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我的小时光。那时候杂交水稻刚刚兴起。走路去镇上上初中，田野里已经有人在制造杂交水稻种子。说这个母稻，那个公稻。
　　盛夏季节，稻花飞扬。人们拿着个长竹竿，把公稻的花，赶到母稻里。
　　反正一时风行，家里的稻谷是明显分得多了。杂交水稻的产量，一下子比原来提高了百分之二十。我啥也不懂，夜里，一帮臭屁孩在点着煤油灯分稻谷的晒场，围着高高的谷堆东奔西跑，完了身上到处都痒，稻谷壳上扬起的细毛毛好多。有些都飞到脖子里去了。
　　小时光唯一有的吃的，就是这香喷喷一日三餐的稻米了。而且是杂交稻米，听着就新鲜。可是实在没什么菜肴，大多时候就是霉干菜和咸菜。有时腻了，宁愿猪油、酱油拌饭。猪油拌着酱油拌着米饭，整碗饭就忧愁地冒香了。最忧愁的是，今天的功课又不多，屋檐正在滴水。
　　好在米会变魔术。米的妈妈是花，因为花生米；米外婆是妙笔，因为妙笔生花；米外公是爆米花，因为又抱米又抱花。呵呵不是。
　　是爆米花。“嘭”的一声爆，稻米四散开花，米香四方飘远。那是一团冬天里最温暖浓郁的空气，方圆几十米都是。所以，每当爆米花师傅一吆喝进村了，不管是排队轮到谁家，都会围个水泄不通，拜佛似的看着那个笨铁筒在风箱拉动的火苗上，一圈一圈滚动。其实有点像经幡。
　　还炒米胖。把新米直接扔进锅子里，小柴火烧呀烧，米粒会吱吱地被烫开，稍微胖一点就熟了。米胖，是用来做冻米糖的。冻米糖，必须是由大舅舅来切。
　　大舅舅来家的时候，我总感觉是下雪天。出奇地冷，那一天都不会出门一步。当然也或许是大舅舅切的冻米糖实在色香味诱人。
　　切冻米糖是一门手艺。火候好，都在融化的红糖水与米胖米花触及的承转起接中。大手伸到热锅里，使劲搅啊，和啊，然后迅速兜出摊开，迅速建筑成一块门板大小的方块，迅速快刀切啊切，切成薄薄一片片，不然一会儿就冻成一坨了。我没问过大舅舅哪里学的手艺，也没向他学过。我怕烫手。大舅舅来家的时候是我们家每年的节日。紧接而来的寒假，早上就有大把的时间窝在床上吃冻米糖。吃得被子都甜了。
　　在等大舅舅来我家之前的那段空白里，我和弟弟仅有的零食是，你一把米胖，我一把米花。有时也难免偶遇锅巴。
　　我们家吧，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妈妈的。老爸连切个青菜都遭妈妈嫌弃。唯独饭后的咸点，锅巴，那必须是老爸的。有时饭煮得过于熟，会有满满一锅底的锅巴。老爸绝对会吃到一半起身离开饭桌的，“哔”的一声，火柴重新点燃柴火。添完第二把柴火，老爸就拿个小铜勺，沿著锅子一周慢慢滴几滴菜籽油。锅巴开始吱吱冒着热气，这时绕锅三周撒均匀些许盐巴，咸味的气息瞬间满屋。我和弟弟就巴望着，放下饭碗，等锅巴。
　　逢年过节时，妈妈会做炒年糕、汤粉干、汤团。在离开家乡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市上的汤团是又甜又黏的。我记得的汤团是分量大大的，浸透在一碗鲜汤里，馅是姜肉蛋菜的，味道最综合。一口下去，什么都有。汤粉干也是，妈妈会把煮好的粉干，捞到另外一盆鲜汤里，一筷一筷分给我们。炒年糕则是年夜饭必备的，意在年年高。我却只是在乎那一场红糖与糯米相遇的茫然滋味。
　　（张建中摘自《杭州日报》2018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