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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人为什么可以从电线杆贴小广告发展到这么大?因为这方面的管理有很大的缺陷。就像闯红灯，一个人过去了，没事。就会有很多人跟着过去
《瞭望东方周刊》第157期刊发《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一文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位曾在莆田系民营医院担任中层业务领导职务的皮肤病性病科医生，站出来向本刊自曝内幕。他眼中的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者，不是在办医院，而是在“做生意”，有时几乎是明目张胆的诈骗和抢夺。
在上海医疗卫生界，几乎无人不知上海博爱医院的大名。该医院号称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前身是1976年创办的上海轻工职工医院，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轻工职工医院以2000多万元的价格将整体产权转让给了上海晟新实业有限公司，由此诞生了上海首家由国有转为民营的医院，曾轰动一时。改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改制不久就实现盈利。到了2004年前后，该医院每年营收8000万元。
2004年，莆田系数家医疗投资公司曾入股上海博爱医院。王家屏(化名)医生曾供职于上海博爱医院，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因为上海博爱医院号称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莆田人入主博爱医院后，就像是攻下了桥头堡，十分得意”。
上海博爱医院现任院长杨国贤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当时莆田人的股份是中骏20％，美迪亚20％，澳信20％。熟悉莆田系民营医院的人都知道，这三家医疗投资集团的掌门人即为曾被称为莆田游医大佬的詹玉鹏、詹国团和林宗金。三家极有实力的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集团同时注资一家民营医院，在业内十分罕见。
林宗金曾担任博爱医院总经理，他在接受《中国卫生产业》杂志采访时，号称“要在几年内开数十家博爱医院”，并称“我的理想是做中国医院永远的领跑者。”
但林宗金们似乎没有想到的是，莆田系入主博爱医院后就“屡遭挫折”。到了2006年3月，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市工商、药监、物价等有关部门对全市医疗机构的专项检查中，上海博爱医院成为问题最多的医院。违规项目包括“使用‘毁灭癌症细胞、提高存活率’等明显违规用语；门口则擅自挂有‘瑞士羊胚胎素注射亚洲服务中心’等招牌；擅自实行医保、自费病人收费‘双轨制’，部分收费项目自费病人要高出医保病人达三四倍，且未明码标价。”
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久之后，博爱医院就被取消了医保资格，过了一段时间莆田系多数股份黯然退出博爱医院。”
药物在莆田系生意链中占重要地位
上海轻工职工医院改制成博爱医院后，第一任掌门人是彭少成。根据资料介绍，彭少成于1987～1994年留学日本东京昭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4年底回国来上海创办留学人员企业——上海仁康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建立中国最大的人体“皮肤库”。1999年后任博爱医院院长。在王家屏眼里，彭少成是个能人。2002年，彭少成还当选为第八届民建中央委员。但当时博爱医院的大老板并非彭少成而是陈本亭。
杨国贤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拿出一本名为《上海社交圈》的杂志，陈本亭的照片赫然入目，他位列该杂志排出的“上海300名流”，头衔是上海博爱健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年6月，莆田系三家医疗投资公司入股上海博爱医院。王家屏告诉本刊记者，“莆田人的总投资是7000万，参股60％。2004年6月20号时，在医院干部会上宣布医院要被接管了，来了总经理、副总经理，人事、财务、药械总监等主要的职能部门都换了负责人，原来的2个副院长就留用了，一个杨院长，一个张院长。”
莆田人操作的医院，一个特点是有专门的市场部、策划部。王家屏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分工非常细、里面非常全，七八个人，配有电脑。每个月都有定额的资金，分别负责联系网站、平面媒体等等，这笔钱是必须要花出去的。他们的头头的工资比做手术的主任医师还要高。”
在王家屏眼里，莆田人人主博爱医院后，除了企业架构发生巨大变化外，办院思路也发生很大改变。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了后就大肆做广告，他们认为医院的好坏在经营不在技术、在市场推广不在质量好坏。广告做的好医院就赚钱，他们把医院看作是一个朝阳产业。他们的法宝就是广告和药物。博爱医院被他们接管后，药换了大概有1／3。”
药物在莆田系的生意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孙捷是台州博爱医院院长，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比如说，莆田系的一家药厂，将某个药品换个剂量、名称和包装，然后拿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后再把这些药推广到莆田系民营医院中，原本药价是2元，现在卖200元。因为这个药只在熟悉的医院里销售，别的医院没有出售，因此患者没有比较余地，也不知道价格高低。因为这些医院是一个系的，所以也不会互相压价竞争。加上医生天花乱坠地吹这个药效果有多好，患者难免会上当，这样一来，医院和药厂就可以联手赚黑心钱了。”
泌尿科，妇科当家
除了医院架构完全按照企业化操作，经营思路改变很大外，医院内部的科室设置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王家屏告诉本刊记者，“莆田人是按产品来调整科室结构的，专门搞泌尿科、妇产科，而将原来的性病皮肤病科弱化。”之所以如此操作，自有他们的道理。他说，“上海市性病治疗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非常规范了。性病门诊必须申请，还要有专业医生，要培训，要有上岗证，培训要到市里去的，考核，每年还要轮训，设备、化验室也同样需要申请。性病还有管理体制，性病科是要专门有人来管理、汇报的，医院里要有性病管理小组，要副院长兼负责人。一个月开次会。半年开一次大会，不合格的扣分、罚款，很严格。性病查了是阳性，要有24小时的汇报制度，还要有经过注册的医生签字。但是莆田人来了后就全不一样了。”
将性病科纳入泌尿科、妇科后，这些管理体制就可以规避了。
“于是，博爱医院有预诊，里头有护士给你分诊，有专门的小吧台。只要和皮肤性病有关的，一看是女的，就让你去妇科。是男的就去三楼。皮肤科的几个医生都进到妇科去。皮肤科病人就给你查阴道分泌物，一查，阳性率特别高，一高就开药方。”
博爱医院皮肤性病科原来每天都有几个性病病人上报，莆田系入主后，由于泌尿科、妇产科将病人分流，连续2—3个月(阳性数据)都没有报上去。此事引起了上级卫生监督部门的重视。
除了皮肤性病科实际上被泌尿科、妇产科替代外，这两个科室在全院的地位也空前提高。
以泌尿科为例，他们将泌尿科里搞得很大，里头设几个小房间，还有专门的输液室。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而按照国家规定，医院门诊输液 必需集中，一般不许分设的，因为输液时可能会有紧急状况，所以输液室要配氧气瓶等设备，还要有抢救专业人员。这样的设置，万一泌尿科室内输液发生问题就很危险。”
一位现已离开博爱医院的眼科医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自从2004年莆田人来了以后，医院的人员流动非常大。莆田人将主要精力与资产都投给了泌尿科、妇科等科室，一些需要资金投入的传统科室日渐萎缩。比如眼科，既需要高科技的设备，又不能很快地来钱，很自然地受到了冷落。不少医师就此离开。”
而对于莆田人走后医院的员工流动状况，杨国贤院长表示并没有刻意地将“莆田帮”区分开来。“博爱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我们从不区分。如果能融进来，都能用，但是在我们的岗位上就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他只是表示，每年年终述职时，会有一部分不合要求的人被淘汰。
杨国贤承认莆田人时期的博爱医院确实重点突出了妇科、泌尿科等科目，但他不认为传统科室曾被偏废。
阳性率太低怎么办
经过架构再造后莆田系开始集中资源专攻他们的强项——泌尿科、妇产科。而这两个科室能否配大药方、赚大钱的关键是病人的阳性率高不高。
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莆田人接管医院后，招了好多新医生来。化验室老的员工操作比较规范，阳性率不高，莆田人不满意了。说报表上阳性率太低，于是专门从杭州调来一个女化验员，30岁左右。原来化验工作是几个人轮班轮流做的，她来了以后，都是她来做了。”
尽管从博爱医院辞职已1年多，但王家屏对这个女化验员的手段记忆犹新。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有次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问我：‘你这个病人情况怎么样?’我问她是哪里的，她说是化验室的，有些情况要跟我核对核对。我说：‘病人已经走了，病历在我这里。你要看看吗’她说：‘那我这个病人就报阳性了啊。”’
有了阳性率支撑后，接下去的事情就好办了。“化验单给病人一看确实是阳性的，病人本来就有点晕晕乎乎、提心吊胆的。没有人会怀疑化验室的报告是假的。接下去就是挨宰了。”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王家屏说，一般性病的规范治疗花几百元甚至几十元就可以痊愈，但现在有的民营医院诊断出来阳性后，动辄就让病人花数万甚至几十万。
杨国贤否认博爱医院曾有人人为提高阳性率，他接受《瞭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化验一直是参加上海市直控的，就是上海实验质量控制小组，参加了6年了，没中断过。人员有进有出，没有人专门做哪项，每次直控检查都是合格的。不会有假报告这样的情况出现，不允许的。”
关于性病的治疗，本来国家有诊疗标准和治疗方案，作为拥有长期治疗性病皮肤病经验的主任医师，王家屏认为，性病其实并不可怕，一些普通廉价的抗生素就可以治愈。
但是，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不会放过发财的良机。
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国家的诊疗标准，虽然一般医院也未必遵守，但是莆田人就更出格了。不光要输液，接下来还要理疗，再搞什么微波啊、射频啊之类的医疗器械。本来性病理疗也是有的，但这是辅助性的。他们却让病人输液后去理疗，理疗完了再输液，这样反复好几次。一般看个性病，就要花1万多块以上。”
接下去是复查。王家屏说，“等病人回来复查时，往往又说是阳性。医生劈头就问，“你同房了吗?在外面又玩过吗?你喝酒了吧?”于是这些都可以成为阳性的理由。
病人之所以挨宰，是莆田人抓住了性病病人的心理。王家屏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性病病人本来就心理压力比较大，怕家里老婆、孩子感染，怕老婆离婚什么的。莆田游医就是利用了这个心理。”
莆田系败走
2006年3月，在市卫生局会同工商、药监、物价等有关部门对全市医疗机构的专项检查中，上海博爱医院成为问题最多的医院。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那次专项检查后，博爱医院的医保资格就被取消了。病人急剧减少，后来莆田人把医院托管给了香港一家医疗集团，之后又回到了陈本亭手里。”
2007年1月，本刊记者以患者身份咨询了徐汇区医保局，证实博爱医院被停医保是因为收费问题。
王家屏说，“2004年莆田人刚刚接管博爱医院时，在其他地方办医院的莆田人也车水马龙地来参观。当时他们很得意，是想大干一番的。博爱医院作为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又有医保的，他们把它当作在上海的桥头堡。”
对于这番变故，博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彭少成已不愿意多讲，他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医生来讲，(他的评价)有他的角度。对于股东来说，好的时候买，不好的时候卖。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他认为性病医生王家屏反映的情况可能带有个人情绪，并表示莆田人当时也并非正式接管博爱医院。“詹玉鹏、林宗金他们跟陈本亭是朋友关系，也就是试试看。做了一年就走了。”
彭少成目前经营着一家名为“康汇”的医疗保健会馆，以抗衰老的特需医疗服务为特色。据本刊记者了解，该会馆是去年底成立的，专门为高端人群提供抗衰老保健服务，承接大型企业集团的员工体检服务。
对于博爱医院，他不愿多谈。认为谈这些没有意义。“我现在很低调地在做人，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希望有任何报道。”他表示自己最近两三年来都没再接受采访了。
对于莆田系为人诟病的医院经营之道，彭少成说：“这个要一分为二地看。谁搞第一桶金的时候没有不光彩的地方?他们赚了钱之后，现在还是有些医院很正规的。有些老板都在读MBA。”
2007年1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发采访传真至林宗金所在的澳信集团，但办公室人员称林宗金在外出差，不便接受采访。1月16日，本刊记者再次致电澳信集团，办公室人员称林宗金仍在出差，向其索要林手机号码时也遭拒绝。
医院不应该是急功近利的
对于莆田系一进一出的教训，杨国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莆田系的进入是博爱医院在转制发展过程中所走的弯路，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切都在摸索。我国缺乏对民营医院的引导，这也是我们走弯路的原因。”他说，莆田人进入后，在经营理念、方法上与医院原有的管理层确实都有很多的不一致，“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规律，医院不应该是急功近利的，不该是暴利行业。这违背了行业规律。”
在利益的驱动下，莆田系入主后的博爱医院一度存在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并在2005年频频被媒体曝光，2006年4月还被停了医保。眼见博爱的发展似乎走上歧路，医院的经营管理层都开始反思。杨国贤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医保停掉是一个契机，把莆田人清除了出去。”
莆田人走后的博爱医院仍保留了企划部，但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现任企划部主任刘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现在的企划部相当于医院的宣传科，主要负责院内宣传，并从事些公益活动以提升医院整体声誉。人员也都换了一拨。“我以前从没做过医院，对于那种拼命打广告的做法也是非常厌恶的。工作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却没有真正标杆意义的民营医院范本。这让杨国贤感到遗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曾去新加坡等地考察过，私立医院在那里都体现着高档服务，是身份的象征，而我国的情况却有这么大的反差。如果有外国代表团来，想要参观上海最好的私立医院，我看还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
对于莆田系在博爱医院的一进一出的前后变化，王家屏用这样一句话总结，“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者不是来给上海人民带福祉、参与改革的。部分莆田游医，趁国家政策还没出来，医改方案还在制订，先占地盘、趁虚而入。事实证明部分莆田系医院投资者完全是搅局者，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
部分违规操作的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者为何能趁虚而入，成为中国多数民营医院的掌门人，和莆田人打过交道的杨国贤认为，“莆田人现象实际上也有一种必然。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实质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从电线杆贴小广告发展到这么大?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土壤?因为这方面的管理有很大的缺陷。民营医院的发展应该是个潮流，但是却缺乏对民营医院的引导，给了他们很大的空间。这就像闯红灯，—个人过去了，没事，就会有很多人跟着过去。”
《瞭望东方周刊》第157期刊发《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一文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位曾在莆田系民营医院担任中层业务领导职务的皮肤病性病科医生，站出来向本刊自曝内幕。他眼中的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者，不是在办医院，而是在“做生意”，有时几乎是明目张胆的诈骗和抢夺。
在上海医疗卫生界，几乎无人不知上海博爱医院的大名。该医院号称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前身是1976年创办的上海轻工职工医院，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轻工职工医院以2000多万元的价格将整体产权转让给了上海晟新实业有限公司，由此诞生了上海首家由国有转为民营的医院，曾轰动一时。改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改制不久就实现盈利。到了2004年前后，该医院每年营收8000万元。
2004年，莆田系数家医疗投资公司曾入股上海博爱医院。王家屏(化名)医生曾供职于上海博爱医院，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因为上海博爱医院号称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莆田人入主博爱医院后，就像是攻下了桥头堡，十分得意”。
上海博爱医院现任院长杨国贤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当时莆田人的股份是中骏20％，美迪亚20％，澳信20％。熟悉莆田系民营医院的人都知道，这三家医疗投资集团的掌门人即为曾被称为莆田游医大佬的詹玉鹏、詹国团和林宗金。三家极有实力的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集团同时注资一家民营医院，在业内十分罕见。
林宗金曾担任博爱医院总经理，他在接受《中国卫生产业》杂志采访时，号称“要在几年内开数十家博爱医院”，并称“我的理想是做中国医院永远的领跑者。”
但林宗金们似乎没有想到的是，莆田系入主博爱医院后就“屡遭挫折”。到了2006年3月，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市工商、药监、物价等有关部门对全市医疗机构的专项检查中，上海博爱医院成为问题最多的医院。违规项目包括“使用‘毁灭癌症细胞、提高存活率’等明显违规用语；门口则擅自挂有‘瑞士羊胚胎素注射亚洲服务中心’等招牌；擅自实行医保、自费病人收费‘双轨制’，部分收费项目自费病人要高出医保病人达三四倍，且未明码标价。”
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久之后，博爱医院就被取消了医保资格，过了一段时间莆田系多数股份黯然退出博爱医院。”
药物在莆田系生意链中占重要地位
上海轻工职工医院改制成博爱医院后，第一任掌门人是彭少成。根据资料介绍，彭少成于1987～1994年留学日本东京昭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4年底回国来上海创办留学人员企业——上海仁康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建立中国最大的人体“皮肤库”。1999年后任博爱医院院长。在王家屏眼里，彭少成是个能人。2002年，彭少成还当选为第八届民建中央委员。但当时博爱医院的大老板并非彭少成而是陈本亭。
杨国贤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拿出一本名为《上海社交圈》的杂志，陈本亭的照片赫然入目，他位列该杂志排出的“上海300名流”，头衔是上海博爱健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年6月，莆田系三家医疗投资公司入股上海博爱医院。王家屏告诉本刊记者，“莆田人的总投资是7000万，参股60％。2004年6月20号时，在医院干部会上宣布医院要被接管了，来了总经理、副总经理，人事、财务、药械总监等主要的职能部门都换了负责人，原来的2个副院长就留用了，一个杨院长，一个张院长。”
莆田人操作的医院，一个特点是有专门的市场部、策划部。王家屏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分工非常细、里面非常全，七八个人，配有电脑。每个月都有定额的资金，分别负责联系网站、平面媒体等等，这笔钱是必须要花出去的。他们的头头的工资比做手术的主任医师还要高。”
在王家屏眼里，莆田人人主博爱医院后，除了企业架构发生巨大变化外，办院思路也发生很大改变。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了后就大肆做广告，他们认为医院的好坏在经营不在技术、在市场推广不在质量好坏。广告做的好医院就赚钱，他们把医院看作是一个朝阳产业。他们的法宝就是广告和药物。博爱医院被他们接管后，药换了大概有1／3。”
药物在莆田系的生意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孙捷是台州博爱医院院长，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比如说，莆田系的一家药厂，将某个药品换个剂量、名称和包装，然后拿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后再把这些药推广到莆田系民营医院中，原本药价是2元，现在卖200元。因为这个药只在熟悉的医院里销售，别的医院没有出售，因此患者没有比较余地，也不知道价格高低。因为这些医院是一个系的，所以也不会互相压价竞争。加上医生天花乱坠地吹这个药效果有多好，患者难免会上当，这样一来，医院和药厂就可以联手赚黑心钱了。”
泌尿科，妇科当家
除了医院架构完全按照企业化操作，经营思路改变很大外，医院内部的科室设置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王家屏告诉本刊记者，“莆田人是按产品来调整科室结构的，专门搞泌尿科、妇产科，而将原来的性病皮肤病科弱化。”之所以如此操作，自有他们的道理。他说，“上海市性病治疗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非常规范了。性病门诊必须申请，还要有专业医生，要培训，要有上岗证，培训要到市里去的，考核，每年还要轮训，设备、化验室也同样需要申请。性病还有管理体制，性病科是要专门有人来管理、汇报的，医院里要有性病管理小组，要副院长兼负责人。一个月开次会。半年开一次大会，不合格的扣分、罚款，很严格。性病查了是阳性，要有24小时的汇报制度，还要有经过注册的医生签字。但是莆田人来了后就全不一样了。”
将性病科纳入泌尿科、妇科后，这些管理体制就可以规避了。
“于是，博爱医院有预诊，里头有护士给你分诊，有专门的小吧台。只要和皮肤性病有关的，一看是女的，就让你去妇科。是男的就去三楼。皮肤科的几个医生都进到妇科去。皮肤科病人就给你查阴道分泌物，一查，阳性率特别高，一高就开药方。”
博爱医院皮肤性病科原来每天都有几个性病病人上报，莆田系入主后，由于泌尿科、妇产科将病人分流，连续2—3个月(阳性数据)都没有报上去。此事引起了上级卫生监督部门的重视。
除了皮肤性病科实际上被泌尿科、妇产科替代外，这两个科室在全院的地位也空前提高。
以泌尿科为例，他们将泌尿科里搞得很大，里头设几个小房间，还有专门的输液室。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而按照国家规定，医院门诊输液 必需集中，一般不许分设的，因为输液时可能会有紧急状况，所以输液室要配氧气瓶等设备，还要有抢救专业人员。这样的设置，万一泌尿科室内输液发生问题就很危险。”
一位现已离开博爱医院的眼科医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自从2004年莆田人来了以后，医院的人员流动非常大。莆田人将主要精力与资产都投给了泌尿科、妇科等科室，一些需要资金投入的传统科室日渐萎缩。比如眼科，既需要高科技的设备，又不能很快地来钱，很自然地受到了冷落。不少医师就此离开。”
而对于莆田人走后医院的员工流动状况，杨国贤院长表示并没有刻意地将“莆田帮”区分开来。“博爱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我们从不区分。如果能融进来，都能用，但是在我们的岗位上就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他只是表示，每年年终述职时，会有一部分不合要求的人被淘汰。
杨国贤承认莆田人时期的博爱医院确实重点突出了妇科、泌尿科等科目，但他不认为传统科室曾被偏废。
阳性率太低怎么办
经过架构再造后莆田系开始集中资源专攻他们的强项——泌尿科、妇产科。而这两个科室能否配大药方、赚大钱的关键是病人的阳性率高不高。
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莆田人接管医院后，招了好多新医生来。化验室老的员工操作比较规范，阳性率不高，莆田人不满意了。说报表上阳性率太低，于是专门从杭州调来一个女化验员，30岁左右。原来化验工作是几个人轮班轮流做的，她来了以后，都是她来做了。”
尽管从博爱医院辞职已1年多，但王家屏对这个女化验员的手段记忆犹新。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有次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问我：‘你这个病人情况怎么样?’我问她是哪里的，她说是化验室的，有些情况要跟我核对核对。我说：‘病人已经走了，病历在我这里。你要看看吗’她说：‘那我这个病人就报阳性了啊。”’
有了阳性率支撑后，接下去的事情就好办了。“化验单给病人一看确实是阳性的，病人本来就有点晕晕乎乎、提心吊胆的。没有人会怀疑化验室的报告是假的。接下去就是挨宰了。”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王家屏说，一般性病的规范治疗花几百元甚至几十元就可以痊愈，但现在有的民营医院诊断出来阳性后，动辄就让病人花数万甚至几十万。
杨国贤否认博爱医院曾有人人为提高阳性率，他接受《瞭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化验一直是参加上海市直控的，就是上海实验质量控制小组，参加了6年了，没中断过。人员有进有出，没有人专门做哪项，每次直控检查都是合格的。不会有假报告这样的情况出现，不允许的。”
关于性病的治疗，本来国家有诊疗标准和治疗方案，作为拥有长期治疗性病皮肤病经验的主任医师，王家屏认为，性病其实并不可怕，一些普通廉价的抗生素就可以治愈。
但是，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不会放过发财的良机。
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国家的诊疗标准，虽然一般医院也未必遵守，但是莆田人就更出格了。不光要输液，接下来还要理疗，再搞什么微波啊、射频啊之类的医疗器械。本来性病理疗也是有的，但这是辅助性的。他们却让病人输液后去理疗，理疗完了再输液，这样反复好几次。一般看个性病，就要花1万多块以上。”
接下去是复查。王家屏说，“等病人回来复查时，往往又说是阳性。医生劈头就问，“你同房了吗?在外面又玩过吗?你喝酒了吧?”于是这些都可以成为阳性的理由。
病人之所以挨宰，是莆田人抓住了性病病人的心理。王家屏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性病病人本来就心理压力比较大，怕家里老婆、孩子感染，怕老婆离婚什么的。莆田游医就是利用了这个心理。”
莆田系败走
2006年3月，在市卫生局会同工商、药监、物价等有关部门对全市医疗机构的专项检查中，上海博爱医院成为问题最多的医院。王家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那次专项检查后，博爱医院的医保资格就被取消了。病人急剧减少，后来莆田人把医院托管给了香港一家医疗集团，之后又回到了陈本亭手里。”
2007年1月，本刊记者以患者身份咨询了徐汇区医保局，证实博爱医院被停医保是因为收费问题。
王家屏说，“2004年莆田人刚刚接管博爱医院时，在其他地方办医院的莆田人也车水马龙地来参观。当时他们很得意，是想大干一番的。博爱医院作为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又有医保的，他们把它当作在上海的桥头堡。”
对于这番变故，博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彭少成已不愿意多讲，他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医生来讲，(他的评价)有他的角度。对于股东来说，好的时候买，不好的时候卖。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他认为性病医生王家屏反映的情况可能带有个人情绪，并表示莆田人当时也并非正式接管博爱医院。“詹玉鹏、林宗金他们跟陈本亭是朋友关系，也就是试试看。做了一年就走了。”
彭少成目前经营着一家名为“康汇”的医疗保健会馆，以抗衰老的特需医疗服务为特色。据本刊记者了解，该会馆是去年底成立的，专门为高端人群提供抗衰老保健服务，承接大型企业集团的员工体检服务。
对于博爱医院，他不愿多谈。认为谈这些没有意义。“我现在很低调地在做人，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希望有任何报道。”他表示自己最近两三年来都没再接受采访了。
对于莆田系为人诟病的医院经营之道，彭少成说：“这个要一分为二地看。谁搞第一桶金的时候没有不光彩的地方?他们赚了钱之后，现在还是有些医院很正规的。有些老板都在读MBA。”
2007年1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发采访传真至林宗金所在的澳信集团，但办公室人员称林宗金在外出差，不便接受采访。1月16日，本刊记者再次致电澳信集团，办公室人员称林宗金仍在出差，向其索要林手机号码时也遭拒绝。
医院不应该是急功近利的
对于莆田系一进一出的教训，杨国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莆田系的进入是博爱医院在转制发展过程中所走的弯路，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切都在摸索。我国缺乏对民营医院的引导，这也是我们走弯路的原因。”他说，莆田人进入后，在经营理念、方法上与医院原有的管理层确实都有很多的不一致，“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规律，医院不应该是急功近利的，不该是暴利行业。这违背了行业规律。”
在利益的驱动下，莆田系入主后的博爱医院一度存在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并在2005年频频被媒体曝光，2006年4月还被停了医保。眼见博爱的发展似乎走上歧路，医院的经营管理层都开始反思。杨国贤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医保停掉是一个契机，把莆田人清除了出去。”
莆田人走后的博爱医院仍保留了企划部，但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现任企划部主任刘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现在的企划部相当于医院的宣传科，主要负责院内宣传，并从事些公益活动以提升医院整体声誉。人员也都换了一拨。“我以前从没做过医院，对于那种拼命打广告的做法也是非常厌恶的。工作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却没有真正标杆意义的民营医院范本。这让杨国贤感到遗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曾去新加坡等地考察过，私立医院在那里都体现着高档服务，是身份的象征，而我国的情况却有这么大的反差。如果有外国代表团来，想要参观上海最好的私立医院，我看还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
对于莆田系在博爱医院的一进一出的前后变化，王家屏用这样一句话总结，“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者不是来给上海人民带福祉、参与改革的。部分莆田游医，趁国家政策还没出来，医改方案还在制订，先占地盘、趁虚而入。事实证明部分莆田系医院投资者完全是搅局者，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
部分违规操作的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者为何能趁虚而入，成为中国多数民营医院的掌门人，和莆田人打过交道的杨国贤认为，“莆田人现象实际上也有一种必然。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实质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从电线杆贴小广告发展到这么大?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土壤?因为这方面的管理有很大的缺陷。民营医院的发展应该是个潮流，但是却缺乏对民营医院的引导，给了他们很大的空间。这就像闯红灯，—个人过去了，没事，就会有很多人跟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