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5年到1983年,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庆,内外部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对外封闭与对内半封闭,重庆与国外的经济技术文化方面基本没有直接交流。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重庆对内对外开放的根脉还是延续了下来,并有如下记录——
　　重庆在1958年前经营一些矿产品及农副产品的收购、调拨、转运出口及少量的加工业务,出口量很小。此后陆续成立了外贸机构和公司。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为了偿还苏联贷款,出口量有所增加。在“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全国一百多项重点项目中,重庆建有火力发电厂、肉联厂等几个项目,为重庆工业化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三线建设”,重庆由国家安排从法国和日本引进了四川维尼纶厂生产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从而开辟了我国又一个天然气化工新基地。另外在国家的統一安排下,重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提供了一些劳务和经济援助。
　　从1964年开始,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基地,重庆地区迁建了东部地区的大批企业,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83年计划单列以前,重庆开始恢复对外经贸工作。1979年,重庆宣布实行对外开放,1980年对外开港,1983年取得自营出口权。这一时期主要是为沿海口岸收购、调拨、转运出口货物。1982年开始有了一些进口贸易。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的对内开放进入一个新境界,初步培育并发展起一些个体私营企业,成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而今已经撑起重庆经济的半壁江山。
　　从这一特殊年代的开放经历,特别是“三线建设”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这两大亮点,我们仍然得到了一些启示——
　　一是开放乃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重庆开放的脚步。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成为重庆对内开放的主要亮点。“三线建设”尽管从主观上看,是国家为了战备需要,采用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结果,但在客观上促进了重庆的对内开放,不仅使重庆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奠定了对内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文精神。据不完全统计,“三线建设”从北京、天津、上海迁进重庆的移民约有50万人,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
　　二是只有顺应开放潮流,才能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重庆对内开放的又一亮点。正是顺应了开放的潮流,及时松动了政策,为在夹缝中顽强生长的个体私营经济敞开了“门缝”,才有了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占据重庆经济的半壁江山,众多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成为对外开放的生力军的现实。这一事实还启示我们,吸引境外的企业和资金是开放,吸引境内市外的企业和资金是开放,培育和发展本地民营企业、壮大非公有资本同样是开放。
　　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开放轨迹提醒我们,顺应潮流天地宽,重庆一定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机会,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