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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起源与进步
人类用火创造文明世界，是从烧制陶器肇始的。
囿于有限的考古资料，起初，人们认为耶利哥遗址（Jericho Site）出土的黏土制品为最原始的陶器。耶利哥遗址位于约旦西部约旦河河口西北约15公里处，有最早的“城镇”之谓，在公元前7000年-前6000年的文化层中，可以看到原始制陶技术的发展过程：从下往上，最初只有石制容器，后来出现了用纯黏土制坯、晒干而成的器物，其后发明了用掺有碎草的黏土制坯、经粗略焙烧而成的陶器，最后所见的陶器用掺有硅质材料的黏土制成，呈红色或棕色，并饰有带状彩绘纹样。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陆续出土了年代更早的陶器。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最初人们判定其年代为公元前6800年左右，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年代提早到公元前12000年，2012年公布的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早至公元前18000年。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0年。浙江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94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年。此外，公元前8000年-前7000年左右的陶器，还发现于河北、吉林、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各地出土的早期陶器，清晰地显示了陶器分别起源于不同原始部族的情形。公元前6000年以后，陶器生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空前繁荣，在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不计其数的面貌各异的陶器。
关于陶器的起源，有三个问题需要认清：（1）陶最初不是以器物的形式出现的，早期人类用火时，会有意或无意地烧灼地面、壁面等黏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人为烧灼而变硬的黏土，便属于陶。正因为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和经验，后来各类用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陶塑和陶器才能应运而生。（2）由于制陶原料可以是普通黏土，而陶器的焙烧温度范围又很宽，只要具有用火经验的古人皆可因实际需要而烧成陶器，所以，陶器的起源必然是多元的。（3）原始陶器因烧成温度低，极易风化，很难保存下来，故目前所见的早期陶器，都不是原始陶器。19世纪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原始人的陶器究竟是用火烧硬的，还是用简单的晾干法来处理的？这仍然是一个疑问。”他所说的“原始人的陶器”，无疑是指原始陶器。然而，假设存在用晾干法制成的土质器物，也只能称之为“土器”，而不能归入陶器范畴。至于耶利哥遗址出土的用纯黏土制坯、晒干而成的器物，究竟是待烧的陶坯，还是已用低温烘焙过的原始陶器，需要谨慎识别。我认为，陶器起源前不存在“土器”的环节，原因很简单：“土器”强度弱，遇水即化，这与人们需求陶器的理由是相悖的。
那么，陶器是如何起源的？摩尔根说：“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没有陶器以前，人们烹煮食物的方法很笨拙，其方法是：把食物放在涂着粘土的筐子里，或放在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再用烧热了的石头把食物弄熟。”他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推测，而且不能自圆其说——筐内如有水，黏土便会脱落；如无水，用烧热的石头弄熟食物也很难，因为食物不能均匀受热。受摩尔根学说的引导，关于陶器的发明，后来被进一步阐释道：“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这种建立在对美洲印第安人制陶术观察之上的推论，迄今未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我认为，即便在某一地区的陶器起源过程中存在这种情况，也并不代表它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陶器起源的多元性包括了原始陶器成型方法的多样性。
从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盆、罐等器物看，人们用手工制作这类光素无纹的陶坯时，已经掌握了较娴熟的技术，因此，陶器直接用手成型的方法可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据调查，云南佤族人用手工方法制陶，一个人做一件中号陶罐的坯，只需十多分钟。由此可知，陶器起源时人们用手直接制作陶坯，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所以说，低估先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理由的。因陶器具有耐火、耐腐蚀、防漏和隔绝内外影响的特性，又具有制作方便、成本低的优点，同时，在形状、大小上具有任意性，数量也不受生产资料的限制，故陶器在世界各地的产生和流行，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
考古资料表明，世界各地的早期陶器，均具有自身的特点，年代越早，其分布的范围就越窄，而个性则越强。这足以说明，陶器是定居生活的产物，通常情况下，制陶技术远距离传播的几率甚低。一个部落、一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决定了所烧制的陶器的形态特征，所以，世界各地陶器的造型、装饰千差万别，做工亦精粗迥异。应该看到，制坯技术的精进和装饰的渐趋精美，皆与陶器强度的提升没有关联，唯有不断提高的焙烧温度才是增加器物坚固度的主要因素。
陶器起源之初，坯件均在地面上焙烧，后来才改为用穴窑焙烧。地面上焙烧陶器，温度一般不超过800℃，而穴窑的温度则可达900-1050℃。焙烧温度的提高，加大了器物的机械强度，使之更坚固耐用。
广西甑皮岩和广东青塘出土的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陶器，烧成温度为680℃，这表明它们是在地面上焙烧而成的。河南新郑公元前5900年生右的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为700-930℃。浙江余姚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为800-1000℃。据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座横穴窑和竖穴窑的情况分析，新石器时代中期已普遍采用穴窑焙烧陶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的黑陶，烧成温度为1000℃。到了商代，硬陶的烧成温度提高至1180℃，这是窑炉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夏商时期窑炉所具有的1200℃左右的高温，不仅是增强陶器坚固度的外因，也是萌发原始瓷的催化剂。
原始瓷的形成与发展
在由陶到瓷的嬗变过程中，制坯原料的耐火性成为与窑炉温度相辅相成的因素。制陶的黏土中，氧化硅（SiO2）和氧化铝（Al2O3）为丰要成分，其他成分中的氧化铁（Fe2O3）、氧化钛（TiO2）、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钾（K2O）、氧化钠（Na2O）等为助熔物质。黏土被火烧灼时，氧化硅在助熔物质的作用下，熔融成能黏合其他物质的玻璃相，于是使黏土变得坚硬而有强度。然而，普通黏土因含有较多的助熔物质，故耐火度不高，用它制作的陶坯，在超过1000℃的窑温中，就会出现软塌变形的现象。只有用助熔物质含量较少的黏土制成的坯件，才能在高温焙烧时不变形，而高温焙烧可使制品获得更大的坚固度。化学分析数据表明，古代部分陶器胎中的主要助熔物质含量为：裴李岗文化红陶16.34%，仰韶文化彩陶14.97%，河姆渡文化红陶14.7%，龙山文化黑陶17.2%，而河南殷墟商代硬陶和江西吴城商代印纹陶的主要助熔物质含量已降至10%左右，这与商代1200℃左右的窑温是相适应的。重要的是，江西、河南、浙江、湖北、河北、山东等地出土的商代窑业制品的表面有釉，这类器物被称作原始瓷，经测定，吴城和殷墟的原始瓷胎中的主要助熔物质含量分别为7.92%和7.08%，比同时代的印纹陶和硬陶更低，这充分说明，原始瓷是制陶业发展到高温烧制阶段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瓷出现于商代中期。不久，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了二十余件原始瓷残片，施青绿色薄釉，胎质坚硬。经碳十四测定，夏县东下冯出土原始瓷的地层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残片，表面施有一层薄釉。上海闵行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残片，表面施有0.15-0.25毫米厚的釉。马桥文化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900年。事实证明，早在夏代，就已出现了原始瓷。商代，原始瓷生产更为发达。在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地区都出土了商代原始瓷，数量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多。
为了探索原始瓷的发源地，长期以来人们作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有人通过对陕西张家坡西周原始瓷和南北方青瓷胎主量元素的测定对比，认为这批原始瓷是在南方的“吴越地区”烧造的。此后，业内人士大多持商周原始瓷产于南方的观点。但是，各地出土的商周原始瓷，在造型、纹饰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因此，我在1988年发表的《瓷源刍探》一文中认为，原始瓷的起源是多元的。商周原始瓷胎微量元素的测试数据以及胎料的粒度分析结果，也证明了商代原始瓷产于多个地区。当然，要确定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系当地所产，还需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并应以窑址的发现和大量的对比测试数据作支撑。
2010年，浙江湖州南山商代原始瓷窑址的发掘，为研究原始瓷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形有豆、罐、簋、钵等，釉大多呈黄色和青黄色。器胎断面，有的中间土黄色，两侧青灰色，这表明坯件先用氧化焰焙烧，然后用弱还原焰焙烧直至停火；有的则相反，这是焙烧技术不成熟的表现。由于窑温掌握不好，故变形废弃的器物残片较多。很多器物的外表在制坯时用手蘸水抹光，烧成后出现淡紫色或褐色的光亮层，未作这样处理的器物，表面显得粗涩。部分器物的仰面和向火面上，有落灰形成的自然釉，分布不均匀，这绝不是窑工希望看到的现象。所以，人工釉是受“爆汗釉”或“落灰釉”的启发而发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制品不能称为原始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豆等器物仰面的釉层，比蘸水抹光所形成的光亮层稍厚，而且细腻均匀，应是窑工刻意施上去的。这样的釉，在上海闵行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豆上就已存在。显而易见，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发明与古代窑工的祈福心理或宗教观念有关。因高温焙烧是获得高坚固度制品的最关键的环节，整个生产的成败在此一举，故对窑工来说，火是格外重要和神圣的，而草木灰是唯一与燃烧相关的具有象征性的东西，把用草木灰和水调成的釉浆施于坯件上，被认为能在器物的烧成过程中发挥神奇的功效，釉于是出现在了夏商原始瓷上。南山窑址的各种遗物表明，当时的烧成温度、焙烧气氛、施釉工艺等均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不确定性，这反映出商代原始瓷的烧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选择助熔物质含量低的制坯原料、用高温焙烧以使器物获得较高的坚固度，是夏商时期窑工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在部分器物上施釉。最初并非出于审美的考虑。
若单从质的角度而言，西周原始瓷未必优于商代原始瓷，然西周原始瓷在施釉方面出现了较明显的变化，许多制品通体施釉，釉层亦相对较厚，由此可以看出，釉在西周原始瓷上已具有明确的审美属性。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的产量更大，而分布范围则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越国的崛起，使其境内的原始瓷生产迅猛发展，钱塘江下游地区因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的主要产地。钱塘江南岸的绍兴曾是越国的腹地，出土的春秋战国原始瓷，量多质优。在绍兴富盛曾发现以烧制碗、盘、钵等饮食用具为主的原始瓷窑址。与绍兴毗邻的上虞、萧山等地也遗存有同类的原始瓷窑址。浙江北部的德清，原始瓷生产较为发达，西周至春秋，原始瓷生产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原始瓷生产高度繁荣。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不仅规模大，器物质量高，而且产品种类非常丰富，除了饮食用具外，还有各类礼器和乐器等。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原始瓷礼器、乐器，可令人窥见统治者对高档原始瓷的需求状况。越国原始瓷生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之登上了同期原始瓷窑业的巅峰。
（责任编辑：李珍萍）
人类用火创造文明世界，是从烧制陶器肇始的。
囿于有限的考古资料，起初，人们认为耶利哥遗址（Jericho Site）出土的黏土制品为最原始的陶器。耶利哥遗址位于约旦西部约旦河河口西北约15公里处，有最早的“城镇”之谓，在公元前7000年-前6000年的文化层中，可以看到原始制陶技术的发展过程：从下往上，最初只有石制容器，后来出现了用纯黏土制坯、晒干而成的器物，其后发明了用掺有碎草的黏土制坯、经粗略焙烧而成的陶器，最后所见的陶器用掺有硅质材料的黏土制成，呈红色或棕色，并饰有带状彩绘纹样。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陆续出土了年代更早的陶器。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最初人们判定其年代为公元前6800年左右，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年代提早到公元前12000年，2012年公布的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早至公元前18000年。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0年。浙江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94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年。此外，公元前8000年-前7000年左右的陶器，还发现于河北、吉林、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各地出土的早期陶器，清晰地显示了陶器分别起源于不同原始部族的情形。公元前6000年以后，陶器生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空前繁荣，在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不计其数的面貌各异的陶器。
关于陶器的起源，有三个问题需要认清：（1）陶最初不是以器物的形式出现的，早期人类用火时，会有意或无意地烧灼地面、壁面等黏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人为烧灼而变硬的黏土，便属于陶。正因为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和经验，后来各类用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陶塑和陶器才能应运而生。（2）由于制陶原料可以是普通黏土，而陶器的焙烧温度范围又很宽，只要具有用火经验的古人皆可因实际需要而烧成陶器，所以，陶器的起源必然是多元的。（3）原始陶器因烧成温度低，极易风化，很难保存下来，故目前所见的早期陶器，都不是原始陶器。19世纪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原始人的陶器究竟是用火烧硬的，还是用简单的晾干法来处理的？这仍然是一个疑问。”他所说的“原始人的陶器”，无疑是指原始陶器。然而，假设存在用晾干法制成的土质器物，也只能称之为“土器”，而不能归入陶器范畴。至于耶利哥遗址出土的用纯黏土制坯、晒干而成的器物，究竟是待烧的陶坯，还是已用低温烘焙过的原始陶器，需要谨慎识别。我认为，陶器起源前不存在“土器”的环节，原因很简单：“土器”强度弱，遇水即化，这与人们需求陶器的理由是相悖的。
那么，陶器是如何起源的？摩尔根说：“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没有陶器以前，人们烹煮食物的方法很笨拙，其方法是：把食物放在涂着粘土的筐子里，或放在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再用烧热了的石头把食物弄熟。”他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推测，而且不能自圆其说——筐内如有水，黏土便会脱落；如无水，用烧热的石头弄熟食物也很难，因为食物不能均匀受热。受摩尔根学说的引导，关于陶器的发明，后来被进一步阐释道：“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这种建立在对美洲印第安人制陶术观察之上的推论，迄今未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我认为，即便在某一地区的陶器起源过程中存在这种情况，也并不代表它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陶器起源的多元性包括了原始陶器成型方法的多样性。
从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盆、罐等器物看，人们用手工制作这类光素无纹的陶坯时，已经掌握了较娴熟的技术，因此，陶器直接用手成型的方法可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据调查，云南佤族人用手工方法制陶，一个人做一件中号陶罐的坯，只需十多分钟。由此可知，陶器起源时人们用手直接制作陶坯，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所以说，低估先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理由的。因陶器具有耐火、耐腐蚀、防漏和隔绝内外影响的特性，又具有制作方便、成本低的优点，同时，在形状、大小上具有任意性，数量也不受生产资料的限制，故陶器在世界各地的产生和流行，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
考古资料表明，世界各地的早期陶器，均具有自身的特点，年代越早，其分布的范围就越窄，而个性则越强。这足以说明，陶器是定居生活的产物，通常情况下，制陶技术远距离传播的几率甚低。一个部落、一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决定了所烧制的陶器的形态特征，所以，世界各地陶器的造型、装饰千差万别，做工亦精粗迥异。应该看到，制坯技术的精进和装饰的渐趋精美，皆与陶器强度的提升没有关联，唯有不断提高的焙烧温度才是增加器物坚固度的主要因素。
陶器起源之初，坯件均在地面上焙烧，后来才改为用穴窑焙烧。地面上焙烧陶器，温度一般不超过800℃，而穴窑的温度则可达900-1050℃。焙烧温度的提高，加大了器物的机械强度，使之更坚固耐用。
广西甑皮岩和广东青塘出土的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陶器，烧成温度为680℃，这表明它们是在地面上焙烧而成的。河南新郑公元前5900年生右的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为700-930℃。浙江余姚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为800-1000℃。据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座横穴窑和竖穴窑的情况分析，新石器时代中期已普遍采用穴窑焙烧陶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的黑陶，烧成温度为1000℃。到了商代，硬陶的烧成温度提高至1180℃，这是窑炉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夏商时期窑炉所具有的1200℃左右的高温，不仅是增强陶器坚固度的外因，也是萌发原始瓷的催化剂。
原始瓷的形成与发展
在由陶到瓷的嬗变过程中，制坯原料的耐火性成为与窑炉温度相辅相成的因素。制陶的黏土中，氧化硅（SiO2）和氧化铝（Al2O3）为丰要成分，其他成分中的氧化铁（Fe2O3）、氧化钛（TiO2）、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钾（K2O）、氧化钠（Na2O）等为助熔物质。黏土被火烧灼时，氧化硅在助熔物质的作用下，熔融成能黏合其他物质的玻璃相，于是使黏土变得坚硬而有强度。然而，普通黏土因含有较多的助熔物质，故耐火度不高，用它制作的陶坯，在超过1000℃的窑温中，就会出现软塌变形的现象。只有用助熔物质含量较少的黏土制成的坯件，才能在高温焙烧时不变形，而高温焙烧可使制品获得更大的坚固度。化学分析数据表明，古代部分陶器胎中的主要助熔物质含量为：裴李岗文化红陶16.34%，仰韶文化彩陶14.97%，河姆渡文化红陶14.7%，龙山文化黑陶17.2%，而河南殷墟商代硬陶和江西吴城商代印纹陶的主要助熔物质含量已降至10%左右，这与商代1200℃左右的窑温是相适应的。重要的是，江西、河南、浙江、湖北、河北、山东等地出土的商代窑业制品的表面有釉，这类器物被称作原始瓷，经测定，吴城和殷墟的原始瓷胎中的主要助熔物质含量分别为7.92%和7.08%，比同时代的印纹陶和硬陶更低，这充分说明，原始瓷是制陶业发展到高温烧制阶段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瓷出现于商代中期。不久，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了二十余件原始瓷残片，施青绿色薄釉，胎质坚硬。经碳十四测定，夏县东下冯出土原始瓷的地层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残片，表面施有一层薄釉。上海闵行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残片，表面施有0.15-0.25毫米厚的釉。马桥文化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900年。事实证明，早在夏代，就已出现了原始瓷。商代，原始瓷生产更为发达。在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地区都出土了商代原始瓷，数量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多。
为了探索原始瓷的发源地，长期以来人们作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有人通过对陕西张家坡西周原始瓷和南北方青瓷胎主量元素的测定对比，认为这批原始瓷是在南方的“吴越地区”烧造的。此后，业内人士大多持商周原始瓷产于南方的观点。但是，各地出土的商周原始瓷，在造型、纹饰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因此，我在1988年发表的《瓷源刍探》一文中认为，原始瓷的起源是多元的。商周原始瓷胎微量元素的测试数据以及胎料的粒度分析结果，也证明了商代原始瓷产于多个地区。当然，要确定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系当地所产，还需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并应以窑址的发现和大量的对比测试数据作支撑。
2010年，浙江湖州南山商代原始瓷窑址的发掘，为研究原始瓷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形有豆、罐、簋、钵等，釉大多呈黄色和青黄色。器胎断面，有的中间土黄色，两侧青灰色，这表明坯件先用氧化焰焙烧，然后用弱还原焰焙烧直至停火；有的则相反，这是焙烧技术不成熟的表现。由于窑温掌握不好，故变形废弃的器物残片较多。很多器物的外表在制坯时用手蘸水抹光，烧成后出现淡紫色或褐色的光亮层，未作这样处理的器物，表面显得粗涩。部分器物的仰面和向火面上，有落灰形成的自然釉，分布不均匀，这绝不是窑工希望看到的现象。所以，人工釉是受“爆汗釉”或“落灰釉”的启发而发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制品不能称为原始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豆等器物仰面的釉层，比蘸水抹光所形成的光亮层稍厚，而且细腻均匀，应是窑工刻意施上去的。这样的釉，在上海闵行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豆上就已存在。显而易见，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发明与古代窑工的祈福心理或宗教观念有关。因高温焙烧是获得高坚固度制品的最关键的环节，整个生产的成败在此一举，故对窑工来说，火是格外重要和神圣的，而草木灰是唯一与燃烧相关的具有象征性的东西，把用草木灰和水调成的釉浆施于坯件上，被认为能在器物的烧成过程中发挥神奇的功效，釉于是出现在了夏商原始瓷上。南山窑址的各种遗物表明，当时的烧成温度、焙烧气氛、施釉工艺等均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不确定性，这反映出商代原始瓷的烧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选择助熔物质含量低的制坯原料、用高温焙烧以使器物获得较高的坚固度，是夏商时期窑工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在部分器物上施釉。最初并非出于审美的考虑。
若单从质的角度而言，西周原始瓷未必优于商代原始瓷，然西周原始瓷在施釉方面出现了较明显的变化，许多制品通体施釉，釉层亦相对较厚，由此可以看出，釉在西周原始瓷上已具有明确的审美属性。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的产量更大，而分布范围则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越国的崛起，使其境内的原始瓷生产迅猛发展，钱塘江下游地区因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的主要产地。钱塘江南岸的绍兴曾是越国的腹地，出土的春秋战国原始瓷，量多质优。在绍兴富盛曾发现以烧制碗、盘、钵等饮食用具为主的原始瓷窑址。与绍兴毗邻的上虞、萧山等地也遗存有同类的原始瓷窑址。浙江北部的德清，原始瓷生产较为发达，西周至春秋，原始瓷生产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原始瓷生产高度繁荣。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不仅规模大，器物质量高，而且产品种类非常丰富，除了饮食用具外，还有各类礼器和乐器等。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原始瓷礼器、乐器，可令人窥见统治者对高档原始瓷的需求状况。越国原始瓷生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之登上了同期原始瓷窑业的巅峰。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