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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柏拉图的三篇著作《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集中介绍了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其中《理想国》以大胆，刺激，原创性而闻名遐迩，引导无数读者神思沉往。《法律篇》对于人性的估计为西方传统贡献了有价值的成分。同时，这三篇著作中前后所预留的巨大政治空间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因素致使柏拉图做出如此大的改变，本文将从理性和经验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柏拉图；理性；经验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柏拉图，作为人类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政治思想主要可以通过他的传世之作：《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而被后人所了解，研读。考虑到他的著作保存完整，思想架构健全，其评论性的著作也汗牛充栋，研究角度，研究结果不一而足，例如，有人视柏拉图极权主义的最早设计师，有人则视其为正义观念的创造者等等。每种结论都不乏支持者与反对者，但没有一种方法能令所有人都能满意。
在其思想体系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你看见什么取决于你想看见什么，这得益于其前后思想巨大反差所制造出的巨大政治空间，这也往往使我们无法对对他的思想进行归类。因此带着一种预设的假定往往比漫无目的的遨游柏拉图的知识海洋能更好的疏理其思想重点。
一、柏拉图的方法
《理想国》成稿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当时希腊的战败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认知，人们纷纷抛弃以往固守的信念，开始寻找新的方向。这种漫布于整个希腊的迷茫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危机主要反映在柏拉图的朋友们为正义做出的差异极大的定义中。
这些新的思想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相对主义者，该派从经验主义出发，认为不存在绝对的正义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约定俗成的，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另一派：绝对主义者则认为存在一种外在于人类宇宙的终极信仰或理性，并把毕生的精力致力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无疑，柏拉图属于后者，在《理想国》中，“虽然他以一种对话式的殿堂构成了一种开放的结构，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却得出了一项关于宇宙根本性的绝对主义结论。”
柏拉图的方法开始于如下假定：“事物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他认为变化的物质背后都有永恒的理念予以支撑。它是独立于客观物理世界外的，可以通过理性演绎来把握。所有物体不过是理念所发生出的表象，人类的感性经验作为一种意见，只会破坏关于现实的真实看法。
现实的基础是合乎自然本性的东西，可以通过运用理性而知道它。因此，人类对于正义的追求也要求我们诉诸于理性，通过理性我们掌握关于理念的知识，因此理性的统治处于一种天然的合法地位。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柏拉图怎样将理念，美德与哲人王的统治向联系起来。
二、“美德即知识”
作为柏拉图的良师益友，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有句著名的格言：“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正是以此句话作为他的全部理论基础，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提出了他有名的论题：哲人王阶级的统治。
在“苏”同色拉叙马霍斯关于统治者的论战中，后者提出统治者应该是类似于“严格意义上的手艺人”这一命题。“苏”据此认为，统治者应同手艺人一样，是严格的关心,服务于他人的利益，而不是专注于自己的目地（正如鞋匠的主要职责是为他人制鞋，而不是为自己制鞋）。这又意味着严格的“技艺即正义”这一论述，因此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无论是那些为他人利益而奋斗的手艺人还是统治者——必定具有独特的知识架构。柏拉图在此暗示的结论是:正义的城邦是一个工匠社会，哲学家是城邦治理的“工匠”，士兵是城邦安全与自由的“工匠”，其他人则成为构建城邦物质基础的“工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统治者的知识，也即意味着存在一种客观的最高统治之善，这种善首先是能够被人了解的，并且只能通过理性的推理才能被人所知道，因此，谁掌握了这种最高之善，谁就能成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毫无疑问，只有哲学王才能但此重任。
另外，这种“纯粹的知识之治”的言外之意也意味着分工，即不同的知识依据人们的天赋和理性能力划归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则根据适宜于自己的知识从事不同的工作。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判断人民天赋才能？二是如何由最佳的教育来发展这种能力？无疑，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又回到了柏拉图的基本论点，即只有哲学家的统治，个人才能最充分的自我实现，社会的正义才能实现最大化。当然，这种分工并不为当时人们所熟知，当希腊人民还沉浸于自己“美好的多才多艺”，嘲笑斯巴达呆板分工的时候，柏拉图已经敏锐的看到这种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并且由这种分工——公平对待每个人，根据其能力和训练而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来支持着他的正义观念。
由于对理念论和哲人王统治的论述，柏拉图毫不留情的对当时法制下的统治加以嘲讽，认为法律作为愚人经验的积累，只会束缚哲人王的手脚，正如强迫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去遵循文本行医一样愚蠢。他主张的这种知识统治必然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或者说更近似于开明专制的方式，我们在此看出的是柏拉图精英主义的偏向，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意见偏见的排布，没有得到真正知识的引导。他否认城邦公民先前拥有的各项公民权利，即包括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的权力与私人领域——拥有财产和家庭的权力。这种公民权利不仅会腐蚀人们的心灵，妨碍哲人王做出明智的决定，同时也不因为不专业而浪费人们的人们的天赋能力。
三、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柏拉图在其晚年之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等理想国，即作为金质纽带的法律应该是人类的统治依凭。其中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种大胆，热忱的创新，相反更多的是饱经沧桑后的觉悟。他辩解到：没有法律，人类“就和最野蛮的动物没有区别”。在此他恢复了法律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中所占据的地位，而在此之前他曾试图取消法律应占据的这种地位。
在《法律篇》中，智慧转化为法律，使得个人适应国家需要的规定绝不可能具有灵活性，但是法律所确定的各种规章条例却被认为“总的说来”是尽可能好的。因此，如果说理想国的首要美德是正义，分工，那么《法律篇》中“国家的最高美德便是节制，而这意味着一种守法的倾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的精神和使自己服从国家各种法定权力的意愿”。
这种次优国家虽然具有极大可行性，但给出的逻辑论证并不能让人满意，相反《理想国》中的逻辑是无可指责的，但事实上却无法实现。
柏拉图对于法律的重新承认是出于对脆弱人性的让步，他认为“将权力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是罕见的，而人性又是自私的，有鉴于此，必须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法治”。
此外，柏拉图晚年在创作《法律篇》的时候，雅典正从战争的伤痛中逐渐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前时的兴盛，城邦公民的道德堕落也止步于此。与此构成对照的是，理想国的原型——斯巴达则遇到一些问题。战后，原有的禁欲般的淳朴作风没有抵得住外面世界的诱惑，逐渐走向腐化。也许正是看到这种戏剧般的变化，柏拉图倒向了雅典固有的传统——法治。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对理性与经验谁更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确切的看法中找到一些答案。
柏拉图的这种前后不一的困窘其实是根植在智者派自然与约定的对堪中。换句话说，也即理性与经验的优劣问题。柏拉图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了理性主义的思想理路。他从哲学王获得真知识的起点出发，顺理成章的推出哲学王阶级的统治。同时他认为当时希腊法律属于约定的范畴，法律的智慧只是经验的智慧，因此法律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意见。这种作为意见，约定的法律是无论如何比不能与由理性演绎出的真知识向媲美的。
但他在肯定理性的同时，却并没有否认经验的作用。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经验，构成了人们日常评价，期望的习惯矩阵，生活在其中的柏拉图也会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彻底与传统决裂，背离现有的价值体系。
另一方面，柏拉图对于法律的背叛也是对城邦的一种反动——不仅对当时“美好的多才多艺”提出质疑，倡导人们所不熟知的专业分工，而且也完全否定了城邦公民的身份资格所赋予的各项权利。而正是这种法律下的自由构成了雅典城邦的日常生活，并且人们据此引以为豪。因此，这样的一种反动是不会被人们所承认尊重和承认的。出于妥协，柏拉图滑向了“保守”的法治。
总之，除了对人性的让步和对现实改观的反思，柏拉图正是没有对经验与理性做出孰优孰劣的彻底评述，没有坚持一种绝对理性观念，才使得他在《理想国》之后还能写出《法律篇》的深层潜意识原因吧。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86.
[2]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黑龙记人民出版社,2002.
[3](美)乔治.撒拜因著,邓志来译.政治学说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美)列奥.施特劳斯著,李天然译.政治哲学史（上）[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5](美)坦嫩鲍姆,舒尔茨著.叶颖译.观念的发明者[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坦嫩鲍姆,舒尔茨著,叶颖译.观念的发明者[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7.
[7]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5.
[8]撒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1.
[9]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99.
关键词：柏拉图；理性；经验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柏拉图，作为人类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政治思想主要可以通过他的传世之作：《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而被后人所了解，研读。考虑到他的著作保存完整，思想架构健全，其评论性的著作也汗牛充栋，研究角度，研究结果不一而足，例如，有人视柏拉图极权主义的最早设计师，有人则视其为正义观念的创造者等等。每种结论都不乏支持者与反对者，但没有一种方法能令所有人都能满意。
在其思想体系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你看见什么取决于你想看见什么，这得益于其前后思想巨大反差所制造出的巨大政治空间，这也往往使我们无法对对他的思想进行归类。因此带着一种预设的假定往往比漫无目的的遨游柏拉图的知识海洋能更好的疏理其思想重点。
一、柏拉图的方法
《理想国》成稿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当时希腊的战败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认知，人们纷纷抛弃以往固守的信念，开始寻找新的方向。这种漫布于整个希腊的迷茫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危机主要反映在柏拉图的朋友们为正义做出的差异极大的定义中。
这些新的思想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相对主义者，该派从经验主义出发，认为不存在绝对的正义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约定俗成的，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另一派：绝对主义者则认为存在一种外在于人类宇宙的终极信仰或理性，并把毕生的精力致力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无疑，柏拉图属于后者，在《理想国》中，“虽然他以一种对话式的殿堂构成了一种开放的结构，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却得出了一项关于宇宙根本性的绝对主义结论。”
柏拉图的方法开始于如下假定：“事物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他认为变化的物质背后都有永恒的理念予以支撑。它是独立于客观物理世界外的，可以通过理性演绎来把握。所有物体不过是理念所发生出的表象，人类的感性经验作为一种意见，只会破坏关于现实的真实看法。
现实的基础是合乎自然本性的东西，可以通过运用理性而知道它。因此，人类对于正义的追求也要求我们诉诸于理性，通过理性我们掌握关于理念的知识，因此理性的统治处于一种天然的合法地位。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柏拉图怎样将理念，美德与哲人王的统治向联系起来。
二、“美德即知识”
作为柏拉图的良师益友，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有句著名的格言：“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正是以此句话作为他的全部理论基础，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提出了他有名的论题：哲人王阶级的统治。
在“苏”同色拉叙马霍斯关于统治者的论战中，后者提出统治者应该是类似于“严格意义上的手艺人”这一命题。“苏”据此认为，统治者应同手艺人一样，是严格的关心,服务于他人的利益，而不是专注于自己的目地（正如鞋匠的主要职责是为他人制鞋，而不是为自己制鞋）。这又意味着严格的“技艺即正义”这一论述，因此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无论是那些为他人利益而奋斗的手艺人还是统治者——必定具有独特的知识架构。柏拉图在此暗示的结论是:正义的城邦是一个工匠社会，哲学家是城邦治理的“工匠”，士兵是城邦安全与自由的“工匠”，其他人则成为构建城邦物质基础的“工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统治者的知识，也即意味着存在一种客观的最高统治之善，这种善首先是能够被人了解的，并且只能通过理性的推理才能被人所知道，因此，谁掌握了这种最高之善，谁就能成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毫无疑问，只有哲学王才能但此重任。
另外，这种“纯粹的知识之治”的言外之意也意味着分工，即不同的知识依据人们的天赋和理性能力划归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则根据适宜于自己的知识从事不同的工作。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判断人民天赋才能？二是如何由最佳的教育来发展这种能力？无疑，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又回到了柏拉图的基本论点，即只有哲学家的统治，个人才能最充分的自我实现，社会的正义才能实现最大化。当然，这种分工并不为当时人们所熟知，当希腊人民还沉浸于自己“美好的多才多艺”，嘲笑斯巴达呆板分工的时候，柏拉图已经敏锐的看到这种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并且由这种分工——公平对待每个人，根据其能力和训练而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来支持着他的正义观念。
由于对理念论和哲人王统治的论述，柏拉图毫不留情的对当时法制下的统治加以嘲讽，认为法律作为愚人经验的积累，只会束缚哲人王的手脚，正如强迫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去遵循文本行医一样愚蠢。他主张的这种知识统治必然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或者说更近似于开明专制的方式，我们在此看出的是柏拉图精英主义的偏向，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意见偏见的排布，没有得到真正知识的引导。他否认城邦公民先前拥有的各项公民权利，即包括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的权力与私人领域——拥有财产和家庭的权力。这种公民权利不仅会腐蚀人们的心灵，妨碍哲人王做出明智的决定，同时也不因为不专业而浪费人们的人们的天赋能力。
三、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柏拉图在其晚年之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等理想国，即作为金质纽带的法律应该是人类的统治依凭。其中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种大胆，热忱的创新，相反更多的是饱经沧桑后的觉悟。他辩解到：没有法律，人类“就和最野蛮的动物没有区别”。在此他恢复了法律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中所占据的地位，而在此之前他曾试图取消法律应占据的这种地位。
在《法律篇》中，智慧转化为法律，使得个人适应国家需要的规定绝不可能具有灵活性，但是法律所确定的各种规章条例却被认为“总的说来”是尽可能好的。因此，如果说理想国的首要美德是正义，分工，那么《法律篇》中“国家的最高美德便是节制，而这意味着一种守法的倾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的精神和使自己服从国家各种法定权力的意愿”。
这种次优国家虽然具有极大可行性，但给出的逻辑论证并不能让人满意，相反《理想国》中的逻辑是无可指责的，但事实上却无法实现。
柏拉图对于法律的重新承认是出于对脆弱人性的让步，他认为“将权力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是罕见的，而人性又是自私的，有鉴于此，必须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法治”。
此外，柏拉图晚年在创作《法律篇》的时候，雅典正从战争的伤痛中逐渐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前时的兴盛，城邦公民的道德堕落也止步于此。与此构成对照的是，理想国的原型——斯巴达则遇到一些问题。战后，原有的禁欲般的淳朴作风没有抵得住外面世界的诱惑，逐渐走向腐化。也许正是看到这种戏剧般的变化，柏拉图倒向了雅典固有的传统——法治。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对理性与经验谁更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确切的看法中找到一些答案。
柏拉图的这种前后不一的困窘其实是根植在智者派自然与约定的对堪中。换句话说，也即理性与经验的优劣问题。柏拉图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了理性主义的思想理路。他从哲学王获得真知识的起点出发，顺理成章的推出哲学王阶级的统治。同时他认为当时希腊法律属于约定的范畴，法律的智慧只是经验的智慧，因此法律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意见。这种作为意见，约定的法律是无论如何比不能与由理性演绎出的真知识向媲美的。
但他在肯定理性的同时，却并没有否认经验的作用。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经验，构成了人们日常评价，期望的习惯矩阵，生活在其中的柏拉图也会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彻底与传统决裂，背离现有的价值体系。
另一方面，柏拉图对于法律的背叛也是对城邦的一种反动——不仅对当时“美好的多才多艺”提出质疑，倡导人们所不熟知的专业分工，而且也完全否定了城邦公民的身份资格所赋予的各项权利。而正是这种法律下的自由构成了雅典城邦的日常生活，并且人们据此引以为豪。因此，这样的一种反动是不会被人们所承认尊重和承认的。出于妥协，柏拉图滑向了“保守”的法治。
总之，除了对人性的让步和对现实改观的反思，柏拉图正是没有对经验与理性做出孰优孰劣的彻底评述，没有坚持一种绝对理性观念，才使得他在《理想国》之后还能写出《法律篇》的深层潜意识原因吧。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86.
[2]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黑龙记人民出版社,2002.
[3](美)乔治.撒拜因著,邓志来译.政治学说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美)列奥.施特劳斯著,李天然译.政治哲学史（上）[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5](美)坦嫩鲍姆,舒尔茨著.叶颖译.观念的发明者[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坦嫩鲍姆,舒尔茨著,叶颖译.观念的发明者[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7.
[7]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5.
[8]撒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1.
[9]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