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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丕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气”的内涵，形成了“文气”说。“文气”说注重作家之“气”以及作品之“气”，强调作品中流露出的作家独有的精神气质。它确立了“文气”理论体系和以“气”论文的传统，并建立了以“文气”为标准的批评取向，从而改变了儒家“以德论文”的批评倾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曹丕;“文气”说;才性
一、“文气”说产生的背景
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情”是“止乎礼”的，“随心所欲”是“不逾矩”的，“文”是用来“载道”的。因此，作家笔下的文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性、情感的表达。
魏晋时期，生命在战争和瘟疫的压迫下显得微不足道，诗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文学走向自觉。诗人笔下的文字由依附于宏大的政治教化转向重视个体的内心和情感。[1]文字不再看重政教伦理性之“言志”，而是注重“言情”。同时，当时的人们普遍产生以下三种思想：一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二是世事无常，隐遁山林;三是建功立业，有所建树。无论是哪种思想，无疑都体现了生命主体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人生的渴望，都是对生命的重视和关照。因此，魏晋时代不仅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更是人的自觉时代。
中国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高度重视审美和艺术问题，不仅对文学，也对文学批评进行了系统的自省和反思。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铨衡群艳，品藻诸家，从贬斥“文人相轻”、推崇“审己度人”切入，借助对建安七子创作风格及其个性的分析，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二、“文气”说的渊源
许慎《说文解字》言：“气，云气也，象形。”我们可知，“气”原意是“云气”，指的是自然现象。
先秦哲人以“气”诠释万物本源，揭示了宇宙的生成规律以及人生命的本源。《管子·樞言》云：“有气则生，无气则死。”《左传·昭公元年》云：“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是六气者乃人生致疾之原知也。”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它们的变化是人的思想感情、身体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礼仪、刑法等产生的原因;可见，在《左传》中，中国的思想家就已经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将“气”看作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本源。这种自然主义的天道观，暗含了古人“天人合一”的观点，同时也带有辩证法的影子。由此观之，“气”已经从一个自然存在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它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都有涉及。
“气”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就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作为自然产物而言，它是生命活动的基础，它构成生命，产生活力，看似无形，却又充斥着身体，与人息息相关。《管子·心术下》称“气者，身之充也”，《周易·系辞》言“精气为物”，王充首倡“元气”论，以“气”来解释人的生命和精神，是以物质性的“气”解释万物的起源。
作为精神产物而言，它则指人的心理类型、精神禀赋、气质等等。《礼记·祭义》“气也者，神之盛也”，《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养气说”。这里“气”主要是指人的精神修养，以精神性的“气”状写人格与神情;《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则将物质和精神结合，点出了人禀气而生，人的才能和个性随着所禀之气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也就如嵇康所言“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
至两汉魏晋之际，随着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人们开始看重文学家的气质才性，因此，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气”则是品人用语里面最常见的字之一，例如“阳刚之气”“淑灵之气”等。于是，“气”逐渐与人物的品行挂钩，曹丕的“文气”说在吸收这些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也就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曹丕“文气”说又将“气”推到了艺术领域，使其内涵进一步扩大。
总之，“气”是生理和心理的统一。人禀阴阳二气而生，“气”决定着人的生理特质和精神气质，因此，作为人表情达意载体的文学作品，就不可能与“气”无关。
三、“文气”说之内涵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何谓“文气”？其实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来阐释它，因为它的具体内容在文论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变化，都带有时代内涵。从宏观而言，“文气”是指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精神气质，是主体与客体的完整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它是由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气质禀赋共同作用而成的，创作个体不同，“文气”自然也就不尽相同。[2]
曹丕“文气”说的要义有三：
其一，曹丕所言之“气”，是指作者之气，即指作者的才性。“才”，不是指一般的智慧或才能，也不是治国用兵之才，而是特指文学创作之才。“性”，特指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气质、才性、习染等主体精神内蕴，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并不包含伦理道德色彩。就比如他评论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突出的都是各人气质个性中的情感状态。
曹丕的“文气”说，实际上就是“作家才性论”，这一点基本成为现代学者的共识。[3]如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指出：“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又《典论》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言‘公干有逸气’，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
又如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说：“这种禀赋之气的表现，就是人的才性;而文即才性的表现。才性因了赋受的多寡清浊而有昏明，则文之‘引气不齐，巧拙有素’，也是‘不可力强所致’的。”
因此，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实际上就是以气论作家之才性。这是魏晋玄学思潮兴起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成为文学批评的创新之处。 其二，是指作品之气，即指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充盈流转的精神活力。曹丕将“文气”大致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反之，浊为阴柔之气。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就有了文气的清浊之别。曹丕的文气二分法，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清浊二气是一个笼统的概括，是针对作家的全部性情而言的;而就其一以贯之的风格来说，大体上是或清或浊，不可兼得。[4]作家气之清浊表现于作品，不仅形成文气的清浊，甚至还决定作品的巧拙，即审美价值或艺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作品的文学生命力。
其三，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他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先天造成的，主要是由天赋禀性的不同导致的。有学者认为曹丕只强调先天禀赋而忽略了后天因素，与西方“天才”说有很多暗合之处。而有的学者则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觉其有失公允。他们秉持的观点是曹丕并没有忽略后天因素，相反，曹丕认为后天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更偏向于后面一种观点。“不可力强而致”的确强调了先天禀赋、才性的重要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是直接否定了后天的教化、学习等一系列的努力。
曹丕自诩从小受到父亲以及家庭的影响，使得自己勤学、博览、善思，“上（曹操）雅好诗文古籍……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靡不毕览。”这可谓是后天影响的表现之一。此外，曹丕所言“徐干时有其气”，据《文选》李善注，所谓“齐气”，是“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齐地舒缓的生活环境，影响了徐干的创作。由此观之，作家个性以及作品风格也受到地域的影响，这是地域对于人的后天影响的表现。
试看江淹从小天资聪颖，后期文思枯竭，落得个“江郎才尽”;庾信历仕南梁、西魏、北周，流寓北方后，内容也从风花雪月、歌舞影声转向了丧乱之恨、身世之叹与乡关之思，写出了“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等诗句，风格劲健苍凉，表现了北方的开阔苍凉和浓厚的边塞气息，难怪杜甫评价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因此，先天禀性可以决定人的上限，而后天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下限。后天努力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无疑也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功。唯有将天赋与努力结合，方有机会在该领域立有一席之地。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这一观点，强调了作家独立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以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
四、“文气”说之意义
“文气”说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将“气”这一哲学范畴引入艺术范畴，曹丕的“文气”说直接从艺术的角度探讨“气”的价值，对于艺术创作、艺术评价、创作主体等都从新的角度作了剖析。“气”的内涵不断丰富，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给中国古代文论美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
另一方面在于它适应了建安文学发展的需要，把两汉以来被禁锢的人的创作个性解放出来，并上升到理性来认识，从而使文坛出现的追求创作个性的倾向上升为文人的自觉意识，为建安文学揭起一面高扬创作个性的鲜明旗帜。如果把建安时期视为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期的話，“文气”说的提出，则可以视为实现这种转折的一个动力。[5]同时，它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开启了文学书写心声的时代。
五、结语
“文以气为主”这个理论命题提出后，使得“文气”说成为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理论批评范畴之一。它确立了“文气”理论体系和以“气”论文的传统，并建立了以“文气”为标准的批评取向，从而改变了儒家“以德论文”的批评倾向。曹丕的“文气”说是在前人思想基础上总结、升华出的振聋发聩的文学理论自觉的第一音，其理论背后所彰显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去不断挖掘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叶静.曹丕代言体诗歌浅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63-65.
[2]张利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2.
[3]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5.
[4]黄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12.
[5]孙鸿.“文以气为主”——论曹丕“文气”说的美学意义[J].安康师专学报，2006（05）：46-48+52.
（作者简介：魏佳怡，女，本科，扬州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曹丕;“文气”说;才性
一、“文气”说产生的背景
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情”是“止乎礼”的，“随心所欲”是“不逾矩”的，“文”是用来“载道”的。因此，作家笔下的文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性、情感的表达。
魏晋时期，生命在战争和瘟疫的压迫下显得微不足道，诗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文学走向自觉。诗人笔下的文字由依附于宏大的政治教化转向重视个体的内心和情感。[1]文字不再看重政教伦理性之“言志”，而是注重“言情”。同时，当时的人们普遍产生以下三种思想：一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二是世事无常，隐遁山林;三是建功立业，有所建树。无论是哪种思想，无疑都体现了生命主体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人生的渴望，都是对生命的重视和关照。因此，魏晋时代不仅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更是人的自觉时代。
中国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高度重视审美和艺术问题，不仅对文学，也对文学批评进行了系统的自省和反思。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铨衡群艳，品藻诸家，从贬斥“文人相轻”、推崇“审己度人”切入，借助对建安七子创作风格及其个性的分析，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二、“文气”说的渊源
许慎《说文解字》言：“气，云气也，象形。”我们可知，“气”原意是“云气”，指的是自然现象。
先秦哲人以“气”诠释万物本源，揭示了宇宙的生成规律以及人生命的本源。《管子·樞言》云：“有气则生，无气则死。”《左传·昭公元年》云：“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是六气者乃人生致疾之原知也。”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它们的变化是人的思想感情、身体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礼仪、刑法等产生的原因;可见，在《左传》中，中国的思想家就已经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将“气”看作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本源。这种自然主义的天道观，暗含了古人“天人合一”的观点，同时也带有辩证法的影子。由此观之，“气”已经从一个自然存在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它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都有涉及。
“气”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就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作为自然产物而言，它是生命活动的基础，它构成生命，产生活力，看似无形，却又充斥着身体，与人息息相关。《管子·心术下》称“气者，身之充也”，《周易·系辞》言“精气为物”，王充首倡“元气”论，以“气”来解释人的生命和精神，是以物质性的“气”解释万物的起源。
作为精神产物而言，它则指人的心理类型、精神禀赋、气质等等。《礼记·祭义》“气也者，神之盛也”，《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养气说”。这里“气”主要是指人的精神修养，以精神性的“气”状写人格与神情;《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则将物质和精神结合，点出了人禀气而生，人的才能和个性随着所禀之气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也就如嵇康所言“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
至两汉魏晋之际，随着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人们开始看重文学家的气质才性，因此，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气”则是品人用语里面最常见的字之一，例如“阳刚之气”“淑灵之气”等。于是，“气”逐渐与人物的品行挂钩，曹丕的“文气”说在吸收这些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也就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曹丕“文气”说又将“气”推到了艺术领域，使其内涵进一步扩大。
总之，“气”是生理和心理的统一。人禀阴阳二气而生，“气”决定着人的生理特质和精神气质，因此，作为人表情达意载体的文学作品，就不可能与“气”无关。
三、“文气”说之内涵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何谓“文气”？其实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来阐释它，因为它的具体内容在文论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变化，都带有时代内涵。从宏观而言，“文气”是指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精神气质，是主体与客体的完整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它是由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气质禀赋共同作用而成的，创作个体不同，“文气”自然也就不尽相同。[2]
曹丕“文气”说的要义有三：
其一，曹丕所言之“气”，是指作者之气，即指作者的才性。“才”，不是指一般的智慧或才能，也不是治国用兵之才，而是特指文学创作之才。“性”，特指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气质、才性、习染等主体精神内蕴，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并不包含伦理道德色彩。就比如他评论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突出的都是各人气质个性中的情感状态。
曹丕的“文气”说，实际上就是“作家才性论”，这一点基本成为现代学者的共识。[3]如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指出：“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又《典论》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言‘公干有逸气’，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
又如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说：“这种禀赋之气的表现，就是人的才性;而文即才性的表现。才性因了赋受的多寡清浊而有昏明，则文之‘引气不齐，巧拙有素’，也是‘不可力强所致’的。”
因此，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实际上就是以气论作家之才性。这是魏晋玄学思潮兴起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成为文学批评的创新之处。 其二，是指作品之气，即指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充盈流转的精神活力。曹丕将“文气”大致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反之，浊为阴柔之气。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就有了文气的清浊之别。曹丕的文气二分法，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清浊二气是一个笼统的概括，是针对作家的全部性情而言的;而就其一以贯之的风格来说，大体上是或清或浊，不可兼得。[4]作家气之清浊表现于作品，不仅形成文气的清浊，甚至还决定作品的巧拙，即审美价值或艺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作品的文学生命力。
其三，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他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先天造成的，主要是由天赋禀性的不同导致的。有学者认为曹丕只强调先天禀赋而忽略了后天因素，与西方“天才”说有很多暗合之处。而有的学者则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觉其有失公允。他们秉持的观点是曹丕并没有忽略后天因素，相反，曹丕认为后天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更偏向于后面一种观点。“不可力强而致”的确强调了先天禀赋、才性的重要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是直接否定了后天的教化、学习等一系列的努力。
曹丕自诩从小受到父亲以及家庭的影响，使得自己勤学、博览、善思，“上（曹操）雅好诗文古籍……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靡不毕览。”这可谓是后天影响的表现之一。此外，曹丕所言“徐干时有其气”，据《文选》李善注，所谓“齐气”，是“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齐地舒缓的生活环境，影响了徐干的创作。由此观之，作家个性以及作品风格也受到地域的影响，这是地域对于人的后天影响的表现。
试看江淹从小天资聪颖，后期文思枯竭，落得个“江郎才尽”;庾信历仕南梁、西魏、北周，流寓北方后，内容也从风花雪月、歌舞影声转向了丧乱之恨、身世之叹与乡关之思，写出了“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等诗句，风格劲健苍凉，表现了北方的开阔苍凉和浓厚的边塞气息，难怪杜甫评价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因此，先天禀性可以决定人的上限，而后天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下限。后天努力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无疑也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功。唯有将天赋与努力结合，方有机会在该领域立有一席之地。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这一观点，强调了作家独立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以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
四、“文气”说之意义
“文气”说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将“气”这一哲学范畴引入艺术范畴，曹丕的“文气”说直接从艺术的角度探讨“气”的价值，对于艺术创作、艺术评价、创作主体等都从新的角度作了剖析。“气”的内涵不断丰富，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给中国古代文论美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
另一方面在于它适应了建安文学发展的需要，把两汉以来被禁锢的人的创作个性解放出来，并上升到理性来认识，从而使文坛出现的追求创作个性的倾向上升为文人的自觉意识，为建安文学揭起一面高扬创作个性的鲜明旗帜。如果把建安时期视为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期的話，“文气”说的提出，则可以视为实现这种转折的一个动力。[5]同时，它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开启了文学书写心声的时代。
五、结语
“文以气为主”这个理论命题提出后，使得“文气”说成为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理论批评范畴之一。它确立了“文气”理论体系和以“气”论文的传统，并建立了以“文气”为标准的批评取向，从而改变了儒家“以德论文”的批评倾向。曹丕的“文气”说是在前人思想基础上总结、升华出的振聋发聩的文学理论自觉的第一音，其理论背后所彰显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去不断挖掘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叶静.曹丕代言体诗歌浅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63-65.
[2]张利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2.
[3]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5.
[4]黄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12.
[5]孙鸿.“文以气为主”——论曹丕“文气”说的美学意义[J].安康师专学报，2006（05）：46-48+52.
（作者简介：魏佳怡，女，本科，扬州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