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不仅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农村改革的创新实践，不仅为我国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为其他国家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的又一重大改革。这项改革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大幅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减负1045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通过配套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此外，农村改革从调整生产关系到改革上层建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征收税费：干部下乡“人跑生了，狗跑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的收入分配方式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愈发对农民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基本上形成了“村级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农业四税（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和“乡级五项统筹（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的税收模式，共计12项税费，农民必须依法缴纳。
　　与此同时，农村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现象普遍存在且问题突出。农村中小学学生就学、农民建房、农民结婚登记时的搭车收费比较严重，向农民集资修建道路和兴修水利等问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问题严重，不切实际的达标评比活动屡禁不止。上述现象，被农民称之为“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一些地方为了向农民多收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在农民纯收入统计上弄虚作假，虚增收入，变相加重农民负担。
　　当个别乡镇出现收不上钱的情况时，就去农民的粮仓扒粮、去牛棚牵牛，甚至还出现上房揭瓦的施压行为。过重的负担加上极端的收费方式，导致农村基层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农民把这种不合法的干部下乡收费行为形象地比喻为“人跑生了，狗跑熟了”。当时，有的地方乡村干部总去农村收费，村民往往避而远之，但因去的频率比较高、次数比较多，连村里的狗都熟悉了来收费的干部。当时上级每个季度都会对农民负担的情况进行通报，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社会形势极不稳定。

基层探索：“收钱一把抓，花钱再分家”

　　从1993年开始，安徽太和县、河北正定县和湖南新晃县等7省40多个县，针对农村基层税费制度、粮食购销体制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陆续进行了以“税费统筹、折实征收、财政结算、税费分流”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探索和实践，以期达到既不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又能保证国家掌握一定粮源;既不增加农民负担，又能保证乡村正常开支运转。
　　一些地方在探索过程中，提出把农业四税、三项村提留、五项乡统筹、三项乱收费等合并征收，用基层的话来说就是“收钱一把抓，花钱再分家”，即先把钱一个口袋都收上来，然后分别交给国家、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实行归费为税、折实征收后，不仅税费相应地减少了，收上来的钱款去向也都记录在账，给农民一个清楚，还干部一个明白。
　　1994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第八次工作会议，明确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列为全国重点试验项目。首批选择安徽省阜阳试验区太和县、湖南省怀化试验区新晃县、贵州省湄潭试验区作为试点单位，并把河北的正定县和魏县也列入试点单位。
　　1995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在安徽太和县召开了农村基层税费改革座谈研讨会，总结了前一阶段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情况，形成了综合分析研究报告。会议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的重视，他先后两次把报告批转给发改委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研究。

顶层设计：逐步推开试点 最終取消税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