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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艺节目和纪录片在获得高收视的同时，也使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出来。馆校合作是联结博物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效方式，高中历史教育因与博物馆教育在目标、资源、方法上有相通之处而成为馆校合作中常见的对接科目。
学者们由于立足点不同而对馆校合作有不同的定义。[1]笔者更倾向宋娴的观点，她将馆校合作定义为：“博物馆与学校在国民教育活动中，基于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各自的行为策略，所采取的共建共享的互动行为……”根据馆校合作涉及主体的复杂性，宋娴将馆校合作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其中微观层面主要是博物馆与学校内部的管理人员和一线人员进行合作;中观层面主要是博物馆与学校作为独立的组织主体进行合作;宏观层面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加入了政府、家长等主体。[2]下文以广州市执信中学刘琴老师与辛亥革命纪念馆曹霞老师共同开发的校本课程《朱執信和他的时代》为例，说明微观层面的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的依据和方法。
一、梳理教育理论，寻找课程依据
随着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的发展，馆校合作有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博物馆学和中学历史教育学在教育理念上的转变为馆校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着力点：关注学习者。博物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博物馆理论（又称为批评性博物馆理论）、后博物馆学，引起教育理念的巨大转变：由对展品的关注转变为对参观者的关怀。对参观者的关怀促使博物馆不再以权威者自居，而是了解参观者的需求，在吸收建构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为参观者提供良好的学习服务。中学历史教育发展的转折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此时，新的历史教育观将着眼点放到学生这一主体上，而且为服务于学生的“学”提供了一个开放、主动的环境。[3]博物馆教育理念和中学历史教育理念的新变化都指向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这为馆校合作在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中应用提供了一个相同的着力点。
教育理念的变化也推动着教育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博物馆教育方式广泛借鉴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成果，涵盖博物馆教育的各个过程，如策划教育活动时有学习动机模型。开展教育活动时，有琳达·凯利的6P模型、乔治·海因的建构主义教授法等。[4]学习活动结束之后，对学习结果和教育活动进行评价则有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5]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史料教学法也被广泛运用。无论是博物馆教育还是中学历史教育中的新方法，他们都是教育心理学的成果如发现学习、体验学习在不同教育领域中应用的具体表现。于是，在操作层面，博物馆教育方法和高中历史教育方法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这为馆校合作开发高中历史校本课程提供大量的教学方法，有助于课程顺利地实施。
二、综合多方资源，明确课程定位
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了观念的指引和方法的指导。综合馆校资源，确定课程目标可以更好地指导课程实践。笔者认为，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涉及多个主体，需要根据斯基尔贝克的环境分析模式，先对学校、博物馆、其他组织进行环境分析，再设定课程目标。具体到本课程各主体的分析：执信中学成立于1921年，是孙中山先生为纪念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朱执信先生而建，因此执信中学“延续着朱执信的革命和事业，弘扬和充实着朱执信的革命精神。”[6]执信中学内的校史馆、朱执信墓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此外，执信中学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历史、朱执信先生的事迹有着极大的兴趣，但常规的历史课堂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本身的历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曹霞老师为本次馆校合作提供私人收藏的文物、设计教学材料，发挥智力支撑的关键作用。执信中学邻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该馆为学生参观博物馆提供场地资源和讲解服务。环境分析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做好可行性的保证，以此为基础书写课程目标可以帮助馆校双方发挥资源系统和教学系统的最佳合作状态。
结合对执信中学、辛亥革命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分析，笔者确定课程总体目标：学生通过朱执信先生的事迹，以点带面了解执信中学的发展历程和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感悟以朱执信先生为代表的英烈毅勇果敢的精神。其次，笔者根据史料实证、家国情怀这两个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美国博物馆学家艾琳·胡珀-格林希尔提出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将总目标细化为知识和理解、技能、态度和价值、享受灵感创意、活动行为和发展这五个维度，[7]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五维目标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情感，还尤其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的获取、灵感和创造力的激发以及行为的特点。这些内容顺应博物馆教育和中学历史教育的新趋势，有助于学生向积极学习者的身份转变。
三、巧用多种形式，实施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确定之后就需要结合环境分析的信息对馆校双方的资源进行组织和安排，最终形成有机的课程结构并实施课程内容。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感悟以朱执信先生为代表的英烈毅勇果敢的精神，《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计划讲述以下10个故事：东渡、中国同盟会、论战、马克思主义、法政学堂、会党与新军、黄花岗起义、民军与光复、中华革命党、援闽粤军，借助史料研习、实地参观、汇报这三种主要形式实施课程。
文物是进行史料实证的依据，是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但是文物本身承载的信息量大，需要教师结合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如在《中国同盟会》这节课上，笔者由朱执信先生是同盟会会员导入学习，设置“中国同盟会的发展历程是什么—中国同盟会的资金来自哪里—你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性质是什么—你对中国同盟会有什么认识”这条问题链，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梳理同盟会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同时掌握提取文物信息的技巧。 通过对文字和图片史料的分析，参与课程的同学对中国同盟会、文物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罗同学认为：“中国同盟会对当时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影响较大;相比于其他支部的入会证书，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的入会证书印刷精良，说明广东支部经济条件好，因此发展得较好。”此外，初次接触文物也给学生的认知带去了不小的刺激。陈同学表示：“文物上的印刷、落款等细节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革命人士筹措资金的过程，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从学生的反馈中，笔者欣喜地了解到学生不仅能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时代之中进行分析，还能结合文物分享自己独特的体会，史料实证的意识在学生心中悄悄扎下了根。
在“重参与、重过程、重体验”的教育理念指引下，[8]《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除了借助文字和图片史料进行研习，在课程实施中还进行了实地参观。笔者策划参观活动时，先和校本课程开发小组的教师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踩点，在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进行讲解员预约，随后结合博物馆的展览和课程内容为四个学习小组设置参观思考题。“博物馆学习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人们学会观察实物，以及通过有意义的提问直接从实物中获得知识。”[9]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参观活动，笔者在每个思考题后附上小提示，发挥学法指导的功能;从展览的构成、博物馆选用的文物、文物的外观、功能、价值等角度，为学生提供参观博物馆、观察文物的方法，并适当引导学生结合近代广州独特的时空背景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康梁维新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事件进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或观察实物直接得出结论，或不同类型的史料（文字和实物）相互印证结论，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史料实证的魅力。
在实地参观之后，各小组的同学以汇报的形式对思考题进行解答。余同学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鸦片烟馆的复原场景切入，以个案分析的形式阐述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理解：“鸦片烟馆内的客源上至高官富商，下至贫民百姓，可见鸦片入侵对国民的影响之大与范围之广。”刘同学认为个案分析有局限性，因此她结合博物馆的图片资料和所学的历史知识，从时间发展的纵向角度分析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表现和原因;管同学同样借助博物馆的图片来分析广州的民众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但她们从横向的角度，展示学界、妇女界、商界、文艺界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抗战救亡贡献力量。陈同学在汇报之后也分享自己的感想，他们表示：“我们了解到广州近代史并体会其魅力，深刻感受到广州近代史的坎坷和激荡。通过资源整理和展示，我们也收获到了分类整理学习这一学习方法。”
本次汇报课是课程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占课程评价的30%，主要了解学生在“技能”、“活动行为和发展”、“享受灵感创意”这三方面的情况。从学生的汇报效果来看，学生结合思考题的学法指导和自身实践，掌握参观历史博物馆和观察文物的基本方法;也能够将参观时的思考与执信校史、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内容（如鴉片战争、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等史实）相联系。
《朱执信和他的时代》是微观层面进行馆校合作开发的校本课程。采用这种方式来开发历史校本课程，需要先对博物馆和学校的合作可能性进行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课程目标，以实现馆校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广州市执信中学的一线历史教师承担起主要的教学任务，辛亥革命纪念馆的研究者曹霞老师发挥智力支撑的作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为学生提供参观的场馆资源和讲解服务。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结合史料研习、实地参观和汇报等多种形式，以馆藏的实物作为教育的媒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直观的学习情境，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的意识。微观层面的馆校合作为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它具有资源丰富、场地多样、机动性强、可行性强的优点，有助于历史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注释】
[1]其他学者的定义可参见李君：《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乐：《馆校合作研究——基于中英比较的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丁卫泽：《教育技术博物馆建设与场馆学习》，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上海博物馆编：《公共历史教育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2]宋娴：《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3]赵亚夫：《为了历史教育学的明天》，《历史教学》2013年第8期。
[4]（英）乔治·海因著，李中、隋荷译：《学在博物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33-44页。
[5]（英）汉格拉姆·布莱克著，徐光、谢卉译：《如何管理一家博物馆：博物馆吸引人的秘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10-115页。
[6]林家有、张金超：《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朱执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7]（美）艾琳·胡珀-格林希尔著，蒋臻颖译：《博物馆与教育：目的、方法及成效》，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74页。
[8]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2015年9月15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1509/t20150915_208161.html，浏览日期2018年7月6日。
[9]（英）蒂莫西·阿姆布罗斯、克里斯平·佩恩著，郭卉译：《博物馆基础》（第三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学者们由于立足点不同而对馆校合作有不同的定义。[1]笔者更倾向宋娴的观点，她将馆校合作定义为：“博物馆与学校在国民教育活动中，基于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各自的行为策略，所采取的共建共享的互动行为……”根据馆校合作涉及主体的复杂性，宋娴将馆校合作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其中微观层面主要是博物馆与学校内部的管理人员和一线人员进行合作;中观层面主要是博物馆与学校作为独立的组织主体进行合作;宏观层面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加入了政府、家长等主体。[2]下文以广州市执信中学刘琴老师与辛亥革命纪念馆曹霞老师共同开发的校本课程《朱執信和他的时代》为例，说明微观层面的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的依据和方法。
一、梳理教育理论，寻找课程依据
随着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的发展，馆校合作有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博物馆学和中学历史教育学在教育理念上的转变为馆校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着力点：关注学习者。博物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博物馆理论（又称为批评性博物馆理论）、后博物馆学，引起教育理念的巨大转变：由对展品的关注转变为对参观者的关怀。对参观者的关怀促使博物馆不再以权威者自居，而是了解参观者的需求，在吸收建构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为参观者提供良好的学习服务。中学历史教育发展的转折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此时，新的历史教育观将着眼点放到学生这一主体上，而且为服务于学生的“学”提供了一个开放、主动的环境。[3]博物馆教育理念和中学历史教育理念的新变化都指向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这为馆校合作在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中应用提供了一个相同的着力点。
教育理念的变化也推动着教育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博物馆教育方式广泛借鉴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成果，涵盖博物馆教育的各个过程，如策划教育活动时有学习动机模型。开展教育活动时，有琳达·凯利的6P模型、乔治·海因的建构主义教授法等。[4]学习活动结束之后，对学习结果和教育活动进行评价则有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5]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史料教学法也被广泛运用。无论是博物馆教育还是中学历史教育中的新方法，他们都是教育心理学的成果如发现学习、体验学习在不同教育领域中应用的具体表现。于是，在操作层面，博物馆教育方法和高中历史教育方法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这为馆校合作开发高中历史校本课程提供大量的教学方法，有助于课程顺利地实施。
二、综合多方资源，明确课程定位
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了观念的指引和方法的指导。综合馆校资源，确定课程目标可以更好地指导课程实践。笔者认为，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涉及多个主体，需要根据斯基尔贝克的环境分析模式，先对学校、博物馆、其他组织进行环境分析，再设定课程目标。具体到本课程各主体的分析：执信中学成立于1921年，是孙中山先生为纪念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朱执信先生而建，因此执信中学“延续着朱执信的革命和事业，弘扬和充实着朱执信的革命精神。”[6]执信中学内的校史馆、朱执信墓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此外，执信中学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历史、朱执信先生的事迹有着极大的兴趣，但常规的历史课堂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本身的历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曹霞老师为本次馆校合作提供私人收藏的文物、设计教学材料，发挥智力支撑的关键作用。执信中学邻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该馆为学生参观博物馆提供场地资源和讲解服务。环境分析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做好可行性的保证，以此为基础书写课程目标可以帮助馆校双方发挥资源系统和教学系统的最佳合作状态。
结合对执信中学、辛亥革命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分析，笔者确定课程总体目标：学生通过朱执信先生的事迹，以点带面了解执信中学的发展历程和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感悟以朱执信先生为代表的英烈毅勇果敢的精神。其次，笔者根据史料实证、家国情怀这两个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美国博物馆学家艾琳·胡珀-格林希尔提出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将总目标细化为知识和理解、技能、态度和价值、享受灵感创意、活动行为和发展这五个维度，[7]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五维目标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情感，还尤其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的获取、灵感和创造力的激发以及行为的特点。这些内容顺应博物馆教育和中学历史教育的新趋势，有助于学生向积极学习者的身份转变。
三、巧用多种形式，实施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确定之后就需要结合环境分析的信息对馆校双方的资源进行组织和安排，最终形成有机的课程结构并实施课程内容。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感悟以朱执信先生为代表的英烈毅勇果敢的精神，《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计划讲述以下10个故事：东渡、中国同盟会、论战、马克思主义、法政学堂、会党与新军、黄花岗起义、民军与光复、中华革命党、援闽粤军，借助史料研习、实地参观、汇报这三种主要形式实施课程。
文物是进行史料实证的依据，是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但是文物本身承载的信息量大，需要教师结合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如在《中国同盟会》这节课上，笔者由朱执信先生是同盟会会员导入学习，设置“中国同盟会的发展历程是什么—中国同盟会的资金来自哪里—你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性质是什么—你对中国同盟会有什么认识”这条问题链，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梳理同盟会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同时掌握提取文物信息的技巧。 通过对文字和图片史料的分析，参与课程的同学对中国同盟会、文物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罗同学认为：“中国同盟会对当时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影响较大;相比于其他支部的入会证书，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的入会证书印刷精良，说明广东支部经济条件好，因此发展得较好。”此外，初次接触文物也给学生的认知带去了不小的刺激。陈同学表示：“文物上的印刷、落款等细节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革命人士筹措资金的过程，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从学生的反馈中，笔者欣喜地了解到学生不仅能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时代之中进行分析，还能结合文物分享自己独特的体会，史料实证的意识在学生心中悄悄扎下了根。
在“重参与、重过程、重体验”的教育理念指引下，[8]《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除了借助文字和图片史料进行研习，在课程实施中还进行了实地参观。笔者策划参观活动时，先和校本课程开发小组的教师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踩点，在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进行讲解员预约，随后结合博物馆的展览和课程内容为四个学习小组设置参观思考题。“博物馆学习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人们学会观察实物，以及通过有意义的提问直接从实物中获得知识。”[9]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参观活动，笔者在每个思考题后附上小提示，发挥学法指导的功能;从展览的构成、博物馆选用的文物、文物的外观、功能、价值等角度，为学生提供参观博物馆、观察文物的方法，并适当引导学生结合近代广州独特的时空背景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康梁维新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事件进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或观察实物直接得出结论，或不同类型的史料（文字和实物）相互印证结论，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史料实证的魅力。
在实地参观之后，各小组的同学以汇报的形式对思考题进行解答。余同学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鸦片烟馆的复原场景切入，以个案分析的形式阐述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理解：“鸦片烟馆内的客源上至高官富商，下至贫民百姓，可见鸦片入侵对国民的影响之大与范围之广。”刘同学认为个案分析有局限性，因此她结合博物馆的图片资料和所学的历史知识，从时间发展的纵向角度分析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表现和原因;管同学同样借助博物馆的图片来分析广州的民众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但她们从横向的角度，展示学界、妇女界、商界、文艺界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抗战救亡贡献力量。陈同学在汇报之后也分享自己的感想，他们表示：“我们了解到广州近代史并体会其魅力，深刻感受到广州近代史的坎坷和激荡。通过资源整理和展示，我们也收获到了分类整理学习这一学习方法。”
本次汇报课是课程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占课程评价的30%，主要了解学生在“技能”、“活动行为和发展”、“享受灵感创意”这三方面的情况。从学生的汇报效果来看，学生结合思考题的学法指导和自身实践，掌握参观历史博物馆和观察文物的基本方法;也能够将参观时的思考与执信校史、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内容（如鴉片战争、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等史实）相联系。
《朱执信和他的时代》是微观层面进行馆校合作开发的校本课程。采用这种方式来开发历史校本课程，需要先对博物馆和学校的合作可能性进行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课程目标，以实现馆校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广州市执信中学的一线历史教师承担起主要的教学任务，辛亥革命纪念馆的研究者曹霞老师发挥智力支撑的作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为学生提供参观的场馆资源和讲解服务。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结合史料研习、实地参观和汇报等多种形式，以馆藏的实物作为教育的媒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直观的学习情境，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的意识。微观层面的馆校合作为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它具有资源丰富、场地多样、机动性强、可行性强的优点，有助于历史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注释】
[1]其他学者的定义可参见李君：《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乐：《馆校合作研究——基于中英比较的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丁卫泽：《教育技术博物馆建设与场馆学习》，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上海博物馆编：《公共历史教育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2]宋娴：《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3]赵亚夫：《为了历史教育学的明天》，《历史教学》2013年第8期。
[4]（英）乔治·海因著，李中、隋荷译：《学在博物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33-44页。
[5]（英）汉格拉姆·布莱克著，徐光、谢卉译：《如何管理一家博物馆：博物馆吸引人的秘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10-115页。
[6]林家有、张金超：《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朱执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7]（美）艾琳·胡珀-格林希尔著，蒋臻颖译：《博物馆与教育：目的、方法及成效》，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74页。
[8]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2015年9月15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1509/t20150915_208161.html，浏览日期2018年7月6日。
[9]（英）蒂莫西·阿姆布罗斯、克里斯平·佩恩著，郭卉译：《博物馆基础》（第三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