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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钱谷融先生，经历过“文革”，再给学生们上课，会不会变得谨言慎行，以免授人话柄？钱先生回答说：“一方面人会变得小心谨慎，注意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还是要讲真诚的话。”受魏晋风骨影响，钱先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虚伪。他总是告诫自己的学生：“真是第一位的，不要说假话，要说你内心真正感受到的话。学文学的，一定要真。”
在华师大二村的一间小屋里，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99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刚刚庆贺了百岁寿辰的他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精神非常好。见我来访，连连地嘱咐“不要客气”，桌上有他爱喝的碧螺春，有下午的养生小零食“枣夹核桃”，还堆着一叠报纸杂志和一本《世说新语笺注》。当年，钱先生从他的大学老师伍叔傥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魏晋风骨——这份散淡洒脱，至今依然在滋养着他。
每天读书看报，喜欢看电视上的戏曲频道，不管是京昆还是越剧黄梅戏都看得津津有味，每天下午午睡醒来例必去附近的长风公园散步，于公园的长凳上小憩赏景……年届百岁的钱先生不但脚劲了得，天天上下三层楼梯，胃口也非常好，和徒子徒孙聚餐，桌上摆着他爱吃的三文鱼刺身，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还吃了蛋黄肉粽。说到这里，钱先生笑起来：“还是肉好吃！”
难忘自己的恩师
1919年出生的钱谷融先生，于近百年的漫漫岁月里，经历过自己的失学、复读，也经历过自己的学生失学、恢复高考，其背后，更有整个民族的沉沦与复兴。如今再回忆，不免感慨良多。
1937年，就在钱谷融高中还差半年将要毕业的时候，抗战爆发。9月，日本人轰炸了学校，学生们都逃走了，老师也散了。钱谷融也回到了常州。不久，日本人打到了昆山，离常州很近了。钱谷融的小学老师曹先生对他说，你们是年轻人，不能留在这里做亡国奴。于是，钱谷融坐火车到了丹阳，但很快日本人开始炸火车，还用机关枪扫射，只好改成步行，准备去安徽宣城中学。谁知刚到那里，日本人又开始轰炸宣城中学，钱谷融等人只好再步行到了江西，跟着当地难民，上了一艘国民党军舰到了武汉，住在华中大学一个同乡那里。国民党在武汉将各地逃难的省立中学的学生进行了登记，钱谷融被派到国立四川中学继续读书——他先是坐船到宜昌，又在宜昌等着换小船，几近辗转，终于从家乡历经数千里跋涉，抵达了四川，恢复了学业。
至今，钱谷融还记得自己初到四川时的样子：“当地学生穿的都是草鞋，我穿着布鞋，有时候是皮鞋，好像只有我是个外乡人。”
1938年底，钱谷融终于得偿所愿，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师范学院国文系。当时中央大学从南京内迁到重庆，师范学院刚刚新成立，直到二年级时，才由罗家伦校长请来自己北大的同班同学伍叔傥先生来当国文系系主任。
据钱谷融回忆，那时中央大学的本部设在重庆边上的沙坪坝，另在柏溪成立了一个分校。一年级的新生都先在柏溪就读，到二年级时才搬到沙坪坝去。柏溪离沙坪坝约有十多里地，是嘉陵江畔的一个小山谷；一条溪流横贯其中，溪流两旁遍生翠柏，时有小鸟飞鸣其上，环境极其清幽，真像世外桃源一样。伍先生非常喜欢柏溪，中文系以外的其他各系，一到二年级就都搬到沙坪坝去了，中文系却一直到三年级才搬到沙坪坝去。
至今，回忆起当年与伍叔傥先生在柏溪度过的那些岁月，钱谷融都觉得“真像神仙生活一样”。伍先生对他这个“外乡人”格外照顾，经常请他去小饭店吃饭，一起喝白酒，吃川菜。钱先生到现在还记得，一开始觉得吃不惯的川菜，后来就感觉“很鲜美”。
后来，在《难忘伍叔傥师》一文中，钱谷融写道：“那时课程不多，空闲时间差不多经常和伍先生在一起，不是在他房间里谈天，就是和他一起去野外散步。他那时孤身一人，不愿意上食堂吃包饭，一日三餐不是靠罐头食品，就是在饭店里吃的。他嫌一个人吃饭太无趣，还常常拉我和他一起吃。他并不善饮，但为了助兴，还常常要些酒，和我一面喝酒，一面随意闲谈。谈话都是即兴式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和范围。既有谈论诗文的，也有臧否人物的；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全凭一时的意兴；纵意所如，真是其乐无穷。他重性情，讲趣味，生活自由散漫，毫无规律，却每天洗冷水澡，虽在严冬，也坚持不变。他喜欢汉魏六朝文学，苏东坡曾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就戏称自己治的是‘衰文’。他遇事随随便便，一切都漫不经心，无可无不可，颇有一些颓唐的气息。”
但是在相对守旧的中央大学，伍先生却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老师，他有一门课程叫作“各体文习作”，每周两小时，专门让学生练习写作。学生每次作文后，伍先生都认真批阅，到第二周上课时，伍先生再选择一些进行讲评，指出文章的优缺点，这些意见都十分切实中肯，学生都很乐于接受。当时白話文还进不了课堂，但伍先生在讲课中也常常提到一些现代作家，因他早年曾与鲁迅在中山大学同过事，对鲁迅很敬重——这些都深深影响了钱谷融，令他对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令他传承了先生的教学方式，对学生重在启发，而不是灌输。
1949年，伍叔傥准备去香港，临行之前，还特地从南京到上海来看望钱谷融，师生两人一同吃了最后一餐。“当晚他就要乘船去香港了。”钱谷融说，“但是后来听说他临时又把行李取了上来，不准备走了，最后不知哪一天，他还是走了……”
此一别，师生再无相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钱谷融去香港讲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与中文系系主任邓仕梁先生谈起，才知道他也是伍先生的学生。伍先生当年到香港后，曾在崇基学院等校任教，最后就是在香港去世的。钱谷融听闻先生因病而逝，并未受到政治迫害，才感到些许宽慰。
“当时我也想到自杀了”
从中央大学毕业后，钱谷融到了重庆市市立中学工作。市立中学的校长也是中央大学心理系毕业的，和伍叔傥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在市立中学教了一年语文之后，地处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向钱谷融的老师要人，老师推荐了钱谷融，1943年，他到了上海交大教大一国文。3年后，随上交大回到了上海，次年与同在交大为师的杨霞华结了婚。
在华师大二村的一间小屋里，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99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刚刚庆贺了百岁寿辰的他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精神非常好。见我来访，连连地嘱咐“不要客气”，桌上有他爱喝的碧螺春，有下午的养生小零食“枣夹核桃”，还堆着一叠报纸杂志和一本《世说新语笺注》。当年，钱先生从他的大学老师伍叔傥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魏晋风骨——这份散淡洒脱，至今依然在滋养着他。
每天读书看报，喜欢看电视上的戏曲频道，不管是京昆还是越剧黄梅戏都看得津津有味，每天下午午睡醒来例必去附近的长风公园散步，于公园的长凳上小憩赏景……年届百岁的钱先生不但脚劲了得，天天上下三层楼梯，胃口也非常好，和徒子徒孙聚餐，桌上摆着他爱吃的三文鱼刺身，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还吃了蛋黄肉粽。说到这里，钱先生笑起来：“还是肉好吃！”
难忘自己的恩师
1919年出生的钱谷融先生，于近百年的漫漫岁月里，经历过自己的失学、复读，也经历过自己的学生失学、恢复高考，其背后，更有整个民族的沉沦与复兴。如今再回忆，不免感慨良多。
1937年，就在钱谷融高中还差半年将要毕业的时候，抗战爆发。9月，日本人轰炸了学校，学生们都逃走了，老师也散了。钱谷融也回到了常州。不久，日本人打到了昆山，离常州很近了。钱谷融的小学老师曹先生对他说，你们是年轻人，不能留在这里做亡国奴。于是，钱谷融坐火车到了丹阳，但很快日本人开始炸火车，还用机关枪扫射，只好改成步行，准备去安徽宣城中学。谁知刚到那里，日本人又开始轰炸宣城中学，钱谷融等人只好再步行到了江西，跟着当地难民，上了一艘国民党军舰到了武汉，住在华中大学一个同乡那里。国民党在武汉将各地逃难的省立中学的学生进行了登记，钱谷融被派到国立四川中学继续读书——他先是坐船到宜昌，又在宜昌等着换小船，几近辗转，终于从家乡历经数千里跋涉，抵达了四川，恢复了学业。
至今，钱谷融还记得自己初到四川时的样子：“当地学生穿的都是草鞋，我穿着布鞋，有时候是皮鞋，好像只有我是个外乡人。”
1938年底，钱谷融终于得偿所愿，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师范学院国文系。当时中央大学从南京内迁到重庆，师范学院刚刚新成立，直到二年级时，才由罗家伦校长请来自己北大的同班同学伍叔傥先生来当国文系系主任。
据钱谷融回忆，那时中央大学的本部设在重庆边上的沙坪坝，另在柏溪成立了一个分校。一年级的新生都先在柏溪就读，到二年级时才搬到沙坪坝去。柏溪离沙坪坝约有十多里地，是嘉陵江畔的一个小山谷；一条溪流横贯其中，溪流两旁遍生翠柏，时有小鸟飞鸣其上，环境极其清幽，真像世外桃源一样。伍先生非常喜欢柏溪，中文系以外的其他各系，一到二年级就都搬到沙坪坝去了，中文系却一直到三年级才搬到沙坪坝去。
至今，回忆起当年与伍叔傥先生在柏溪度过的那些岁月，钱谷融都觉得“真像神仙生活一样”。伍先生对他这个“外乡人”格外照顾，经常请他去小饭店吃饭，一起喝白酒，吃川菜。钱先生到现在还记得，一开始觉得吃不惯的川菜，后来就感觉“很鲜美”。
后来，在《难忘伍叔傥师》一文中，钱谷融写道：“那时课程不多，空闲时间差不多经常和伍先生在一起，不是在他房间里谈天，就是和他一起去野外散步。他那时孤身一人，不愿意上食堂吃包饭，一日三餐不是靠罐头食品，就是在饭店里吃的。他嫌一个人吃饭太无趣，还常常拉我和他一起吃。他并不善饮，但为了助兴，还常常要些酒，和我一面喝酒，一面随意闲谈。谈话都是即兴式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和范围。既有谈论诗文的，也有臧否人物的；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全凭一时的意兴；纵意所如，真是其乐无穷。他重性情，讲趣味，生活自由散漫，毫无规律，却每天洗冷水澡，虽在严冬，也坚持不变。他喜欢汉魏六朝文学，苏东坡曾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就戏称自己治的是‘衰文’。他遇事随随便便，一切都漫不经心，无可无不可，颇有一些颓唐的气息。”
但是在相对守旧的中央大学，伍先生却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老师，他有一门课程叫作“各体文习作”，每周两小时，专门让学生练习写作。学生每次作文后，伍先生都认真批阅，到第二周上课时，伍先生再选择一些进行讲评，指出文章的优缺点，这些意见都十分切实中肯，学生都很乐于接受。当时白話文还进不了课堂，但伍先生在讲课中也常常提到一些现代作家，因他早年曾与鲁迅在中山大学同过事，对鲁迅很敬重——这些都深深影响了钱谷融，令他对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令他传承了先生的教学方式，对学生重在启发，而不是灌输。
1949年，伍叔傥准备去香港，临行之前，还特地从南京到上海来看望钱谷融，师生两人一同吃了最后一餐。“当晚他就要乘船去香港了。”钱谷融说，“但是后来听说他临时又把行李取了上来，不准备走了，最后不知哪一天，他还是走了……”
此一别，师生再无相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钱谷融去香港讲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与中文系系主任邓仕梁先生谈起，才知道他也是伍先生的学生。伍先生当年到香港后，曾在崇基学院等校任教，最后就是在香港去世的。钱谷融听闻先生因病而逝，并未受到政治迫害，才感到些许宽慰。
“当时我也想到自杀了”
从中央大学毕业后，钱谷融到了重庆市市立中学工作。市立中学的校长也是中央大学心理系毕业的，和伍叔傥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在市立中学教了一年语文之后，地处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向钱谷融的老师要人，老师推荐了钱谷融，1943年，他到了上海交大教大一国文。3年后，随上交大回到了上海，次年与同在交大为师的杨霞华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