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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12日召开，并将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有关三中全会改革内容的研究项目、研讨会、论文、辩论在过去六个月到一年可以说每个星期每天都在持续，其激发的研究、思考、猜测遍及全球，且深入到全球每一个重要政治、商业及社会机构的领袖头脑中，这些讨论的焦点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最有活力、潜力及不确定性的大国。
政府要为市场建立恰当的产权基础设施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改变游戏规则，就是制度变革。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历史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案例。这些制度变化的大趋势往往被每日发生的相互矛盾的新闻掩盖，看不见、摸不着，不容易理解。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简单、客观、系统的框架去理解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本质及方向。
三十多年前，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与国际秩序隔离。通过改革，中国逐渐走向现代的市场秩序、社会政治秩序、生态秩序、与国际安全秩序，并一步步融入国际体系。改革是一个制度的建立与创新过程。1979年前，中国几乎是没有市场的，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中国从计划经济，发展演进到加入全球供应链，进入全球市场，到今天成为世界工厂及世界消费品市场，这就是市场和市场制度在中国逐渐形成的过程。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加入全球供应链，这也是一个市场化改革。全球供应链是不同的企业通过合约关系组织起来的产业链，不同的产业链再通过企业之间的合约关系联接在一起，就形成全球产业网络，即全球市场。
中国建立的股票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股票市场是投资人与募资人通过市场自愿交换的制度。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及其监管机构就是制度建设的过程。股票市场及其监管制度一旦建立，股票交易就随之诞生。中国不仅建立了自己的股票市场， 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到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获得海外资本市场的资金，从而融入全球资本市场。这些制度改革与创新创造了新市场和新的市场制度，是正真的有红利的改革。
而所有这些改革，政府都在为市场给力，为市场提供产权基础设施。改革的本质是改变制度。在经济方面就是建立恰当的产权基础设施， 涉及三个重要领域：一是产权界定，二是产权交易，三是产权纠纷的调解与裁定。
改革的核心是改掉坏制度而不是革命
改革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变游戏规则？规则是历史形成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它运作良好，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改变它。所以，改革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制度经济学里所说的存在租值耗散的问题。
制度本身是集体行动的产物。集体行动是有交易成本的，因此历史上的制度转变不会都朝着降低交易费用和增加租值社会价值的方向发展。许多人为的制度设计会造成租值耗散，也就是我们讲的内耗、折腾。三十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吃不饱，那为什么现在的人比以前还多，同样的土地面积，现在基本上可以温饱了？这就是因为以前有很多租值耗散、低效率。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导致租值耗散的不恰当的坏制度。
如何降低租值耗散呢？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显示，我们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与公平、公正及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科斯定律指出，在产权界定非常清楚、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没有租值耗散，所有的资源分配会达到最佳。然而，现实中产权是永远不可能界定得百分之百清楚的，市场是有交易成本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建立相对稳定及制度化的机制来解决产权纠纷，从而不断厘清产权，不断降低交易成本。
如何展开真正的、深远的改革而不让它变成革命呢？从思维框架上来讲，需要把改革都转变成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产权是怎么界定的？交易平台是怎么建立的？产权纠纷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只是细分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其中包括建立市场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生态秩序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等。
改革路线需考虑短中长期利益
改变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中国早期的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大家都可以从中获益，因为最初大家都被计划经济管得死死的。当时改变游戏规则大家都高兴。但是到现在，要改变游戏规则，就出现问题了，有的人不高兴了。利益集团受损了，就会出来反对。所以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首先就要看清楚每项改革在改变什么游戏规则，即在改变产权基础设施当中的那个部分：是产权界定规则？交易规则？还是纠纷解决规则？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谈改革设计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放弃我们的利益及立场的。因此，我们的判断必定会受自己利益与立场的影响，屁股指挥脑袋，容易有偏见。
所以，我们在设计改革目标的时候不仅需要问改变游戏规则会对当今的人、当事人、利益相关的人有何影响，更需要问对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随机碰到的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影响。不管我们现在的地位、财富、名气如何，我们的子孙就可能是将来的一个普通人。我们在设计改革的时候，要跳出当事人的局限性，要扪心自问，每项改革对社会、对中国、对世界的长远意义是什么，对50年后的一个普通人会有何影响。
这应该是评价改革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标准。采用这样的更长期、客观、中性的价值标准，我们才可能既避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打土豪分田地”及“劫富济贫”的革命心态，又避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想改革的保守心态。我们需要科学地理解改革的短期、长期博弈及微观、宏观、制度、系统等多纬度互动关系。
在设计中国的改革路线图时应该考虑两个标准：一是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这些改革方向对一个普通人好不好？二是现在的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制度变革极限在哪里？改革需要的是制度变化，不是当前的利益重新分配。
政府要为市场建立恰当的产权基础设施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改变游戏规则，就是制度变革。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历史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案例。这些制度变化的大趋势往往被每日发生的相互矛盾的新闻掩盖，看不见、摸不着，不容易理解。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简单、客观、系统的框架去理解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本质及方向。
三十多年前，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与国际秩序隔离。通过改革，中国逐渐走向现代的市场秩序、社会政治秩序、生态秩序、与国际安全秩序，并一步步融入国际体系。改革是一个制度的建立与创新过程。1979年前，中国几乎是没有市场的，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中国从计划经济，发展演进到加入全球供应链，进入全球市场，到今天成为世界工厂及世界消费品市场，这就是市场和市场制度在中国逐渐形成的过程。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加入全球供应链，这也是一个市场化改革。全球供应链是不同的企业通过合约关系组织起来的产业链，不同的产业链再通过企业之间的合约关系联接在一起，就形成全球产业网络，即全球市场。
中国建立的股票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股票市场是投资人与募资人通过市场自愿交换的制度。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及其监管机构就是制度建设的过程。股票市场及其监管制度一旦建立，股票交易就随之诞生。中国不仅建立了自己的股票市场， 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到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获得海外资本市场的资金，从而融入全球资本市场。这些制度改革与创新创造了新市场和新的市场制度，是正真的有红利的改革。
而所有这些改革，政府都在为市场给力，为市场提供产权基础设施。改革的本质是改变制度。在经济方面就是建立恰当的产权基础设施， 涉及三个重要领域：一是产权界定，二是产权交易，三是产权纠纷的调解与裁定。
改革的核心是改掉坏制度而不是革命
改革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变游戏规则？规则是历史形成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它运作良好，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改变它。所以，改革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制度经济学里所说的存在租值耗散的问题。
制度本身是集体行动的产物。集体行动是有交易成本的，因此历史上的制度转变不会都朝着降低交易费用和增加租值社会价值的方向发展。许多人为的制度设计会造成租值耗散，也就是我们讲的内耗、折腾。三十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吃不饱，那为什么现在的人比以前还多，同样的土地面积，现在基本上可以温饱了？这就是因为以前有很多租值耗散、低效率。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导致租值耗散的不恰当的坏制度。
如何降低租值耗散呢？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显示，我们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与公平、公正及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科斯定律指出，在产权界定非常清楚、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没有租值耗散，所有的资源分配会达到最佳。然而，现实中产权是永远不可能界定得百分之百清楚的，市场是有交易成本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建立相对稳定及制度化的机制来解决产权纠纷，从而不断厘清产权，不断降低交易成本。
如何展开真正的、深远的改革而不让它变成革命呢？从思维框架上来讲，需要把改革都转变成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产权是怎么界定的？交易平台是怎么建立的？产权纠纷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只是细分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其中包括建立市场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生态秩序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等。
改革路线需考虑短中长期利益
改变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中国早期的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大家都可以从中获益，因为最初大家都被计划经济管得死死的。当时改变游戏规则大家都高兴。但是到现在，要改变游戏规则，就出现问题了，有的人不高兴了。利益集团受损了，就会出来反对。所以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首先就要看清楚每项改革在改变什么游戏规则，即在改变产权基础设施当中的那个部分：是产权界定规则？交易规则？还是纠纷解决规则？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谈改革设计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放弃我们的利益及立场的。因此，我们的判断必定会受自己利益与立场的影响，屁股指挥脑袋，容易有偏见。
所以，我们在设计改革目标的时候不仅需要问改变游戏规则会对当今的人、当事人、利益相关的人有何影响，更需要问对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随机碰到的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影响。不管我们现在的地位、财富、名气如何，我们的子孙就可能是将来的一个普通人。我们在设计改革的时候，要跳出当事人的局限性，要扪心自问，每项改革对社会、对中国、对世界的长远意义是什么，对50年后的一个普通人会有何影响。
这应该是评价改革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标准。采用这样的更长期、客观、中性的价值标准，我们才可能既避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打土豪分田地”及“劫富济贫”的革命心态，又避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想改革的保守心态。我们需要科学地理解改革的短期、长期博弈及微观、宏观、制度、系统等多纬度互动关系。
在设计中国的改革路线图时应该考虑两个标准：一是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这些改革方向对一个普通人好不好？二是现在的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制度变革极限在哪里？改革需要的是制度变化，不是当前的利益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