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局级干部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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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16日上午,148名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走进清华大学,参加“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大战略”课程班的第一堂课。
  在总共40学时的课程里,既有培养领导干部大局观的“国际战略格局”,也有系统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国防政策的专题课,还有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国别问题研究。
  该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授课老师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提及中美关系、朝核问题、南海争端时,老师们把各种想法都一股脑抛了出来。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司局长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他们的“世界观”又是什么样?
  “绝不允许大国欺辱
  也不允许小国调戏”
  第一堂课由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讲授国际形势,他向来以言辞大胆犀利著称。4月16日早上9时,在正式上课前,阎学通先给司局长们有言在先:机关里大家的观点差不多,在学校里很难做到,今天我讲的就不是“正统”观点。
  他自问自答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拜金主义’。”在他看来,“拜金主义”思想已经遍布全中国。
  正是因为“拜金主义”横行,中国人对于美国的理解就会有偏差,想当然地以为“钱一定是美国的行为动力”。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阎学通,“中国人总觉得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你们有没有看过伊拉克2011年出口石油的统计报表,伊拉克对美国出口才百分之十几?”
  给司局长上课的老师,大多数都有在美国留学或者工作的经历。阎学通对美国的认识是,“美国之所以是负责任的大国,就在于美国政府只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奥巴马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说过,不会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向任何人道歉”。
  在许多问题上,老师们的观点很难完全一致。比如,讲授经济外交的何茂春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是好词,中国已经告别发展中国家了”。楚树龙教授却坚持认为“从经济属性上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楚树龙也承认,自己的观点比较接近政府,因为“觉得政府想得有道理”。
  讲到中国如何应对朝核、南海以及周边安全等诸多棘手问题时,孙哲教授认为依然需要“韬光养晦”,他解释为: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有秩序建设之为。阎学通却不这么看,“正确的外交战略就是不断调整的战略”。他拿朝鲜问题做例子,“你必须想清楚怎么跟他打交道”。中国也要适时改变“不结盟”的政策,牢牢巩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在他看来,正因为中俄共同搞了上海合作组织,才让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安全环境大大优于东部和南部,“外交政策一定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是从感情出发,也不是从好恶出发”。
  国防大学杨毅的思维方式更符合他海军少将的身份:敢于让侵犯中国利益的国家吃苦头,帮我们的国家有甜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允许大国欺辱,也不允许小国调戏”。
  “大国关系怎么能和谐呢”
  4月19日上午,刘江永教授讲完中日关系课后,三四位学员不肯走,围住他继续讨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一位学员说,“中国老百姓爱国,但对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说不清历史渊源,光说这儿是我的,可为什么是我的,肚子里没货”。他抱怨,“中国的普及性资料还是太少”。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蓝野也直接向老师提意见,“钓鱼岛划界问题分歧特别大,这个要害您还没有讲出来”。
  “没时间讲了。”刘江永觉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则就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对钓鱼岛、黄岩岛争得这么厉害,因为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延伸的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但从岛出去就有争议了,直径就变成400海里了”。
  课程班开课时,虽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旭在致辞中特别提出:“希望大家把实践中的思考,跟老师进行交流”,但从实际上课情况看,习惯对部下“作指示”的司局长们,更喜欢以匿名的方式给老师递纸条。
  阎学通收到的第一张纸条是有人问:中美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吗?阎学通喝了一口水说,中国官方定义的大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谐友好的关系,“但是,大国关系怎么能和谐呢?”他说。
  正常情况下,只要老师要求司局长们递纸条,每堂课总会有七八个问题。只有一次,国防大学少将杨毅讲授中国国防外交时,在他一再鼓动下,学生们终于站起来提问了。
  “南海问题上海军为什么不出面?”
  “不是海军的问题,是国家统一协调问题。”杨毅说,“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中国被逼到墙角时,海军决不能无所作为。”
  之后,司局长们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对军事的浓厚兴趣,包括“气象战有无先例”、“美国空天一体战到了何种程度”、“中国军费投入多少才算合适”等问题,都在课堂上抛给了海军少将。
  司局级干部们的自助午餐安排在学生食堂闻馨园,从上课地点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刘卿楼)一楼报告厅步行过去,至少要走15分钟。按照孙哲教授的说法,规格相当于清华大学的硕博研究生,“走路去吃饭,也算体验校园生活”。
  每天早上签到后,负责课程班服务的清华学生就把当天的自助餐卷交给学员。闻馨园除了接待司局长就餐外,普通清华学生也可以进去,45元一位。一般情况下,中午12点课程结束,授课老师自行离去,但讲完中日关系时,刘江永跟司局长们共进午餐,话题也依然离不开上课的内容。
  一个正准备打菜的学员插了一句:“假如中国强大起来,甚至超过美国若干倍,钓鱼岛问题能迎刃而解吗?”刘江永接过盛饭的勺子说:“日本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在弱的时候更强势。你看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它并没有比俄国、美国强,但敢抢。”
  在日常工作中,司局级干部接触的各种信息多,对于国际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在交通运输部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卫民看来,美国最早跟中国好,是想和平演变中国,“美国这些年因为搞反恐没腾出手来,现在这些问题平息了,美国就有时间有力量来治你了”。
  在近来发生的中菲黄岩岛对峙问题上,一个学员觉得政府可以更强硬,“中国总以大国自居,什么都要让,阎学通老师讲得好,国际上谁拳头硬谁说话”。
  “司局级大学生”挺有主见   按照中组部的要求,2012年是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学的第三年。司局级干部的选学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一年要满110小时。必修课由中央党校开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发展”、“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等四门课程。选修课则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7所院校承办,内容涵盖宏观经济、金融财政、社会管理、文化建设和舆情引导等方面内容。
  2012年年初,清华大学文科处打电话给孙哲,问他的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愿不愿意给司局长办个“国际问题”选学班,孙哲觉得有意义,便着手准备,最后报名学习的司局长达到了148人,不过孙哲承认,“在清华大学过去承办的各类学习班里,最火爆的还是美院搞的美术欣赏班”。
  很多司局长报名是因为业务需要,像商务部美大司副司长、外交部参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想法都很相似,都想通过上课“形成一个大的国际战略框架”。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纪斌每天花三五个小时在上课的路途上,有时候下课后还要赶回办公室处理公务,但他坦陈“上学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动力”。家住通州的交通运输部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卫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出门上课。他感觉来听课的司局长们都觉得“中国在软实力、国内问题上必须要改善,否则真的很让人担心”。
  在许多问题上,司局级干部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老师。关于孙哲教授提出的“降低军费增速,增加教育投入”的观点,刘卫民就不同意,“这种分析缺乏战略性,太实际了”。刘卫民支持杨毅将军的观点,“要增加中国军费开支,你只有不怕美国,别人才会怕你”。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上课时,一位学员请他对中国外交工作做一个整体性评价。赵可金说,“美国有六万人搞外交,中国只有六千人做外交,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上述学员却不同意,觉得外交部工作做得还不够好。2010年他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有几百人排队,但卫生间只有一个座便器。“美国在这方面讲人道吗?外交部也不去交涉一下。”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蓝野虽然对阎学通的课评价不错,但他不赞同阎学通对于“拜金主义”的看法,“全世界的利益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利益,什么友好都是假的。你看尼克松来中国,下飞机第一句话是‘我是代表美国的利益来的’,啥叫利益,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刘卫民却认为“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中国人掉在钱眼里了,没有比GDP更重要的东西了”。刘卫民认为,中国要创新一种制度,把我们的文明发扬光大,对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榜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讲中国经济外交时,课堂气氛最热烈。“9·11”发生后,何茂春觉得美国肯定会发生金融危机,他的理解完全出于经济学角度:美军一个士兵一年消耗上百万美元;美军一套行头75万美元;死一个士兵,美国政府要赔100万美元。“战争让美国把有限的财政盈余打亏了,之后美国肯定要刺激经济发展,它就会制造泡沫,容易产生危机。”
  茶歇时,一个学员跑到讲台对他说:“您讲得太精彩了,让我们感到振奋。”何茂春在商务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还向他发出邀请:“什么时候回去给我们讲讲啊!”何茂春则打趣道:把我调回去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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