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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某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忙碌于筛选汇集自己在小学期间的作文,并录入电脑、排版、自拟“书号”和“出版社”,印刷装订成书。我很好奇小学毕业生“出版”自己的文集,就询问了小学生小笛的家长小吴对自己孩子出文集的看法。小吴开心地告诉我,小学毕业这段时间,自己的女儿忙碌得很,把小学期间的作文进行筛选,每天用一些时间把选出的作文录入电脑进行排版,现在已经按“书”的规格编辑印刷成册,交给学校用于毕业展览。小吴很得意地把女儿的小学毕业文集拿给我看,并说女儿小笛也因此喜欢上了写作,并已经开始每天坚持写一篇,希望在中学毕业时有百万字的作品问世。我翻看这精心编排的类似于正规出版物的小学生文集感慨万千,在欣喜小学生有能力筛选、编辑自己文集的同时,也为这文集带给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浮躁与盲从感到忧虑。
小学毕业生“出版”自己的文集,固然可以对小学的童年时光留下美好的回忆,通过文集的筛选编辑印刷等也可以锻炼其甄别、鉴赏、审美以及协调、动手等诸项能力。然而,在这些现象背后,带给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浮躁与盲从是令人忧虑的。现在学术、文化的浮躁带来学术、文化泡沫,各类人员(包括大中小学教师)出书成风。如果此风侵入小学生及其家长心灵,更多的小学生趋之若鹜,加上家长的推波助澜,不知又有多少小学生为实现作家梦荒废学业。比如:小吴让女儿小笛在小学期间学习了二胡、书法、绘画、小记者和许多的假日活动,现在由于“出书”又开始了写作之旅。算算小笛的时间就足以看出,由于小笛参加过多的活动,文化课程学习和玩耍的时间少之又少,小学阶段学习基础知识和形成基本做人做事规范的目标,恐怕实现起来会有些困难。时下,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浮躁与盲从,大量的所谓课堂外特长活动已经够让人头痛了,再不断地把社会上流行的浮躁时髦行为,不加选择地引入小学校园,美其名曰是让小学生接受素质教育,不如说是让小学生染上社会的不良习气。
近来,我再次阅读了周士君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3日的《中国的孩子为何这么累?》的文章,该文披露: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举办在即,为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杭州某小学组织小学生给30位国家元首写邀请函,其中已有英、加等五国对“邀请”做了回应。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说,举办类似活动就是要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影响世界”(《青年时报》2006年1月11日)。2005年为海啸捐款期间,沈阳6岁的牟奕赤贞,不仅自己捐了22美元“积蓄”,还“亲笔”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了一封邀请信,“真诚地邀请他来沈阳做客”。大家知道,这些是完全超出了一个孩子心智水平的举动。周士君先生断言在这些孩子的背后,肯定不乏“高人”指点,甚至是幕后操纵,而这些孩子只不过是实现大人某些功利化梦想的一个道具而已!然而,这些视孩子为道具,不符合幼小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所谓教育活动,在许多媒体的炒作之下,迅速成为一种“一本正经”的荒唐教育素材,引起教育的连锁反应!所以,出现了2006年1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南京某中学的初中学生因睡眠严重不足,竟需要靠喝咖啡来提神的现象。周士君先生急呼:我们的孩子之所以这么累,就是在他们身上承载了大人们太多的功利化的包袱和奢望!
每每临近放假,有些学校推迟放假,变相补课的现象也多起来,有的学校甚至利用节假日把培训机构“请”进校园,但“培训员”却是本校老师。广州市某中学一位初二学生的家长对记者说,孩子去年的寒假,3个星期变成了10天,孩子根本得不到休息,又要进行新一轮的冲刺。尽管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但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补课、辅导班市场照样红红火火,其原因一方面有“不怕死”的学校,另一方面也有家长的“鼎力支持”。据了解,某中学按照省教育厅的规定取消了补课后,就有部分家长竟因担心孩子“统考”吃亏,闹着让孩子转学到有补课的学校去。学生家长黄女士已经给14岁的儿子开了6年“小灶”,家教换了11人。她说:“说实话,现在学校‘减负’,但我们不敢‘减’,整个社会都为孩子加上胜利的筹码,各式各样的考试、个体评价,哪一样不是竞争?哪一样不需要‘技高一筹’?”受过高等教育的黄女士说:“无论富有贫困,权重位低,没有哪一个家庭不在尽力为下一代争取最大的筹码。因此,才有火暴的少年宫及各式培训班。”而学校方面也不敢怠慢,不少校长直言不讳地说,升学率就是学校的生命线。一位资深老师也向记者吐露了“考试压力”的原委,考试也考老师、考学校。想继续做班主任的,想当上科组长的,想把校长位置坐稳或坐就的,就必须要保证那个班级、这所学校有着骄人的学科成绩、平均分和升学率,这个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贯穿始终。她说:“所以,为了自己不挨批,甚至力争上游,老师、学校就必须较上劲,而学生就是帮助这些老师、学校争上游的‘押’。”
近几年来,政府为了“减负”实施了新课程改革。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被人们称为“三高”(高难度、高风险、高利害)的中考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新中考要改革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主要对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中招生录取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教育部专门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提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应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六个方面的基础性发展目标,要求各地组织专门力量制定综合素质评价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将其具体化,使综合素质评价的方法具有可行性,并力求评价结果的科学和公正。
然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许多地方制定的综合评价方案中,出现的标志性成果诸如: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小发明、小创造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数学、科学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中小学电脑制作比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信息技术(计算机)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青少年航海、航空、车辆模型锦标赛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信息技术考试获“二级”及以上证书;初中阶段在市(地)及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500字及以上文章5篇及以上;初中阶段在市(地)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演讲(辩论)赛上获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小论文评选县(市、区)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团队活动个人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参加县(市、区)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文艺(乐器)汇演(仅限个人项目)获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美术(书法)作品在县(市、区)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比赛中(仅限个人项目)获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美术(书法)作品在市(地)及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5幅及以上……。这些极其功利化的标准,完全违背了新中考减轻学生负担以及通过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初衷。如此下去,不仅不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反而使学生在现有课业负担的基础上,增加了学校教育之外的社会负担,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在负重中还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污染。平静而圣洁的校园,将会因为获得各种等级证书而渗入非教育的社会不良影响,在家长、社会和学校的推波助澜下,学生专心致志于学业的纯洁之心会浮躁起来。
试想,假如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放得下,无所谓孩子是做原子弹,还是卖茶叶蛋;无所谓个体的学历、钱财、地位,只要他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就给一个中肯的“优秀”,那么,中考高考还有没有那么重要?上大学还是不是唯一出路?不同效率与资质的孩子肩上的重担还有没有那么重?然而,我们发现孩子打从娘胎起,就被放在一个所谓“科学评价的体系”当中,用极其功利的皮鞭驱赶我们的孩子负重前行。我们不禁要反问:教育真是这样的吗?教育真的应该这样吗?张树伟先生在2005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报》发表《无用性是教育本身无法估量的价值》,评价了丹尼尔·科顿姆《教育为何是无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一书的观点,给我国盛行的功利性教育当头棒喝,为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反思其教育行为给出了形象而有益的视角。
小学毕业生“出版”自己的文集,固然可以对小学的童年时光留下美好的回忆,通过文集的筛选编辑印刷等也可以锻炼其甄别、鉴赏、审美以及协调、动手等诸项能力。然而,在这些现象背后,带给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浮躁与盲从是令人忧虑的。现在学术、文化的浮躁带来学术、文化泡沫,各类人员(包括大中小学教师)出书成风。如果此风侵入小学生及其家长心灵,更多的小学生趋之若鹜,加上家长的推波助澜,不知又有多少小学生为实现作家梦荒废学业。比如:小吴让女儿小笛在小学期间学习了二胡、书法、绘画、小记者和许多的假日活动,现在由于“出书”又开始了写作之旅。算算小笛的时间就足以看出,由于小笛参加过多的活动,文化课程学习和玩耍的时间少之又少,小学阶段学习基础知识和形成基本做人做事规范的目标,恐怕实现起来会有些困难。时下,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浮躁与盲从,大量的所谓课堂外特长活动已经够让人头痛了,再不断地把社会上流行的浮躁时髦行为,不加选择地引入小学校园,美其名曰是让小学生接受素质教育,不如说是让小学生染上社会的不良习气。
近来,我再次阅读了周士君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3日的《中国的孩子为何这么累?》的文章,该文披露: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举办在即,为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杭州某小学组织小学生给30位国家元首写邀请函,其中已有英、加等五国对“邀请”做了回应。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说,举办类似活动就是要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影响世界”(《青年时报》2006年1月11日)。2005年为海啸捐款期间,沈阳6岁的牟奕赤贞,不仅自己捐了22美元“积蓄”,还“亲笔”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了一封邀请信,“真诚地邀请他来沈阳做客”。大家知道,这些是完全超出了一个孩子心智水平的举动。周士君先生断言在这些孩子的背后,肯定不乏“高人”指点,甚至是幕后操纵,而这些孩子只不过是实现大人某些功利化梦想的一个道具而已!然而,这些视孩子为道具,不符合幼小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所谓教育活动,在许多媒体的炒作之下,迅速成为一种“一本正经”的荒唐教育素材,引起教育的连锁反应!所以,出现了2006年1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南京某中学的初中学生因睡眠严重不足,竟需要靠喝咖啡来提神的现象。周士君先生急呼:我们的孩子之所以这么累,就是在他们身上承载了大人们太多的功利化的包袱和奢望!
每每临近放假,有些学校推迟放假,变相补课的现象也多起来,有的学校甚至利用节假日把培训机构“请”进校园,但“培训员”却是本校老师。广州市某中学一位初二学生的家长对记者说,孩子去年的寒假,3个星期变成了10天,孩子根本得不到休息,又要进行新一轮的冲刺。尽管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但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补课、辅导班市场照样红红火火,其原因一方面有“不怕死”的学校,另一方面也有家长的“鼎力支持”。据了解,某中学按照省教育厅的规定取消了补课后,就有部分家长竟因担心孩子“统考”吃亏,闹着让孩子转学到有补课的学校去。学生家长黄女士已经给14岁的儿子开了6年“小灶”,家教换了11人。她说:“说实话,现在学校‘减负’,但我们不敢‘减’,整个社会都为孩子加上胜利的筹码,各式各样的考试、个体评价,哪一样不是竞争?哪一样不需要‘技高一筹’?”受过高等教育的黄女士说:“无论富有贫困,权重位低,没有哪一个家庭不在尽力为下一代争取最大的筹码。因此,才有火暴的少年宫及各式培训班。”而学校方面也不敢怠慢,不少校长直言不讳地说,升学率就是学校的生命线。一位资深老师也向记者吐露了“考试压力”的原委,考试也考老师、考学校。想继续做班主任的,想当上科组长的,想把校长位置坐稳或坐就的,就必须要保证那个班级、这所学校有着骄人的学科成绩、平均分和升学率,这个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贯穿始终。她说:“所以,为了自己不挨批,甚至力争上游,老师、学校就必须较上劲,而学生就是帮助这些老师、学校争上游的‘押’。”
近几年来,政府为了“减负”实施了新课程改革。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被人们称为“三高”(高难度、高风险、高利害)的中考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新中考要改革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主要对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中招生录取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教育部专门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提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应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六个方面的基础性发展目标,要求各地组织专门力量制定综合素质评价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将其具体化,使综合素质评价的方法具有可行性,并力求评价结果的科学和公正。
然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许多地方制定的综合评价方案中,出现的标志性成果诸如: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小发明、小创造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数学、科学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中小学电脑制作比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信息技术(计算机)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级及以上青少年航海、航空、车辆模型锦标赛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信息技术考试获“二级”及以上证书;初中阶段在市(地)及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500字及以上文章5篇及以上;初中阶段在市(地)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演讲(辩论)赛上获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小论文评选县(市、区)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获县(市、区)团队活动个人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参加县(市、区)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文艺(乐器)汇演(仅限个人项目)获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美术(书法)作品在县(市、区)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比赛中(仅限个人项目)获三等奖及以上;初中阶段美术(书法)作品在市(地)及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5幅及以上……。这些极其功利化的标准,完全违背了新中考减轻学生负担以及通过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初衷。如此下去,不仅不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反而使学生在现有课业负担的基础上,增加了学校教育之外的社会负担,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在负重中还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污染。平静而圣洁的校园,将会因为获得各种等级证书而渗入非教育的社会不良影响,在家长、社会和学校的推波助澜下,学生专心致志于学业的纯洁之心会浮躁起来。
试想,假如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放得下,无所谓孩子是做原子弹,还是卖茶叶蛋;无所谓个体的学历、钱财、地位,只要他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就给一个中肯的“优秀”,那么,中考高考还有没有那么重要?上大学还是不是唯一出路?不同效率与资质的孩子肩上的重担还有没有那么重?然而,我们发现孩子打从娘胎起,就被放在一个所谓“科学评价的体系”当中,用极其功利的皮鞭驱赶我们的孩子负重前行。我们不禁要反问:教育真是这样的吗?教育真的应该这样吗?张树伟先生在2005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报》发表《无用性是教育本身无法估量的价值》,评价了丹尼尔·科顿姆《教育为何是无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一书的观点,给我国盛行的功利性教育当头棒喝,为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反思其教育行为给出了形象而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