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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女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黄墙纸》是一部体现第一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早期作品，是19世纪社会新秩序下文化发展的产物。作者在作品中间接表达出当时社会女性渴望独立并为之进行反抗与斗争的思想。本文意在通过对文本中虚构的女主人公“我”处于日益恶化的巅峰状态下的虚幻叙事的分析，特别是文本中一些核心意象的分析，构建当时整个社会女性所面临的真实现状，让现实在虚幻中得以显现。
关键词： 小说《黄墙纸》 女权主义 虚幻 现实
小说《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的作者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是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虽然吉尔曼的作品曾被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如William Dean Howells所推崇，但到她去世时她的小说已鲜有人问津。直到1973年《黄墙纸》才重新出版。Elaine Hedges为其撰写后记并称之为女权主义短篇的经典。至此，针对《黄墙纸》的各类评论蜂起。最多的是对小说主题的讨论，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女性意识、话语权、与父权文化的直接抗争等；也有从颜色的象征意义角度分析的，或从女性经验和环境角度来分析小说叙事风格与策略的。本文意在从虚幻叙事和象征的角度，比较作者、“我”和疯女人三者所处现状，浅析文本叙事的真实性，以及文本中被标以“虚幻”的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一、作者、《黄墙纸》与“我”的生活环境
吉尔曼，1860年生于美国东北部康奈狄格州。受家庭环境影响，她受到的学校教育很少。1884年，与一位艺术家结婚，在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家务例行琐事的烦恼使她患上了抑郁症，并曾一度采用医生所建议的“休息疗法”进行治疗，这些都直接成为作者创作《黄墙纸》的基础。
《黄墙纸》首发于1891年，是吉尔曼在美国社会新秩序日渐完善的19世纪末所著，文本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且曾被评价为“只要是接触女性主义文本，就必须读这一篇小说”。［1］《黄墙纸》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为切入点，围绕着“我”的幻觉感受，按照时间自由发展的顺序详细描写了“我”从抑郁到彻底精神崩溃，陷入癫狂的全过程。作者灵活组织个人经历，文本意象，以及“我”的虚幻感受，巧妙地讲述了这虚构的荒诞故事背后所藏匿的有关女性权利和自由的沉重历史话题。我们甚至可以将之与鲁迅先生所著《狂人日记》进行比较，并戏称《黄墙纸》为《“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借助文本中的人物批判当时社会的人吃人之惨状，凸显社会阴暗面，而此处的《“狂人”日记》是被视为“狂人”的“我”借助虚幻的写作手法将处于当时社会中一般的“真正女人”所不敢或者所不曾愿意涉及一个可显可隐的社会问题揭露出来。两者均强调压迫与不公平，只是鲁迅先生着重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而吉尔曼所要彰显的是19世纪末社会日益显露的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这一现实。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中说：“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名望，除此之外还有家庭及其他天伦之乐、个人名声、闲情逸趣、油盐酱醋等，一个女子要获得这一切就得接受那小小的金戒指，嫁给男人。”［2］P22这句话直接说明生活在19世纪末的美国男性决定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
文本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象在女主人公意识觉醒与发展的不同阶段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抽象地勾勒出“我”在那间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房子里面的生活环境，以小见大，委婉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比如被丈夫选择为女主人公的卧室的育婴室（nursery）表面看来是出于丈夫John对她的关爱，但是随着叙事者精神的逐渐崩溃，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读者从“我”在日记中进行描写时的用词，以及情感表达中可以体会到这种选择其实是丈夫对妻子进行控制的一种表现。房间里的窗户被装上了栅栏，地板上的大床也被固定，这些都传达出封闭与隔绝的信息：“这些事物都让人想起了监狱或是精神病院里所使用的用于禁锢囚犯或是病人的工具。”［3］P41
再比如作为小说标题的核心意象且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黄墙纸”，是将虚幻与现实糅合的最直接载体。它若一面镜子，直接地表达了家庭内部父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束缚于禁锢。“我”在三周的时间里对黄墙纸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最初意识还是比较清晰，还在努力实践19世纪美国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女性”模式发展（“虔诚、贞洁、顺从、持家”［1］P21），并对墙纸极其厌恶；但渐渐地“我”开始着迷于墙纸上复杂的好似栅栏一般的图案，想要了解墙纸后面的秘密，并开始闻到“难以捉摸的，经久不散的”象征着无处不在的父权主义的黄墙纸的气味。其眼中黄墙纸内挣扎着想要出来的疯女人正好就反映出“我”的实际处境和内心不敢直接表达，而要通过虚幻的手法展现的逃离被禁锢的处境的渴望。在此，黄墙纸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我”的真实困境。随着精神状态的急剧恶化，“我”已经开始将现实与虚幻混为一体。
二、“我”、疯女人、黄墙纸与“我”生活的现实
“虚幻”，作为一种现今常用的写作手法或者说文学道具，能言说常理之下不可言说之感悟与体验，是对现实、对自我的超越的需要。“通过虚幻或曰虚构，人类能在短暂的有限生命中找到无限的意义”。［5］在《黄墙纸》中，吉尔曼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虚幻的手法，融入个人亲身经历，借助文本中的“我”和“我”在虚幻中的疯女人的行为凸显隐性现实，构建了一个有自我意识，追寻真实生活意义，在男权主义压迫下挣扎的新女性。
由于文本中的“我”一直处于精神持续恶化的过程中，当以“我”为代表的现实世界和以黄墙纸里面的女人为代表的虚幻世界融为一体时，“我”叙事的真实性开始受到质疑，这两个世界仿佛并不在同一个空间。其实虚幻与现实就在这似疯非疯的精神状况中得以交融，并且最透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现状。黄墙纸里面虚幻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直接隐射。
在“我”的幻觉里，黄墙纸外面复杂的图案逐渐清晰并最终变成栅栏，透过墙纸“我”看到了“被掐断的脖子”、“鼓鼓的眼睛”、“血淋淋的头颅”、“泛白的眼珠”，以及一直在摇动着栅栏想要逃离的“疯女人”。［6］这一切反映在现实里面正好象征着当时若栅栏般禁锢着女性自由的强大的父权文化，以及女性为争夺自由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墙纸里面一直“弯腰爬行、动摇图案的女人”，就对应着小说中的“我”，她们在父权制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下全力斗争着，试图动摇父权文化的根基。在“我”的幻影里，墙纸里的疯女人只有在夜晚在月光下，在墙纸光线阴暗的地方才会移动；而在白天，在日光下，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她是安静的、屈服的。于此，日光是父权的象征，而夜晚和月光则传递着女性文化的含义。文本中的“我”和墙纸里面的女人基本上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晚上得以进行的，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在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之后采取白天睡觉，晚上研究墙纸的秘密的方式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父权。最后，“我”完全迷失在现实与虚幻之中，在要离开这间恐怖宅子的最后一晚，彻底与幻想中的女人融为一体，“我”就是她，她就是“我”，从墙纸里爬出来，沿着房间墙角，在地板上自由地爬行，再也不被墙纸束缚。此时墙纸就是一面镜子，把“我”的真实困境隐射出来，通过“我”的虚幻言论来表达我真实的感受、欲望和深层意识与知觉。
最终黄墙纸里的她挣脱了束缚；“我”也彻底进入幻觉，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自由，一种只有在癫疯状态下才能获得的写满悲哀的自由。虚幻墙纸里面的世界其实就是“我”真实存在的世界，“我”叙述的真实性就是通过这种虚幻与疯癫在黄墙纸的映衬下得以证实。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糅合，相互佐证。
三、“我”与作者
同许多其他艺术一样，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一种高调的艺术性效仿。作家从事创作也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个人想象将现实在另一层空间里亦幻亦真地展示出来。
通过虚幻记事手法，“我”成功地在癫狂状态下表达出了自己生活环境的真实性，且以自己的最终疯癫为代价，向读者传递了作者创作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黄墙纸》被称为半自传体小说，也就是说小说既具有自传的意味又有着小说色彩的叙事。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运用，也相应地确立了作者与叙事者“我”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作品中的“我”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我”是作者虚构的人物，最后癫狂也不过是虚构的结局。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并非为证实文本叙述的绝对真实性，而是因为以“我”作为叙述者可以深入人物内心，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使读者成为“当事人”，从而使叙事者的遭受能够更深切地为读者感受到，在心灵上产生共鸣。这一点也正就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使读者癫狂，而是把他们从癫狂的路上拯救回来”。［7］故事是个人的，但是叙述故事的“我”是女性集体的自我。“我”的最终癫狂是广大女性在当时社会压力下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出自己人生选择时最悲剧性的选择。
《黄墙纸》中的人物源于作者，但又并非作者本人。作者只是在借助“我”的疯癫，在证实了“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描述的“真实性”以后，通过第二层次的影射，揭示出作者生活的大环境里女性的真实生活现状，从而表达出最终的真实性。
四、结语
简单的故事，虚幻的叙述，用“我”的癫狂表达着19世纪社会所面临的现实。作者通过“我”而进行的所有虚构的描写都是现实意义的承载体。文本中的“我”最终取得了悲剧性的“胜利”，从黄墙纸里面爬了出来，忘却了他者的束缚，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晕倒的丈夫身上一遍遍爬过，但是这种“胜利”是一种卑微的胜利——丈夫的昏厥是短暂的，“我”的癫狂却因此成为恒久；“我”的的确确是从丈夫身上爬过，但是依然是在爬行，并且这爬行的过程中还多出丈夫躯体的障碍……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更大的隐性的社会现实：女权主义的斗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即便是胜利目前也只能是以巨大的个人牺牲为前提的不等价的“胜利”。
一张破败的黄墙纸，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处于癫狂状态下的“我”借助着虚幻，在缓慢的漫长的爬行中诉说着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杰维恩.黄墙纸导读——从女性书写谈起.台湾：日光温暖文学报，2002.7.5.
［2］Charlotte Perkins Gilman，Women and Economics.Boston，Small，Maynard
关键词： 小说《黄墙纸》 女权主义 虚幻 现实
小说《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的作者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是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虽然吉尔曼的作品曾被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如William Dean Howells所推崇，但到她去世时她的小说已鲜有人问津。直到1973年《黄墙纸》才重新出版。Elaine Hedges为其撰写后记并称之为女权主义短篇的经典。至此，针对《黄墙纸》的各类评论蜂起。最多的是对小说主题的讨论，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女性意识、话语权、与父权文化的直接抗争等；也有从颜色的象征意义角度分析的，或从女性经验和环境角度来分析小说叙事风格与策略的。本文意在从虚幻叙事和象征的角度，比较作者、“我”和疯女人三者所处现状，浅析文本叙事的真实性，以及文本中被标以“虚幻”的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一、作者、《黄墙纸》与“我”的生活环境
吉尔曼，1860年生于美国东北部康奈狄格州。受家庭环境影响，她受到的学校教育很少。1884年，与一位艺术家结婚，在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家务例行琐事的烦恼使她患上了抑郁症，并曾一度采用医生所建议的“休息疗法”进行治疗，这些都直接成为作者创作《黄墙纸》的基础。
《黄墙纸》首发于1891年，是吉尔曼在美国社会新秩序日渐完善的19世纪末所著，文本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且曾被评价为“只要是接触女性主义文本，就必须读这一篇小说”。［1］《黄墙纸》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为切入点，围绕着“我”的幻觉感受，按照时间自由发展的顺序详细描写了“我”从抑郁到彻底精神崩溃，陷入癫狂的全过程。作者灵活组织个人经历，文本意象，以及“我”的虚幻感受，巧妙地讲述了这虚构的荒诞故事背后所藏匿的有关女性权利和自由的沉重历史话题。我们甚至可以将之与鲁迅先生所著《狂人日记》进行比较，并戏称《黄墙纸》为《“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借助文本中的人物批判当时社会的人吃人之惨状，凸显社会阴暗面，而此处的《“狂人”日记》是被视为“狂人”的“我”借助虚幻的写作手法将处于当时社会中一般的“真正女人”所不敢或者所不曾愿意涉及一个可显可隐的社会问题揭露出来。两者均强调压迫与不公平，只是鲁迅先生着重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而吉尔曼所要彰显的是19世纪末社会日益显露的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这一现实。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中说：“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名望，除此之外还有家庭及其他天伦之乐、个人名声、闲情逸趣、油盐酱醋等，一个女子要获得这一切就得接受那小小的金戒指，嫁给男人。”［2］P22这句话直接说明生活在19世纪末的美国男性决定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
文本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象在女主人公意识觉醒与发展的不同阶段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抽象地勾勒出“我”在那间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房子里面的生活环境，以小见大，委婉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比如被丈夫选择为女主人公的卧室的育婴室（nursery）表面看来是出于丈夫John对她的关爱，但是随着叙事者精神的逐渐崩溃，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读者从“我”在日记中进行描写时的用词，以及情感表达中可以体会到这种选择其实是丈夫对妻子进行控制的一种表现。房间里的窗户被装上了栅栏，地板上的大床也被固定，这些都传达出封闭与隔绝的信息：“这些事物都让人想起了监狱或是精神病院里所使用的用于禁锢囚犯或是病人的工具。”［3］P41
再比如作为小说标题的核心意象且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黄墙纸”，是将虚幻与现实糅合的最直接载体。它若一面镜子，直接地表达了家庭内部父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束缚于禁锢。“我”在三周的时间里对黄墙纸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最初意识还是比较清晰，还在努力实践19世纪美国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女性”模式发展（“虔诚、贞洁、顺从、持家”［1］P21），并对墙纸极其厌恶；但渐渐地“我”开始着迷于墙纸上复杂的好似栅栏一般的图案，想要了解墙纸后面的秘密，并开始闻到“难以捉摸的，经久不散的”象征着无处不在的父权主义的黄墙纸的气味。其眼中黄墙纸内挣扎着想要出来的疯女人正好就反映出“我”的实际处境和内心不敢直接表达，而要通过虚幻的手法展现的逃离被禁锢的处境的渴望。在此，黄墙纸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我”的真实困境。随着精神状态的急剧恶化，“我”已经开始将现实与虚幻混为一体。
二、“我”、疯女人、黄墙纸与“我”生活的现实
“虚幻”，作为一种现今常用的写作手法或者说文学道具，能言说常理之下不可言说之感悟与体验，是对现实、对自我的超越的需要。“通过虚幻或曰虚构，人类能在短暂的有限生命中找到无限的意义”。［5］在《黄墙纸》中，吉尔曼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虚幻的手法，融入个人亲身经历，借助文本中的“我”和“我”在虚幻中的疯女人的行为凸显隐性现实，构建了一个有自我意识，追寻真实生活意义，在男权主义压迫下挣扎的新女性。
由于文本中的“我”一直处于精神持续恶化的过程中，当以“我”为代表的现实世界和以黄墙纸里面的女人为代表的虚幻世界融为一体时，“我”叙事的真实性开始受到质疑，这两个世界仿佛并不在同一个空间。其实虚幻与现实就在这似疯非疯的精神状况中得以交融，并且最透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现状。黄墙纸里面虚幻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直接隐射。
在“我”的幻觉里，黄墙纸外面复杂的图案逐渐清晰并最终变成栅栏，透过墙纸“我”看到了“被掐断的脖子”、“鼓鼓的眼睛”、“血淋淋的头颅”、“泛白的眼珠”，以及一直在摇动着栅栏想要逃离的“疯女人”。［6］这一切反映在现实里面正好象征着当时若栅栏般禁锢着女性自由的强大的父权文化，以及女性为争夺自由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墙纸里面一直“弯腰爬行、动摇图案的女人”，就对应着小说中的“我”，她们在父权制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下全力斗争着，试图动摇父权文化的根基。在“我”的幻影里，墙纸里的疯女人只有在夜晚在月光下，在墙纸光线阴暗的地方才会移动；而在白天，在日光下，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她是安静的、屈服的。于此，日光是父权的象征，而夜晚和月光则传递着女性文化的含义。文本中的“我”和墙纸里面的女人基本上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晚上得以进行的，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在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之后采取白天睡觉，晚上研究墙纸的秘密的方式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父权。最后，“我”完全迷失在现实与虚幻之中，在要离开这间恐怖宅子的最后一晚，彻底与幻想中的女人融为一体，“我”就是她，她就是“我”，从墙纸里爬出来，沿着房间墙角，在地板上自由地爬行，再也不被墙纸束缚。此时墙纸就是一面镜子，把“我”的真实困境隐射出来，通过“我”的虚幻言论来表达我真实的感受、欲望和深层意识与知觉。
最终黄墙纸里的她挣脱了束缚；“我”也彻底进入幻觉，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自由，一种只有在癫疯状态下才能获得的写满悲哀的自由。虚幻墙纸里面的世界其实就是“我”真实存在的世界，“我”叙述的真实性就是通过这种虚幻与疯癫在黄墙纸的映衬下得以证实。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糅合，相互佐证。
三、“我”与作者
同许多其他艺术一样，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一种高调的艺术性效仿。作家从事创作也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个人想象将现实在另一层空间里亦幻亦真地展示出来。
通过虚幻记事手法，“我”成功地在癫狂状态下表达出了自己生活环境的真实性，且以自己的最终疯癫为代价，向读者传递了作者创作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黄墙纸》被称为半自传体小说，也就是说小说既具有自传的意味又有着小说色彩的叙事。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运用，也相应地确立了作者与叙事者“我”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作品中的“我”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我”是作者虚构的人物，最后癫狂也不过是虚构的结局。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并非为证实文本叙述的绝对真实性，而是因为以“我”作为叙述者可以深入人物内心，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使读者成为“当事人”，从而使叙事者的遭受能够更深切地为读者感受到，在心灵上产生共鸣。这一点也正就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使读者癫狂，而是把他们从癫狂的路上拯救回来”。［7］故事是个人的，但是叙述故事的“我”是女性集体的自我。“我”的最终癫狂是广大女性在当时社会压力下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出自己人生选择时最悲剧性的选择。
《黄墙纸》中的人物源于作者，但又并非作者本人。作者只是在借助“我”的疯癫，在证实了“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描述的“真实性”以后，通过第二层次的影射，揭示出作者生活的大环境里女性的真实生活现状，从而表达出最终的真实性。
四、结语
简单的故事，虚幻的叙述，用“我”的癫狂表达着19世纪社会所面临的现实。作者通过“我”而进行的所有虚构的描写都是现实意义的承载体。文本中的“我”最终取得了悲剧性的“胜利”，从黄墙纸里面爬了出来，忘却了他者的束缚，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晕倒的丈夫身上一遍遍爬过，但是这种“胜利”是一种卑微的胜利——丈夫的昏厥是短暂的，“我”的癫狂却因此成为恒久；“我”的的确确是从丈夫身上爬过，但是依然是在爬行，并且这爬行的过程中还多出丈夫躯体的障碍……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更大的隐性的社会现实：女权主义的斗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即便是胜利目前也只能是以巨大的个人牺牲为前提的不等价的“胜利”。
一张破败的黄墙纸，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处于癫狂状态下的“我”借助着虚幻，在缓慢的漫长的爬行中诉说着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杰维恩.黄墙纸导读——从女性书写谈起.台湾：日光温暖文学报，2002.7.5.
［2］Charlotte Perkins Gilman，Women and Economics.Boston，Small，Mayn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