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05年，“矿难频发”绝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据国家安监总局统计，2005年1月1日至12月18日，全国煤矿发生事故67起、死亡2671人，同此增加19起、1141人。矿难触目惊心，却又逐渐麻木着神经。这并非人性的冷漠，实在是频繁的矿难报道已经令人有点“审丑疲劳”了，人们对矿难已经说得太多， 几乎无话可说，也不想再说了。
　　但是，2671条逝去的生命要求我们说，不可预知、可能还会因矿难而丧生的工人兄弟要求我们说。在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里，生命的理由高于一切。
　　2005年，围绕矿难，人们熟知了这样几个关键词：安监总局、李毅中、官煤勾结、限期撤资、关闭不合格煤矿、国有煤矿特大事故……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形式上看是机构的升级，实质上表明了国家治理矿难的决心。李毅中走马上任接了一份“苦差事”。一年中，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地矿难现场，处理事故，调查原委，电视画面上总是看到他愁苦的面容，并且日渐疲惫；报纸上不断出现他批评、怒斥的文字，而往往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又闻爆炸声。李毅中纵有三头六臂，也未能遏制矿难频发的局面。
　　“官煤勾结”问题的提出，点中了矿难一再发生的“命门”。勾结是因为利益，为了利益会不顾人命。攫取利益最大化势必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使安全生产仅仅成为口号，进而使生命的损失趋向扩大化。清查官煤勾结，限期撤资退股，就是切断利益链接，以此遏制矿难。问题是，这项措施远未实施到位。有人“宁丢乌纱也不撤资”是例证，有地方一再延期“大限”时日也是例证。前者是个人对抗组织，后者是地方对抗中央。如此，遏制矿难的希望岂不又减少了 几分？
　　对于矿难频发，起初人们把矛头直指私采滥挖的小煤窑，并且官煤勾结也确实大多发生在那些非公企业。或许这也是国家下决心关闭4000家小煤矿的原因之一。然而，2005年的矿难新动向又暴露了问题的另一面；特别重大、死亡百人以上的矿难，大多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甚至是曾获“安全奖”的大矿。这很耐人寻味，我们不得不开始审视新的问题。
　　按说，国有大矿管理基础好，各项制度健全、措施到位，本不该发生大的事故。为什么发生了呢？说穿了，还是利益(或功利)驱动。
　　小煤矿私采滥挖，背后又勾结官员支撑，以低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国有矿为了竞争和生存，也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这就不可避免地殃及本来就欠账的安全投入。如果国有矿的领导者再有“业绩情结”，甚或也有官煤勾结，无视矿工生命安全，导致矿难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煤勾结，权力介入资源市场配置，首先坏了规矩；小煤窑私采滥挖，以低成本牟取暴利，进一步破坏了规矩；国有矿追求效益、业绩，超能力开采，在更大程度上坏了规矩。这样一个因果链接，才演变成今日矿难频发的局面。而在整个演变过程，所有的相关人都无视工人的利益，特别是工人的生命权益。相反，演变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牺牲工人权益为代价的，直至矿难发生，夺去了几千名工人鲜活的生命！
　　为了遏制矿难，国家没少想办法，也没少采取措施，包括对工人权益的保护。 提高矿难赔偿标准、规定矿长带班下井、启动风险抵押……但这些都不足以与人的生命抵偿、弥补。生命的理由高于一切，金钱、权力、乌纱必须让路。
　　根治矿难的关键首先在于遏制权力的滥用，而对权力的限制在于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禁止公职人员经商是有明文规定的，触犯了就该惩处。此次清查官煤勾结，撤资有期限，主动者不追究，实际上是执行纪律的让步，因此才会出现对抗。采矿准入、审批权限、安全措施到位等等，都应该严格法律界定 ，越界者一律依法论罪，相信比痛斥、撤职更管用。
　　遏制矿难，没有谁比井下的工人更紧迫、更忧虑、更有发言权了，但我们很少听到工人的声音。工人对安全生产的意见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有更大的、甚至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的实现应该借助于工会组织的力量。发现安全隐患，工会应该有权代表工人交涉，直至要求停产。工人、工会权益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惟愿这过程加快。因为人命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