历史的客观性。
　　现在国际上指责中国说没有言论自由，新闻管制，这是以现在的欧美社会为标准来评价的，但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比起5年前的中国、10年前的中国、20年前的中国，开放度越来越大，自由度越来越大。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不是情感的评价标准能够解释它的。
　　陈志武：你说的我能够理解。尽管我知道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有它特殊的原因，今天看到的任何弊端都有它的历史背景，但是我们有责任搞清楚，以前我们认为走遍天下都皆准的真理，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收入分配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那么很多人从表面现象很容易下结论，把贫富分化问题及分配收入不公问题归结为是市场化导向的结果。
　　陈平：目前中国讨论公平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是热点，您怎么看？
　　


　　陈志武：垄断和腐败是造成分配不公的根源，但是从制度根源上，对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和控制会造成直接后果，我进行了一些分析。
　　过去觉得公有制、国有制是解决社会不平等，收入差距问题的一个唯一的出路，这是18、19世纪的先哲得出来的这样一些结论。我搜集了其它的国家，西欧的国家、日本、北美、还有拉美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成分越高的社会，是不是社会更平等，更平衡的发展，大家收入更加趋同，我收集到不同的国家的数据，并拿中国不同时期的数据做分析，结果让我很吃惊，恰恰是国有经济的分量越高的社会，人群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发展反而越不平衡。
　　例如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个非常大的跳跃，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这阶段是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高峰时期。
　　陈平：你能把数据说出来吗？
　　陈志武：比如说我用到的比较技术性的指标，叫中国的27个省市的人均GDP的方差系数，在1952年的时候是0.55左右，而1978年达到0.8左右。
　　这个系数反映了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的系数，系数越高，说明各个地区人们的收入就越不平等。那么在美国，今天这个系数差不多是0.15左右。
　　1978年中国收入不平等系数是0.8左右，到1993年，依次往下降，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的改革越来越深入，中国的地区之间和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发生了直线的下降，1994年以后又重新回升到0.79、0.8左右。因为从1995年以后，中央政府又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预算占中国的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1%上升到现在大概是22%左右。
　　陈平：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开始的宏观调控，使中国的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了。
　　陈志武：有意思的是，从收集数据中分析，中国28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过程中，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些，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1978年国家财政预算占GDP的比重为28%，1993年下降了11%，中国的政府越来越小，社会越来越大，市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生产要素、人口地区之间的流动和投资资金在各地区之间，通过市场的运作，更自由的流动以后，使得各个省、各个地区之间的收入越来越趋同。但是从1995年新的调控政策出现了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可能达到3万多亿人民币。政府作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万多亿人民币的投资和消费，给哪个省多花了，给哪个省少花了，就变成了一个决定中国哪一些省、哪一些行业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增加收入的机会。因为中国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年，人们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各个省和整个中国的GDP的增长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关系，我经过计算，人们的收入的增长有93%左右是因为固定资产的投入的增加而得来的。中国的权力结构，从北京至省会城市、地区城市到县，固定资产投资在这四个层面上是怎么分配的，我进行了计算，比如2002年的时候，北京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万元，省会城市平均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大约8000多元钱，地区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大约2000多元钱，县一级大约600元钱，一旦中央财政能够代替市场花钱分配资源，这个资源的配置过程很关键，决定哪个地区有更多的投入增长的机会，那么北京人的人均年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范围之内是最高的。所以机会不平等。3万多亿的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在全国范围之内分配的是否合理，是按照公平、效率，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则进行分配的，没有一个制度架构能够保证中央政府控制的资源，国有企业和国家垄断的银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的社会人群之间，分配到底合理不合理，没有一个机制可以保证这个过程的公正性。
　　陈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到90年代后期的开发大西北等等，都是更加重视农村问题，解决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差距，减少了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差距。
　　陈志武：但是很多事情没有达到初衷的效果，通过国有制、公有制方式更加合理分配，但产生的结果却更加不平等。中国的经历，美国的经历等都说明了不管是通过直接的国有企业、国有制还是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政府控制资源越多，最后反而可能带来扭曲，机会的不平等反而加大了。
　　最近一些人指责，说过去中国的改革的基本的方向和基本的分配原则是按照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原则来配置，他们认为应该放弃这个原则，要重新以公平原则来主导中国的资源配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做了分析，把各个省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放在一起，拿各个省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做注标，按照逻辑，如果政府完全按照绝对公平的原则来分配资源，各个省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金额跟投资回报之间应该是一条水平线，相比之下，如果这个政府配置资源的原则只是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这个就应该是一条垂直线，各个省的投资回报应该都要达到同样的水平。
　　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果做同样的分析，按照这个原则分配资源，那么每个省，每个人人均得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跟投资回报的关系应该是正相关的，投资回报越多的省，它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应该越多。
　　陈平：这是一个最良好的状态。
　　陈志武：实际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投资回报越多的省份，比如江西、湖南、云南等等，这些地方的固定资产回报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两倍以上，但是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投资却是最少的，所以过去20多年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更不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那么到底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分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源？数据分析表明，是按照所谓的权力的原则。就是哪个地方有更大的权力或更强势的人，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首先服务于那个地方。
　　陈平：投入越多的地方，回报反而越低？
　　陈志武：对，效率就越差。但是对当地人来说当然很幸运，因为你要往那上面投很多钱，不管怎么说，建几个大的楼，就可以创造几个新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尽量冷静的、独立的分析。
　　陈平：我们希望中国绝大部分的学者和专家，都能够尊重科学，追求真理，这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是，可能我们还是要从历史宽容的角度看待过去的和现在的一些现象，当然也可以看到它一步步在转变。
　　您刚才说了中国的热点话题、分配不公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将分配不公归为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或者是因为市场化造成的，其实是改革不充分，是因为垄断和一部分腐败行为所造成的分配不公。您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当按照权力进行资源分配的时候，必然造成更多的不公，当由市场进行分配的时候，或者说市场分配的比例越大，造成不公的概率就越低。或者说，越是集中的权力，会造成更大面积、更大比例的不公，是这样的吗？
　　陈志武：对，权力分散后，形成不公的机会确实小多了。
　　公平与效率保障机制
　　陈平：最初马克思提出公有制，是希望社会能够更加平等、同时更加有效率，实际结果却是效率和平等都走向了反面。这可能是人类认识上的一种误区吧。
　　陈志武：对，误区的主要根源在哪里呢？讨论公平和效率问题，必须要考虑委托代理的问题，你把所有的资源的配置权、控制权和审批权都交给官员管理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机制来约束受托人的行为，监督他们的行为，那么最后基于公平的考虑公有制是不太可能会成功的。
　　陈平：经手巨额财富，难免动心。
　　陈志武：对。所以对委托代理关系及相应的制度架构的安排并没有考虑进去。
　　陈平：必须要有制约的机制，才能保证社会效率和公平都能够兼顾。我看您在不少文章上面都谈到了媒体应该发挥对社会的监督责任。实际上监督不仅仅是一个新闻监督，还应表现为对经济政策的监督。
　　陈志武：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新闻自由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对新闻媒体的历史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研究。
　　1900年之前，新闻自由是面对政治，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对积极参政的一个制度安排，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但是1900年之后，随着现代企业的股东的数量和经济贸易市场的范围越来越大了以后，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新闻自由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要看一个国家政府资源掌握的多少，如果掌握的多，那么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权力行使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小政府，那么新闻自由对经济发展、对市场的正常的良性的运作的要求分量就更重。
　　陈平：人们现在好像谈新闻自由，就是在与政治问题，政治体制挂钩，但实际上新闻自由在相当大程度上的功能是监督和保障经济秩序的公平和效率。
　　陈志武：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制度的安排。
　　陈平：香港是一个新闻基本自由的地方。但是你观察香港的报章、杂志等媒体，批评政府、批评官员、包括批评中国的中央政府，的确是蛮自由的，但是香港商界黑幕也不少，但是媒体很少去戳破商界黑幕，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中国大陆媒体对于商界的一些黑幕交易的曝光可能比香港还要多，还要活跃，还要深刻，我觉得这是两个现象的比较。第三个，在中国大陆更严重，在香港也是这样，几乎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都是要给红包，写文章，报道性的文章，是花钱买出来的。如果社会都到这种程度，那么就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都是毒药一样。
　　如果我们得到的信息，都是谁有钱，根据有钱来决定他说什么话，可能比有权让他怎么说要更可怕。
　　陈志武：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如果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比较腐败的话，不能指望媒体会是“模范”的。要媒体这个行业，或者记者这个行业一枝独秀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整体环境决定了媒体的现状。
　　陈平：新闻媒体不仅要对社会的政治生活，也要对社会的经济生活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媒体确实应起到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新闻体制，才能比现有的更好？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观察这些问题的结果发现，各种体制，它的弊端都很明显，也有它的优点。比如说我们谈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中国大陆很多媒体，它们的社会责任感，它们的使命感，相对来讲比我所见到的香港很多媒体、记者的使命感、责任感要强烈得多。
　　陈志武：首先我们要承认几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不管是做媒体，做任何行业，都需要有经费去运作。让一个媒体没有任何利益的驱动，完全达到我们理想世界里面的绝对的中立、绝对的自由的状态，这个是很难的。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的国家，只要是任何的政府机构，他要做新闻发布会，绝对不可以有收费的要求，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护这样一些机构、单位、组织，他们本身就有义务向纳税人交代，他们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到底做的怎么样。
　　政府的一些信息部门，掌握的一些资源，不可以收费，如果有这样的现象，本身是一个行政管制、行政法的体系的问题。目前中国之所以记者收红包，在我看来，恰恰说明，这个报纸是由国家来严格管制，又不能够在报业之间的比较市场化进行整合所造成的一个局面。考察世界不同的国家，分析各个国家的报纸数量和人口比例，我们发现中国的报纸太多了。好多的报纸，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比如证券一类的报纸就有很多份，你仔细翻翻，前几版基本上都一样。在新闻管制之下，规定了谁可以办报、谁不可以办报的进入门槛，资源就比较有限，如果让不同的报纸通过市场化的竞争，互相有一些整合的话，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重点放到几个有特点的报纸上面，使得报业的从业人员分到每个人头上的收入和经费，跟现在比可以更高一些，所需要违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道德去收费的倾向性就会减少一些。
　　现在这个现象，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制度体制下安排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媒体不是一个真正的竞争性的行业。
　　
　　要朝以民为本的方向转变
　　
　　陈平：你在很多的文章里谈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包括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要以民为本，你能谈谈以官为本的根源是什么吗？
　　陈志武：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之所以成为越来越以官为本的社会，不仅跟原来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公有制，实际上不仅仅没有使得中国社会以官为本的成分有所减少，反而是把它推到一个顶峰。现在是好多了，尤其是像浙江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的经验和经历也恰恰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把生产资料都给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有，当他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能够理直气壮的去保护自己的权利。但如果说一个人是一无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国有的话，你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你要随便的伸张你的权利，很容易连饭碗都丢掉了。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应该是对私有产权保护非常充分的。
　　陈平：首先应该对财产权明确。
　　陈志武：在改革中，中国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之外，另外一个对城市居民意义非常大的改革就是住房市场化的改革。
　　1998年中国进行了住房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又推出了住房按揭贷款，这两项加在一起，我觉得改变了中国人所有的观念和真正有一个自己的家的心理上的感觉。
　　陈平：还有，中国人摆脱了很无奈的什么都依附单位的状态。
　　陈志武：住房要找单位分，结婚生孩子也要找领导，你要换工作也要找领导。在原来制度下，个人的人力资本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单位领导同意才可以换工作的局面改变了，让中国人的个人的人力资本这双手重新回归到每一个人自己那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除了人力资本这方面的财产以外，最重要的财产还是住房，住宅市场化的改革，就是把住宅的财产重新回归到张三、李四的个人家庭里面，个人家庭有更多的处置的权利，使这些财产权真正的从国家手里还回到个人的手里。
　　陈平：可以说一个叫做我属于我自己。第二个我有我自己的家了。这证明中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从党和政府来说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比以“阶级斗争为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决策层要把握更长远的发展方向
　　
　　陈平：中国现在正在越来越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并且限制外资进入房地产，你对此怎么看？
　　陈志武：总体上，我对于住房政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的评价是负面的。前几年对于土地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审批和贷款方方面面的限制，实际上达到的效果不仅仅不会使得房地产的价格往下降，反而会使得房地产的价格越来越高，道理很简单，因为过去的政策重点是放在压缩住房市场的供给上。
　　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越少，可以开发房子的数量就会越少，所以使得供给就会下降。
　　陈平：价格反而上升。
　　陈志武：所以在中国的住房的需求，不降反而会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的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则，因为供给量少了，稀缺了，需求还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个肯定会使得房价不降反而会往上涨。现在推出的“自己买的房子，五年之内要转手的话，要征交易税、所得税”，我觉得这个政策，从长远来讲不利于让中国家庭能够掌握财富、不动产。房地产对多数家庭来说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不动产的财产，把这一部分不动产所能够产生的财富空间，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反而压缩的越来越少，让住房只能是一种消费品，不能有任何的增值，实现任何财富的一种投资品的效果被减的越来越小，从对于改变中国人的财富内容和资产的组合的角度来讲是非常负面的效果。
　　这几年的宏观调控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房价指数基本上由新房子的价格决定，而把新房子价格压的很低，就是加快了资源的浪费，因为换句话说，如果新房子价格总是压的很低，会鼓励更多的人，每隔两三年换一次新房子。
　　我认为政府宏观调控恰恰是要产生跟目前相反的效果，应当鼓励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老房子上。现在的政策反而把更多的人从老房子、二手房市场又重新挤回到新房市场，鼓励大家更快地换新房子。
　　陈平：目前整个中国社会仍是处于一个转轨期，它既是高速发展期，另外也是过渡期、不确定期。
　　陈志武：对，但是这种政策的经常性的变化，本身就加重了这些不确定性。
　　这就需要决策层能够更清醒的、更清楚的了解、把握更长远的中国的发展方向。现在对于各方面的资源的浪费已经很严重，包括能源、包括那些钢铁、水泥等等建筑材料的资源的浪费，使得这些资源在世界范围之内的价格越推越高。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也很严重，在这种前提之下，一种降低浪费的程度和速度的方式就是使得这种浪费，使得资源的使用的成本往上升。资源成本往上升的办法之一，或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新房子的价格继续上涨，这样的话，你可以去买新房子，但是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真的是实用，可以去看那些老房子。
　　陈平：现在中国大的商业银行都在纷纷的上市，尤其到海外上市，对这方面批评意见也不少，其中一个批评意见认为是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信贷都剥离了，剥离了以后，买这些单的是中国人，而剥离了以后上市，受益的确是海外投资商。您怎样评价这点。
　　陈志武：我觉得国有银行到海外上市，对于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中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效率，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举措。这些大的国有银行的股票在海外上市以后，或者上市的同时，又在A股市场上上市，本身对促进银行的效率，对银行的改革来讲，都是非常积极的一些举措。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自主创新的话题，要建立更多的自主品牌，要有更多的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技术，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基本上只对国有企业开放，而不对民营企业开放。
　　陈平：过去在中国刚刚建立资本市场的时候，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后来，有些民营企业，包括还有一些合资企业也上市了，在最近几年，从中国的上市市值来讲，肯定是国有占绝大比例，但是从上市的数量来讲，非国有占的比例已经不小了。
　　陈志武：在过去，A股市场再融资，IPO上市基本上被停掉期间，积累了很多的被批准可以到A股上市，但是还没有上市的机会的企业，中行和工行不需要像其他的民营企业那样去排队，这说明现在从中国资本市场的思路和理念上，还没有从原来的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理念上转变过来，中国的市场在创新和创业方面，最有活力的行业和一些企业，跟中国的资本市场没什么关系，像分众传媒啊、百度啊。
　　陈平：跟国际资本市场到是联系很紧密。
　　陈志武：对。跟国际关系很紧密。在我看来，你要真正鼓励年轻人去创新，解决就业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比一个成功的百度上市，一个成功的分众传媒上市，一个成功的尚德上市，能给整个社会的年轻人激发更多的创业、创新的热情，这种效果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的。但是这种效果，目前并不是靠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的，而是靠纳斯达克，靠美国的资本市场产生的，资本市场在美国和在未来的中国，应该同样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
　　我觉得应该要尽快的改变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不是为民营企业服务的观念。
　　陈平：我相信，不远的将来，这个会得到改变，因为中国企业面临现实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压力，品牌的压力，你不创品牌，东西就卖不出去，国外反倾销越来越厉害，利润越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些压力会促进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压力下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