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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国家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的获奖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叫黄涛。这位被誉为“军事典籍史传写作之父”的红色编辑家，不仅是军中第一位国家出版界最高奖的获得者，也是军中第一位被载入中宣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的人。在黄涛几十年的革命史传编辑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就是组织编辑《星火燎原》丛书。这部由毛泽东题词、朱德作序的丛书不仅在精神家园上为当代人提升思想境界构建了一个伟大的教育工程，在编辑思想上也为当下出版界编辑革命史传树立了一种永恒的考量标范。在这种考量标范中，最为后人称道和推崇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者是黄涛自己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中立下的“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这一实事求是的编辑宗旨，另一者就是茅盾先生在评价《星火燎原》丛书时发出的“是历史，又是文学”的这一凸显文学性的编辑原则。
“尊重历史。存真求实”
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几十年的生涯中，“尊重历史，存真求实”一直是黄涛坚守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编辑宗旨。就算是在实事求是遭受到严重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厉批判和专案审查的黄涛也丝毫没有放弃这一编辑宗旨，而是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历史是无法编造的，不公正地记录，文章就没法写”的果敢编辑信念。
在《星火燎原》丛书编辑工作中，黄涛自始至终都坚持“三编”过后方能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稿，将初稿打印，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送军事科研单位等审核；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部队，让官兵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通过座谈会等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为保证《星火燎原》丛书能在“尊重历史，存真求实”中成书，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编前会上黄涛总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须一一核对。主要依据是党的文件决议、他人回忆录、档案资料、工具书等；有些地名还要和过去的地图、现在新出版的地图核对；然后和作者沟通，再一丝不苟地订正。”在黄涛看来，《星火燎原》丛书既是军史也是战史，这么一部面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著作，它的真实性是绝不能含糊其辞。如果因为编撰者反映得不客观，或受主观因素的制约，《星火燎原》丛书就会失去历史的价值，发挥不出它对后人的教育和启迪作用。
当年与黄涛共过事的编辑对黄涛在具体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每一篇文章时能细抠到每一个文字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据黄涛早年的同事回忆说，当时在编辑有关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文章时，有很多文章把红军用的一种叫梭镖的武器中的“镖”写成了“标”，黄涛不确定这种写法是否正确，于是翻阅了30多个版本的辞典进行仔细研究，最终认定从武器的角度来讲，用“镖”更为准确，于是及时向出版社编辑人员作了通报。在编纂一部英雄传时，打字员把一名反面人员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黄涛发现后用红笔将错误的地方更改过来，并在小样上写道：“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战争年代由于部队流动性大。不少作者在回忆当年的战斗情景时，对大量的人名、地名记忆难免有误，加之《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们都没有专门从事过军史研究，也没有一本规范的军史书供参照，对书稿中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和战役战斗情况缺乏了解。黄涛就会本着“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编辑宗旨，对史实稍有疑问的稿件暂时搁置起来，等以后弄清事实再作处理。黄涛说，革命回忆录的真实性是史料的生命，不能想象，更不能杜撰，写一事，必须确有其事，写一人，必须确有其人。他要求大家对用稿必须仔细订正，除了要与作者核对外，还要找有关来稿和历史资料查对，同时也要送有关人员审查。在编辑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史实时，他们几经查对，最后请示了陈毅元帅才确定下来。在编辑《炮和炮弹的故事》这篇文章时，他们要求作者到军事博物馆查证实物无误后才放下心来。黄涛说，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引申出几种说法，哪一种是正确的?倾向于哪一种?一定要多听多比较，要有根有据才行。
对一般人而言，坚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处理稿件也许仅仅只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对黄涛而言，在国内政局风云变幻的当时，坚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更需要的是技术之外莫大的政治勇气。从1957年开始，《星火燎原》丛书编辑部的工作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屡遭干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但在编辑涉及彭德怀的文章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黄涛并没有作出任何妥协，始终恪守着“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编辑宗旨，坚持在相关事件、战斗战役的记载中保留彭德怀的名字。黄涛说，如果不出现彭德怀的名字就太困难了，红军时期他是红三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很多著名战役都是他指挥。如果解放军的战史中不出现他的名字，那么那些战役战斗是由谁指挥?黄涛最终采用了尊重历史的态度，以致遭到了点名批判和专案审查，被强行戴上了“宣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为彭德怀评功摆好”“为彭德怀招魂”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黄涛并不气馁，更没有退却，因为在黄涛看来，“历史是无法编造的，彭德怀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每个历史阶段都参加了，而且有的战役又是他亲自指挥的，不提到他，文章就没法写。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后来，黄涛得知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星火燎原全集》准备重新全套完整地出版时，特地把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请到病榻前，语重心长地嘱咐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文章要补上，存在不合适的用词也要作出订正。”“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黄涛以一个编辑前辈的拳拳之心向后辈传授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这一革命史传编辑的最高宗旨。
正是黄涛对“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编辑宗旨的矢志不渝地坚守，才使得这部共产党人的传世家谱《星火燎原》丛书时间愈久，就愈能凸显出它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让一支伟大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历经30年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如历史镜头般得以真实再现。
“是历史，又是文学”
如果说“尊重历史，存真求实”所体现的实事求是是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坚守的最高编辑宗旨的话，那么“是历史，又是文学”(茅盾语)所体现的凸显文学性则是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黄涛看来，编辑革命史传作品如果忽略必要的文采和动人的情节，是难以吸引打动读者的，因此，在编辑 《星火燎原》丛书中除了注重真实性的同时，还必须注重丛书的文学性。基于这种编辑思想的指导，今天我们在阅读《星火燎原》丛书时，才能切身感受到其中众多篇章情节细腻感人，读之如同亲人家书，既无浮夸虚妄之词，却含感人肺腑之情。难怪一代文豪郭沫若誉之为“是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是记述中国革命的东方史诗”，“比虚拟的文学作品还要吸引人”。据统计，《星火燎原》丛书有1000多篇文章被全国报刊发表转载，30多篇文章先后人选过中小学语文课本，还有大量被改编成影视剧、话剧等艺术作品，给后人留下了众多难以释怀的不朽名篇。
我们这套书是历史，也是文学，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既体现历史的真实性，又凸显文学的形象性。这是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的一句口头禅。在黄涛看来，回忆录的作者是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记录下来的史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很有价值。但同时，它写的是真人真事，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有独特的魅力，所以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凸显《星火燎原》丛书的文学形象性是编辑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原则。据当年参与编辑《星火燎原》丛书的王梦岩回忆，他采访王观澜编写的一篇反映中央苏区八县查田运动的稿子交到黄涛手里后，第二天就被黄涛退了回来。黄涛指示王梦岩要重新采访，补充细节，解决稿子中众多生硬死板不生动的毛病。于是他再次去采写，进一步了解到了王观澜找贫雇农谈话以及工作人员化装成老百姓打消地主富农顾虑等细节。把这些细节写进去以后不仅稿子故事性增强了，语言也更为生动了，等再次交到黄涛手里，黄涛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样的例子当时还有很多，让王梦岩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黄涛为4篇文章组织的研讨会。第一篇《出奇制胜》，本是一篇废稿，但经过两位编辑3次采访、3次修改竟变成了一篇好文章。第二篇《回民支队》，这篇稿件断断续续四易其稿，历经一年之久，最后不论在体现主题还是使用材料方面，都非常成功。第三篇叫《四连整风前后》，原稿主题鲜明、语言生动，但结构松散、人物凌乱。经过打散结构，重新组合，去掉三个人物，调换一段引文，改动几处不妥的描写，稿件被改成了一篇好文章。第四篇叫《地下医院》，原稿写得很一般，但揭示了人民是靠山的思想，为此，编辑人员根据文中提供的线索，重新采访编写，在细节上作了合理想象，使得这篇稿件审稿时一路通过。就这样，在黄涛坚守着的“是历史，又是文学”凸显文学性这一编辑原则的把关下，《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人员总会运用文学元素对来稿提炼主题，合理裁剪，精心润色，如此精雕细刻之下，才有了今天的一篇篇文学作品。
“比小说还好看的纪实，比影视还好看的画卷。”这是几十年来读者对《星火燎原》丛书所作出的最为一致的评价。今天，大凡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读过中小学的人，相信耳边会常会不经意响起那些曾经在中小学课堂中百读不厌的革命名篇：《朱德的扁担》《一袋干粮》《一副担架》《老山界》《我跟父亲当红军》《冲破天险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金色的鱼钩》等等，那一个个铭记于心的革命英雄，那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革命故事，如涓涓细流般融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成长的集体记忆中。在他们人生最早的启蒙阶段，正是《星火燎原》丛书中的那些充满文学性的篇章让他们了解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激励起他们去学习革命先辈那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为自己将来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因此，《星火燎原》丛书能建构出如此巨大的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虽说离不开革命先辈们的动情记述，但又何尝能离开黄涛等一大批红色编辑家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对“是历史，又是文学”凸显文学性这一编辑原则的恒久坚持。
这种“是历史，又是文学”凸显文学性编辑原则的恒久坚持，不仅使《星火燎原》丛书自身留下了无数的文学名篇，也使《星火燎原》丛书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艺创作资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星火燎原》丛书就先后为一大批闪耀千古的革命文艺作品提供了创作上的灵感和资源，比如电影《突破乌江》《万水千山》《四渡赤水》《闪闪的红星》等和歌剧《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等等，它们就是借助于《星火燎原》丛书提供的文艺创作资源才获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以感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而作为《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之一的军旅作家王愿坚，他更是以毕生的精力去学习《星火燎原》丛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创作营养，创作出了《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短篇小说名篇。因此可以说，凭借着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所进行的文学性的渗透，《星火燎原》丛书出版之后已经成为了一座蕴藏着巨量文艺创作资源的宝库，其昭示出的巨大文学价值和资源价值都难以估量。以至今天，当我们这些后来人在进行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时，都会把《星火燎原》丛书作为创作时必不可少的书目。
2009年，为向新中国60华诞献上一份厚礼，总计千余万字共卷的《星火燎原全集》由解放军出版社完整出版了。作为一部十分珍贵的共产党人传世家谱，它在向我们传递革命先辈打江山创基业的艰难经历和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鲜血的献身精神时，也让我们由衷地怀念起已于2008年逝世的一代红色编辑家黄涛。正是他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坚守“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编辑宗旨和“是历史，又是文学”的编辑原则，才有了今天《星火燎原》丛书为我们后人竖起的一座历史和文学相互交融的精神丰碑。
参考文献：
[1]冯文礼，黄涛：一生践行“星火燎原精神”[N]，中国新闻出版。2008-04-16，
[2][5]蔡伟，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字的书——《星火燎原》[N]，新闻午报，2008-03-17，
[3]刘国顺，王南方，王坤宁，黄涛：半世纪的追求不变的信仰[EB/OL]，http：//www.gmw.cn/content/2008-09/05/content_833118.htm，
[4]章红雨，马成翼，《星火燎原》的半世纪[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02-29，
“尊重历史。存真求实”
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几十年的生涯中，“尊重历史，存真求实”一直是黄涛坚守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编辑宗旨。就算是在实事求是遭受到严重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厉批判和专案审查的黄涛也丝毫没有放弃这一编辑宗旨，而是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历史是无法编造的，不公正地记录，文章就没法写”的果敢编辑信念。
在《星火燎原》丛书编辑工作中，黄涛自始至终都坚持“三编”过后方能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稿，将初稿打印，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送军事科研单位等审核；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部队，让官兵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通过座谈会等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为保证《星火燎原》丛书能在“尊重历史，存真求实”中成书，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编前会上黄涛总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须一一核对。主要依据是党的文件决议、他人回忆录、档案资料、工具书等；有些地名还要和过去的地图、现在新出版的地图核对；然后和作者沟通，再一丝不苟地订正。”在黄涛看来，《星火燎原》丛书既是军史也是战史，这么一部面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著作，它的真实性是绝不能含糊其辞。如果因为编撰者反映得不客观，或受主观因素的制约，《星火燎原》丛书就会失去历史的价值，发挥不出它对后人的教育和启迪作用。
当年与黄涛共过事的编辑对黄涛在具体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每一篇文章时能细抠到每一个文字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据黄涛早年的同事回忆说，当时在编辑有关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文章时，有很多文章把红军用的一种叫梭镖的武器中的“镖”写成了“标”，黄涛不确定这种写法是否正确，于是翻阅了30多个版本的辞典进行仔细研究，最终认定从武器的角度来讲，用“镖”更为准确，于是及时向出版社编辑人员作了通报。在编纂一部英雄传时，打字员把一名反面人员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黄涛发现后用红笔将错误的地方更改过来，并在小样上写道：“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战争年代由于部队流动性大。不少作者在回忆当年的战斗情景时，对大量的人名、地名记忆难免有误，加之《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们都没有专门从事过军史研究，也没有一本规范的军史书供参照，对书稿中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和战役战斗情况缺乏了解。黄涛就会本着“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编辑宗旨，对史实稍有疑问的稿件暂时搁置起来，等以后弄清事实再作处理。黄涛说，革命回忆录的真实性是史料的生命，不能想象，更不能杜撰，写一事，必须确有其事，写一人，必须确有其人。他要求大家对用稿必须仔细订正，除了要与作者核对外，还要找有关来稿和历史资料查对，同时也要送有关人员审查。在编辑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史实时，他们几经查对，最后请示了陈毅元帅才确定下来。在编辑《炮和炮弹的故事》这篇文章时，他们要求作者到军事博物馆查证实物无误后才放下心来。黄涛说，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引申出几种说法，哪一种是正确的?倾向于哪一种?一定要多听多比较，要有根有据才行。
对一般人而言，坚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处理稿件也许仅仅只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对黄涛而言，在国内政局风云变幻的当时，坚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更需要的是技术之外莫大的政治勇气。从1957年开始，《星火燎原》丛书编辑部的工作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屡遭干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但在编辑涉及彭德怀的文章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黄涛并没有作出任何妥协，始终恪守着“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编辑宗旨，坚持在相关事件、战斗战役的记载中保留彭德怀的名字。黄涛说，如果不出现彭德怀的名字就太困难了，红军时期他是红三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很多著名战役都是他指挥。如果解放军的战史中不出现他的名字，那么那些战役战斗是由谁指挥?黄涛最终采用了尊重历史的态度，以致遭到了点名批判和专案审查，被强行戴上了“宣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为彭德怀评功摆好”“为彭德怀招魂”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黄涛并不气馁，更没有退却，因为在黄涛看来，“历史是无法编造的，彭德怀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每个历史阶段都参加了，而且有的战役又是他亲自指挥的，不提到他，文章就没法写。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后来，黄涛得知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星火燎原全集》准备重新全套完整地出版时，特地把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请到病榻前，语重心长地嘱咐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文章要补上，存在不合适的用词也要作出订正。”“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黄涛以一个编辑前辈的拳拳之心向后辈传授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这一革命史传编辑的最高宗旨。
正是黄涛对“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编辑宗旨的矢志不渝地坚守，才使得这部共产党人的传世家谱《星火燎原》丛书时间愈久，就愈能凸显出它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让一支伟大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历经30年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如历史镜头般得以真实再现。
“是历史，又是文学”
如果说“尊重历史，存真求实”所体现的实事求是是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坚守的最高编辑宗旨的话，那么“是历史，又是文学”(茅盾语)所体现的凸显文学性则是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黄涛看来，编辑革命史传作品如果忽略必要的文采和动人的情节，是难以吸引打动读者的，因此，在编辑 《星火燎原》丛书中除了注重真实性的同时，还必须注重丛书的文学性。基于这种编辑思想的指导，今天我们在阅读《星火燎原》丛书时，才能切身感受到其中众多篇章情节细腻感人，读之如同亲人家书，既无浮夸虚妄之词，却含感人肺腑之情。难怪一代文豪郭沫若誉之为“是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是记述中国革命的东方史诗”，“比虚拟的文学作品还要吸引人”。据统计，《星火燎原》丛书有1000多篇文章被全国报刊发表转载，30多篇文章先后人选过中小学语文课本，还有大量被改编成影视剧、话剧等艺术作品，给后人留下了众多难以释怀的不朽名篇。
我们这套书是历史，也是文学，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既体现历史的真实性，又凸显文学的形象性。这是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的一句口头禅。在黄涛看来，回忆录的作者是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记录下来的史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很有价值。但同时，它写的是真人真事，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有独特的魅力，所以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凸显《星火燎原》丛书的文学形象性是编辑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原则。据当年参与编辑《星火燎原》丛书的王梦岩回忆，他采访王观澜编写的一篇反映中央苏区八县查田运动的稿子交到黄涛手里后，第二天就被黄涛退了回来。黄涛指示王梦岩要重新采访，补充细节，解决稿子中众多生硬死板不生动的毛病。于是他再次去采写，进一步了解到了王观澜找贫雇农谈话以及工作人员化装成老百姓打消地主富农顾虑等细节。把这些细节写进去以后不仅稿子故事性增强了，语言也更为生动了，等再次交到黄涛手里，黄涛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样的例子当时还有很多，让王梦岩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黄涛为4篇文章组织的研讨会。第一篇《出奇制胜》，本是一篇废稿，但经过两位编辑3次采访、3次修改竟变成了一篇好文章。第二篇《回民支队》，这篇稿件断断续续四易其稿，历经一年之久，最后不论在体现主题还是使用材料方面，都非常成功。第三篇叫《四连整风前后》，原稿主题鲜明、语言生动，但结构松散、人物凌乱。经过打散结构，重新组合，去掉三个人物，调换一段引文，改动几处不妥的描写，稿件被改成了一篇好文章。第四篇叫《地下医院》，原稿写得很一般，但揭示了人民是靠山的思想，为此，编辑人员根据文中提供的线索，重新采访编写，在细节上作了合理想象，使得这篇稿件审稿时一路通过。就这样，在黄涛坚守着的“是历史，又是文学”凸显文学性这一编辑原则的把关下，《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人员总会运用文学元素对来稿提炼主题，合理裁剪，精心润色，如此精雕细刻之下，才有了今天的一篇篇文学作品。
“比小说还好看的纪实，比影视还好看的画卷。”这是几十年来读者对《星火燎原》丛书所作出的最为一致的评价。今天，大凡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读过中小学的人，相信耳边会常会不经意响起那些曾经在中小学课堂中百读不厌的革命名篇：《朱德的扁担》《一袋干粮》《一副担架》《老山界》《我跟父亲当红军》《冲破天险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金色的鱼钩》等等，那一个个铭记于心的革命英雄，那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革命故事，如涓涓细流般融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成长的集体记忆中。在他们人生最早的启蒙阶段，正是《星火燎原》丛书中的那些充满文学性的篇章让他们了解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激励起他们去学习革命先辈那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为自己将来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因此，《星火燎原》丛书能建构出如此巨大的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虽说离不开革命先辈们的动情记述，但又何尝能离开黄涛等一大批红色编辑家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对“是历史，又是文学”凸显文学性这一编辑原则的恒久坚持。
这种“是历史，又是文学”凸显文学性编辑原则的恒久坚持，不仅使《星火燎原》丛书自身留下了无数的文学名篇，也使《星火燎原》丛书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艺创作资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星火燎原》丛书就先后为一大批闪耀千古的革命文艺作品提供了创作上的灵感和资源，比如电影《突破乌江》《万水千山》《四渡赤水》《闪闪的红星》等和歌剧《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等等，它们就是借助于《星火燎原》丛书提供的文艺创作资源才获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以感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而作为《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之一的军旅作家王愿坚，他更是以毕生的精力去学习《星火燎原》丛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创作营养，创作出了《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短篇小说名篇。因此可以说，凭借着黄涛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所进行的文学性的渗透，《星火燎原》丛书出版之后已经成为了一座蕴藏着巨量文艺创作资源的宝库，其昭示出的巨大文学价值和资源价值都难以估量。以至今天，当我们这些后来人在进行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时，都会把《星火燎原》丛书作为创作时必不可少的书目。
2009年，为向新中国60华诞献上一份厚礼，总计千余万字共卷的《星火燎原全集》由解放军出版社完整出版了。作为一部十分珍贵的共产党人传世家谱，它在向我们传递革命先辈打江山创基业的艰难经历和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鲜血的献身精神时，也让我们由衷地怀念起已于2008年逝世的一代红色编辑家黄涛。正是他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坚守“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编辑宗旨和“是历史，又是文学”的编辑原则，才有了今天《星火燎原》丛书为我们后人竖起的一座历史和文学相互交融的精神丰碑。
参考文献：
[1]冯文礼，黄涛：一生践行“星火燎原精神”[N]，中国新闻出版。2008-04-16，
[2][5]蔡伟，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字的书——《星火燎原》[N]，新闻午报，2008-03-17，
[3]刘国顺，王南方，王坤宁，黄涛：半世纪的追求不变的信仰[EB/OL]，http：//www.gmw.cn/content/2008-09/05/content_833118.htm，
[4]章红雨，马成翼，《星火燎原》的半世纪[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