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和第八次作代会召开的第二天，即2011年11月23日，出席会议的著名作家蒋子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其中提到了当今文坛的“柱子现象”，引起我极大兴趣。
　　认真拜读过文章后方才知道“柱子”并不是指建筑中的木柱、石柱或钢柱，而是指重量级作家、编剧王朝柱。蒋子龙评价其是文坛上的一根“大柱子”，已经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了。他出版了46部长篇著作，总计2000多万字。另外还创作了18部电影和长篇电视连续剧，也有近千万字。我马上去查找王朝柱的资料，发现他的确是非同寻常，他是总政话剧团编剧，河北沧州人。他的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中国传记文学东方杯奖、全国优秀剧本奖、华表奖、百花奖、飞天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以及6次获最佳编剧奖等。
　　纵观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发现历史题材居多，像李大钊、张学良、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等历史人物都是他笔下的常客，难怪有人把他的作品评为“标领我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潮流的史诗性作品，海内少有人能匹”。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朝柱作为一位作家，在作品中处理敏感历史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惊人驾驭能力和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据蒋子龙介绍，他在创作《解放大西南》时，首次揭示“解放军追剿胡宗南集团的进军路线，竟然与当年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路线完全相同”，结局却大相径庭。还有在他之前，所有党史材料及年谱上，都记载1939年5月日本大轰炸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可他在写作《周恩来在重庆》时却公布了当时周不仅在重庆、还从被炸的医院中救出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的证据，匡正了史料的缺漏。还有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毛泽东与许世友在延安时期的纠结、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特科的惊险经历等等写作上的难点，或事实如谜，或过于敏感，令史家或作家头痛，躲之惟恐不及。他却“艺高人胆大”，不仅迎“难”而上，且处理得令人拍案叫绝。
　　我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在对此表示由衷钦佩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像王朝柱那样在新一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更加努力地做好文史工作，尤其是如何更加严格地履行好文史责任。
　　文史责任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文史工作者的职责。其含义有三：一曰实事求是。就是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对史料的主题、史实、内容去伪存真，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尊重历史，忠于真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且要严把政治关、史实关和文字关。比如，著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国籍，究竟是日本还是中国？经我们文史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证明其国籍确系中国，抗战之后被中国政府逮捕并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完全是正当的。二曰秉笔直书。要求撰稿人撰写稿件时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要敢于突破体裁所限，敢于提出不同观点，不怕扣帽子、不怕揪辫子，不追求完整，只追求完美，努力“补史之缺、续史之无、详史之略、纠史之错”。三曰去伪辟谬。就是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分清主流和支流，客观真实地反映前进与曲折，历史全面地看待正确与错误，加强对史料的研究和辩析，存真求实，确保史料可靠可信，使文史资料真正成为信史，使人们真正能够在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认知中获取鉴往知来的历史智慧，提升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毫无疑问，在认真履行文史工作者职责这方面，著名作家王朝柱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胆大与严谨、存真与求实，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创新性发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将其独特的思路和方法运用到文史工作中，不断提高文史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的文史工作必须研究新途径和新领域，发挥文史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和“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重要作用，促进我国历史科学特别是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用优秀的历史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