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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入手，剖析了传统文化因素对会计职业伦理和商务伦理两个维度的影响，发现儒家“私德至上”的倫理观念是导致我国会计伦理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加强会计伦理教育，以提高我国会计伦理水平，从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
[关键词] 会计伦理 传统文化 儒家
自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市场的财务舞弊案件愈演愈烈，这促使大量的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去反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监管的问题，但是很少有研究深入挖掘文化，伦理与资本市场监管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研究会计伦理对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以期为市场监管者提供文化视角的新思路。
一、会计伦理的含义
而会计伦理，作为应用伦理的一个分支，是伦理学原理在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应用，会计伦理从层次上可以分为2层：会计职业伦理和会计商务伦理。会计职业伦理是从会计职业个人行为的角度来定义。我们认为，从伦理学的义务论出发，更能阐明会计的应然状态。即会计的职业伦理为提供企业真实的财务画面。会计商务伦理是从企业角度进行定义。LauraNash（1990）将商务伦理定义为:“研究如何将个人道德规范运用到企业的行为和目标之中。它不是单一的道德标准，而是研究企业如何影响代表企业的个人针对特定问题的立场”。企业行为自然包括了会计行为，根据Nash的定义，我们把会计商务伦理定义为：会计商务伦理是会计企业行为的内在规律、秩序和法则，是调整会计企业行为的原则和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为“合法求利”。
但是，我国资本市场财务舞弊案件层出不穷，会计信息公信力低下，显然，会计伦理的两个维度都有很大的缺失。无论从事会计职业还是从事企业经营的都是自然人，其伦理道德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尤其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现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我国会计伦理缺失的原因是很有启发的一个角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本文也主要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自其诞生以来，对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代有异同。先秦儒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表述都有差异，但其核心思想去基本一致，都提倡“仁本礼用”与“五行六德”。到了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对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起了重大变化。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从而使官方统治思想从秦始皇尊法、汉初尊道转变为尊儒。董仲舒在“尊孔”旗号下综合儒墨道法与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了主导封建社会近2000年的儒家核心价值观理论—“三纲五常”论。
此“三纲五常”论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基本纯属封建糟粕，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价值，但是五常作为孔孟等人大力提倡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新儒家提倡的价值观基本均把五常作为其核心。此五常对会计伦理的建构也有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研究儒家文化对会计伦理的影响时，常常将五常作为构建会计伦理的基础，如陈勇和陈国庆（2008），李志斌（2010）均以“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为基础构建中国的会计伦理框架。这样看来，儒家文化，尤其五常论，对构建现代会计伦理体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事实上，儒家文化表面以“仁”与“礼”为核心，明确提倡“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但是，由于儒家伦理在处理私德与公德二者的关系时始终坚持“血亲情理”的基本精神，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对于社会公德不仅具有本根性、而且具有至上性，结果就使它所提倡的社会公德（仁）受到了家庭私德（孝）的严重压抑，在二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被后者所否定。
首先，儒家伦理始终主张：人们应该以血亲私德为本根、实现恻隐仁爱的社会公德，如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论语·学而》），有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把“仁义礼智”的实质性内容归结为“事亲”、“从兄”（《孟子·离娄上》）等。这样，对于儒家伦理来说，把社会公德建立在家庭私德的基础上、肯定“孝”在伦理领域的首要意义，便成为将二者联结起来的关键。
其次，为了突显家庭私德作为根本的首要意义，儒家伦理又进一步赋予它以至上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的原则中，尤其体现在孟子的下述命题中：“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显然，根据这些命题，在道德生活中，只有事亲尊亲的血亲私德才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之下，恻隐仁爱的社会公德只是处于派生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在道德规范体系中享有“为大”的终极意义。儒家伦理处理公德与私德关系的这种方式，已经蕴含着凭借血亲私德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更严重的是，一旦在“仁”与“孝”之间发生冲突、以致出现二者不能两全的局面，依据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人们还应该不惜放弃派生从属的社会公德，以求维系本根至上的家庭私德。例如，孔子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本来，孔子一直要求人们大力弘扬仁义之道；但是，为了突显血亲私德的至上地位，他在这里却明确主张：哪怕“父之道”是违背仁义的“非道”，人们也应该出于孝子之心，在三年内无条件地坚守“父之道”。
可见，尽管孔孟本人的自觉意愿的确是试图在家庭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实现社会公德、亦即以儒家的方式将私德与公德统一起来，但事与愿违的结局却恰恰是：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会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从而导致儒家伦理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深度悖论。
由于儒家文化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因此，这种强调私德而压抑公德伦理悖论对我国现代会计伦理也有深刻的影响。对企业会计人员而言，企业是一个小共同体，类似于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家庭，而社会是一个大共同体。本来，会计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如实反映”，会计商务伦理的核心价值是“遵守规则”，但是当“如实反映”，“遵守规则”与企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根据儒家伦理中小共同体私德的至上性，会计人员很容易放弃社会公德而就企业私德
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伦理以义务论配合结构主义，既无利益也无个体，强调小共同体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完全忽视个体利益诉求。因此，当会计伦理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使从个人利益出发，会计人员也没有合适的理论武器来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职业忠诚。
三、从伦理角度提出加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的策略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是导致我国会计伦理低下的重要原因，而会计伦理低下和缺失又是导致资本市场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伦理的角度入手来加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便显得非常必要。
（一）对传统伦理进行扬弃，构建新时代的会计伦理体系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传统对现代会计伦理的主要负面影响在于其把私德，小共同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忽视个体以及社会大共同体的利益。然而其所提倡的
“仁、义、礼、智、信”却有其合理的成份，对现代会计伦理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会计作为一种信息系统，其存在的目的关键是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要达到这个目的，会计信息必须可信。只要把握“诚信”这个关键，新时代的会计伦理体系就能够合理健康的构建和完善。
（二）加强会计伦理道德的教育
一种伦理道德的生长和确定,比任何其他文化形式都更需要教育的辅助。会计伦理也不例外,会计伦理建设与发展离不开道德教育的具体支持。现阶段我国会计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潜在会计人的会计道德教育,即对大、中专院校会计专业的在校学生进行会计道德教育,为潜在会计人今后进入会计职业活动中自觉遵守会计道德规范奠定基础；二是对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将会计道德教育作为后续教育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把对会计人的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会计工作职业生涯中,让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不仅认知会计道德规范,更要通過道德教化使他们将会计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思想观念,并指导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以提高自律、自省能力,形成良好、稳定的道德品行。但是，我国目前的会计伦理道德教育流于空洞和教条，非但无法对会计伦理道德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甚至有时候会引起‘道德逆反”，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教育形式才能大力加强会计伦理道德的教育，有待会计界和教育界同仁的进一步探讨。
参 考 文 献
[1]Nash，L.GoodintentionsAside:AManager’sGuidetoResolvingEthicalProblems.5.Bost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0，117
[2]AaronBernstein.TooMuchCorporatePower?.BusinessWeek，2000，(9):149一152
[3]DavidTWeedie.WrittenEvidenceofsirDavidTweedieChairman.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totheTreasureCommittee，www.iasb.org.uk，2002一04一05
[4]陈勇,陈国庆.儒家伦理与社会和谐———以仁义礼智信为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67-72.
[5]刘可风.伦理学原理.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5一22，6，375，372，370,176，166
[6]李志斌.会计行为的伦理约束.当代财经，2006，(l):120一123
[7]李志斌，中国会计伦理的构建与推行-传统文化视角的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0，02，87-89
[8]乔治·恩德勒.对财务报告系统的信任:丧失比修复更容易[A].乔治·恩德勒,吕晓禾.发展中国经济伦理[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8-98.
[9]热罗姆·巴莱,弗朗索瓦丝·德布里.企业与道德伦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0]施泰因曼,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关键词] 会计伦理 传统文化 儒家
自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市场的财务舞弊案件愈演愈烈，这促使大量的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去反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监管的问题，但是很少有研究深入挖掘文化，伦理与资本市场监管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研究会计伦理对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以期为市场监管者提供文化视角的新思路。
一、会计伦理的含义
而会计伦理，作为应用伦理的一个分支，是伦理学原理在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应用，会计伦理从层次上可以分为2层：会计职业伦理和会计商务伦理。会计职业伦理是从会计职业个人行为的角度来定义。我们认为，从伦理学的义务论出发，更能阐明会计的应然状态。即会计的职业伦理为提供企业真实的财务画面。会计商务伦理是从企业角度进行定义。LauraNash（1990）将商务伦理定义为:“研究如何将个人道德规范运用到企业的行为和目标之中。它不是单一的道德标准，而是研究企业如何影响代表企业的个人针对特定问题的立场”。企业行为自然包括了会计行为，根据Nash的定义，我们把会计商务伦理定义为：会计商务伦理是会计企业行为的内在规律、秩序和法则，是调整会计企业行为的原则和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为“合法求利”。
但是，我国资本市场财务舞弊案件层出不穷，会计信息公信力低下，显然，会计伦理的两个维度都有很大的缺失。无论从事会计职业还是从事企业经营的都是自然人，其伦理道德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尤其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现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我国会计伦理缺失的原因是很有启发的一个角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本文也主要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自其诞生以来，对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代有异同。先秦儒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表述都有差异，但其核心思想去基本一致，都提倡“仁本礼用”与“五行六德”。到了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对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起了重大变化。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从而使官方统治思想从秦始皇尊法、汉初尊道转变为尊儒。董仲舒在“尊孔”旗号下综合儒墨道法与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了主导封建社会近2000年的儒家核心价值观理论—“三纲五常”论。
此“三纲五常”论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基本纯属封建糟粕，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价值，但是五常作为孔孟等人大力提倡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新儒家提倡的价值观基本均把五常作为其核心。此五常对会计伦理的建构也有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研究儒家文化对会计伦理的影响时，常常将五常作为构建会计伦理的基础，如陈勇和陈国庆（2008），李志斌（2010）均以“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为基础构建中国的会计伦理框架。这样看来，儒家文化，尤其五常论，对构建现代会计伦理体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事实上，儒家文化表面以“仁”与“礼”为核心，明确提倡“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但是，由于儒家伦理在处理私德与公德二者的关系时始终坚持“血亲情理”的基本精神，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对于社会公德不仅具有本根性、而且具有至上性，结果就使它所提倡的社会公德（仁）受到了家庭私德（孝）的严重压抑，在二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被后者所否定。
首先，儒家伦理始终主张：人们应该以血亲私德为本根、实现恻隐仁爱的社会公德，如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论语·学而》），有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把“仁义礼智”的实质性内容归结为“事亲”、“从兄”（《孟子·离娄上》）等。这样，对于儒家伦理来说，把社会公德建立在家庭私德的基础上、肯定“孝”在伦理领域的首要意义，便成为将二者联结起来的关键。
其次，为了突显家庭私德作为根本的首要意义，儒家伦理又进一步赋予它以至上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的原则中，尤其体现在孟子的下述命题中：“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显然，根据这些命题，在道德生活中，只有事亲尊亲的血亲私德才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之下，恻隐仁爱的社会公德只是处于派生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在道德规范体系中享有“为大”的终极意义。儒家伦理处理公德与私德关系的这种方式，已经蕴含着凭借血亲私德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更严重的是，一旦在“仁”与“孝”之间发生冲突、以致出现二者不能两全的局面，依据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人们还应该不惜放弃派生从属的社会公德，以求维系本根至上的家庭私德。例如，孔子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本来，孔子一直要求人们大力弘扬仁义之道；但是，为了突显血亲私德的至上地位，他在这里却明确主张：哪怕“父之道”是违背仁义的“非道”，人们也应该出于孝子之心，在三年内无条件地坚守“父之道”。
可见，尽管孔孟本人的自觉意愿的确是试图在家庭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实现社会公德、亦即以儒家的方式将私德与公德统一起来，但事与愿违的结局却恰恰是：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会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从而导致儒家伦理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深度悖论。
由于儒家文化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因此，这种强调私德而压抑公德伦理悖论对我国现代会计伦理也有深刻的影响。对企业会计人员而言，企业是一个小共同体，类似于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家庭，而社会是一个大共同体。本来，会计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如实反映”，会计商务伦理的核心价值是“遵守规则”，但是当“如实反映”，“遵守规则”与企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根据儒家伦理中小共同体私德的至上性，会计人员很容易放弃社会公德而就企业私德
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伦理以义务论配合结构主义，既无利益也无个体，强调小共同体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完全忽视个体利益诉求。因此，当会计伦理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使从个人利益出发，会计人员也没有合适的理论武器来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职业忠诚。
三、从伦理角度提出加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的策略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是导致我国会计伦理低下的重要原因，而会计伦理低下和缺失又是导致资本市场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伦理的角度入手来加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便显得非常必要。
（一）对传统伦理进行扬弃，构建新时代的会计伦理体系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传统对现代会计伦理的主要负面影响在于其把私德，小共同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忽视个体以及社会大共同体的利益。然而其所提倡的
“仁、义、礼、智、信”却有其合理的成份，对现代会计伦理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会计作为一种信息系统，其存在的目的关键是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要达到这个目的，会计信息必须可信。只要把握“诚信”这个关键，新时代的会计伦理体系就能够合理健康的构建和完善。
（二）加强会计伦理道德的教育
一种伦理道德的生长和确定,比任何其他文化形式都更需要教育的辅助。会计伦理也不例外,会计伦理建设与发展离不开道德教育的具体支持。现阶段我国会计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潜在会计人的会计道德教育,即对大、中专院校会计专业的在校学生进行会计道德教育,为潜在会计人今后进入会计职业活动中自觉遵守会计道德规范奠定基础；二是对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将会计道德教育作为后续教育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把对会计人的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会计工作职业生涯中,让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不仅认知会计道德规范,更要通過道德教化使他们将会计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思想观念,并指导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以提高自律、自省能力,形成良好、稳定的道德品行。但是，我国目前的会计伦理道德教育流于空洞和教条，非但无法对会计伦理道德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甚至有时候会引起‘道德逆反”，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教育形式才能大力加强会计伦理道德的教育，有待会计界和教育界同仁的进一步探讨。
参 考 文 献
[1]Nash，L.GoodintentionsAside:AManager’sGuidetoResolvingEthicalProblems.5.Bost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0，117
[2]AaronBernstein.TooMuchCorporatePower?.BusinessWeek，2000，(9):149一152
[3]DavidTWeedie.WrittenEvidenceofsirDavidTweedieChairman.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totheTreasureCommittee，www.iasb.org.uk，2002一04一05
[4]陈勇,陈国庆.儒家伦理与社会和谐———以仁义礼智信为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67-72.
[5]刘可风.伦理学原理.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5一22，6，375，372，370,176，166
[6]李志斌.会计行为的伦理约束.当代财经，2006，(l):120一123
[7]李志斌，中国会计伦理的构建与推行-传统文化视角的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0，02，87-89
[8]乔治·恩德勒.对财务报告系统的信任:丧失比修复更容易[A].乔治·恩德勒,吕晓禾.发展中国经济伦理[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8-98.
[9]热罗姆·巴莱,弗朗索瓦丝·德布里.企业与道德伦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0]施泰因曼,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