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由交通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十部门和北京、天津两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入驻滴滴，启动了对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进驻式全面检查。滴滴出行创始人、CEO程维那张表情严肃、向调查组作汇报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3个月内，滴滴连发两起顺风车司机奸杀女乘客的恶性案件，这并非偶然。
　　和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一样，网约车也是美国的“舶来品”，但它在中国的生长却与阿里、腾讯等有很大的不同。阿里和腾讯这样巨头，它们通过“中国式创新”，顺应了中国财富分化、阶层变迁的大势，因而风生水起，成为了超级平台公司。
　　但滴滴的“中国式创新”，却刚好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某些趋势出现了冲撞。受害的女孩，以及部分开车狂奔的中青年男性司机，正是这种冲撞的截面。

被资本强化的信息不对称

　　大多数互联网产品的崛起，都和社交有关，而异性社交又是主流。网约车的兴起，同样如此。
　　在美国，一定程度上约车工具最初不过是为降低男女社交“交易成本”而生的。比如，在社交市场或者说婚恋市场，如何区分一位成年男士的资产实力？在中国和美国，有着明显的“国情差异”。
　　美国资本市场发达，监管严格，成年男士更愿意把资产配置在资本市场，资产配置多样化程度高。此外，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州都有严格的房地产持有税制度，比如每年要征收房产总值的1%，这是一个不轻的税收负担，因此各阶层没有“囤房”冲动。于是，“房本”并不是检验美国成年男性家底厚实与否的流行指标。
　　唯一适合用来当作指标的，是代步工具。汽车的资产属性低于房地产，但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展示拥有者的财务水平和生活品质，而且，它颇具男性气概。因此，和facebook兴起于大学生异性社交一样，美国的网约车最初也因顺应成年男女社交而崛起。汽车，尤其是豪车，降低了社交之中女性甄别男性的信息成本，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偏好。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数据说明了问题。目前，美国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2.6亿辆，差不多3.2亿美国人中，平均每人拥有0.8辆汽车。而截至2017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为2.17辆，人口为13.9亿，平均每人拥有汽车不过0.156辆，人均保有量不到美国的1/5。
　　这意味着，在美国，网约车特别是其中的顺风车只是一个极为小众的市场。那些真正希望社交的人，才会去参与这种“移动社交”。市场参与者多数都是“有备而来”，那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要低得多。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拥有私家車，即使在城市也是如此。因此，的确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会把顺风车当成出行工具。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为了搭车社交，很多人不过是为了省钱。在这种“目的错位”的情况下，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所谓信息不对称，即一方存在信息优势，而另一方存在信息劣势，因而后者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在顺风车的交易场景中，存在信息优势的一方是司机，而且他们存在绝对的信息优势。这是一个明显的卖方市场，比如，司机可以选择乘客的性别，顺风车司机还可以对乘客进行评价，而评价可以让其他司机所知。
　　在2018年5月的“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中，这位受害空姐被滴滴司机贴上了诸多标签，她出行73次，司机的评价标签包括了：颜值爆表、天生丽质、非常有礼貌、氧气美女等。
　　只要有一定的常识，就知道如果司机的评价足够多，形成一定的数据量，成为袖珍版的“大数据”，那么“有心的”司机就能判断乘客的其他关键信息，比如是否单身、出行规律等。也就是说，女乘客的很多重要个人信息对司机来说是透明的。在“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之后，迫于外界压力，滴滴关闭了司机对乘客的评价功能。

阶层问题、就业问题和婚恋问题夹杂到了顺风车这个社交工具之中，这是中美网约车文化最大的“国情差异”。

　　滴滴模仿美国Uber（优步）而生，但在美国，Uber曾长期忌惮于被外界认为有男女社交的功能，因为这可能触犯某些商业伦理问题，比如女权等。但在中国，滴滴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竖起了社交的大旗，这似乎印证了中美商业环境的某些不同。
　　2015年，滴滴顺风车事业部负责人黄洁莉曾在接受《网易科技》采访时说，“顺风车让私家车成为一个半公开、半私密的社交空间，这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感、非常sexy的场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得非常清楚，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打。”在“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之后，黄洁莉因为这个“sexy”的表达而被网友和自媒体口诛笔伐。
　　其实，打社交牌没问题，顺风车也曾一度是滴滴最大的流量入口。但任何收益，都应该先期付出必要的成本。

女性的“场景弱势”和平台责任

　　探讨平台的责任，首先不妨问一个问题，一个女孩因QQ交友不慎而受到伤害，和乘坐顺风车受到伤害，平台提供者的责任有何不同？
　　显然，QQ并未深度介入社交的现实场景，女性并不会在了解之前，对QQ对面的异性产生信任。但顺风车则不一样，女性可能认为平台已经审核过司机的身份，产生安全幻觉，因此放松警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很多新闻报道中来看，男性在QQ上被“女网友”骗财的事件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场景的不平等，即男性的“场景弱势”。
　　在QQ交友中，女性是强势一方，因为网络永远都是一个“僧多粥少”的市场。而且，女方多半知道男性的意图，如果女方是专业的骗子，那么很快就会摸清男方的主要信息、性格和财务实力，从而占据信息优势，掌控着交往的推进，直到男性受骗。在顺风车的场景中，女性乘客同样处于严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个狭小的私密空间之内，女性乘客“有求于”男性司机，比如为了省钱，必然有一定的内疚感，因而后者很容易占据主动。二是顺风车对送达线路和时间，并没有专车那样的严格要求。本来，这种设计是为了搭载更多乘客或者说共享，但客观上却给了司机更大的社交施展空间和时间。
　　因此，基于司机相对于乘客的信息优势，以及场景的不平等，这对那些有着社交目的或者其他目的的司机来说，必然有着巨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意味着，可能产生司机质量的逆向选择问题，即“坏人”更倾向于来平台做司机。而且，在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之下，这种逆向选择将变得更加严重。
　　顺风车文化始于美国，但美国的顺风车文化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女性乘客所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年轻人热衷于嬉皮士，很多女孩子也习惯于背着吉他，带着大麻，到处 “流浪”。在发达的州际高速公路上，卡车司机很愿意搭载这些看似颓废，却充满青春魅力的姑娘，这是顺风车文化的滥觞。
　　但美国和中国的顺风车文化有两个不同。一是美国卡车司机都是收入丰厚的中产阶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年收入超过了6万美元，他们有着和睦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收入，这是一种无形的约束。而在中国，则可能是另一番情景。比如，“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中，司机钟某来自四川农村，工作一直不顺，而且被曝在网络借贷平台上借了50多笔款，“永远都还不完”。在郑州“空姐顺风车遇害案”中，司机刘某同样家境不佳，而且并没有体面的工作。
　　也就是说，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之下，阶层问题、就业问题和婚恋问题夹杂到了顺风车这个社交工具之中，这是中美网约车文化最大的“国情差异”。此外，还有人认为，中美约车文化的另一个不同是，美国人可以持枪，司机永远不知道姑娘的手提包里放的是枪，还是化妆品。这让很多司机根本不敢以身试法。

当互联网巨头“垂直向下”渗透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四年里，根据公开报道以及有关法院部门的公布信息，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事件，至少有50个案例，有2起故意杀人案、19起强奸案、9起强制猥亵案、15起未立案的性骚扰事件，53名被害人都是女性。
　　在数年的时间通道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对类似事件足够重视。尽管要求滴滴司机都是“好人”，肯定对滴滴不公平，但基于网约车的特殊性，滴滴显然还有很多必要的平台管理成本并没有支出。这让那些“坏司机”得以一路狂飙。
　　某种意义上讲，网约车平台基于节约成本、吸引流量的“大意疏忽”，正在提出一个中国互联网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新课题。
　　互聯网企业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特殊在于何处？这必须从中国企业的分类讲起。
　　企业可以分为大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国企、民企和外企。实际上，另一种分类更能说明中国经济的某些特色—“依附型”企业和“独立型”企业。这种分类主要根据企业对国有金融体系的依附程度来分。

当互联网巨头的膨胀和与某些利益集团的扩张相结合的时候，又是一种新的故事版本。而滴滴，可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

　　一些民营大财团，资产规模可能超过一个城市的国资总量，规模很大，但却没有什么力量。他们严重依附于国有金融体系，只要国有金融体系对其态度一旦转变，便可能瞬间陷入被动，比如房地产商，比如那些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大鳄。前者靠国有银行信贷，后者靠资本市场某些监管措施的不到位。换句话说，它们的兴衰，并不是自己决定的，它们是“依附型”企业。
　　但互联网企业则截然不同，它们都是轻资产，那些业已形成了垄断平台的互联网公司，现金流极度充裕，基本上不会从国内的金融机构负债。而且，股东还是海外投资者。因此，它们在财务上更加独立和自信，是“独立型”企业。这种独立，正在给中国的传统治理提出新的课题。
　　比如，在“温州女孩被奸杀案”中，当地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曾数次要求滴滴提供车牌等信息，但滴滴一开始并不愿提供。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拖延，耽误了救助女孩的时间。
　　这个细节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可以理解为滴滴保护司机隐私，这是基本的商业伦理。但另一方面，在警方介入的时候，依然不予配合，则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第二，这个案例至少说明互联网公司在与一些政府部门博弈的时候，并不弱势。特别在地方政府面前，甚至缺少对监管应有的畏惧。
　　出租车市场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手中的一块肥肉，地方政府发放特许经营的牌照，征收牌照费用和税收。滴滴的崛起，等于从地方政府嘴里叼走肥肉，但有意思的是，其遇到的阻力似乎没有想象的大。滴滴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扩张，当地交管部门最初有反弹，但最后几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在滴滴的股权结构中，除了外资，还有中央国企背景的投资基金。这两年，滴滴的崛起固然有赖于“互联网 ”和“双创”社会大背景的护航，但滴滴股东背景显然也对这家公司的崛起有着不一样的价值。
　　滴滴的故事，只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行为模式的一个截面，这些公司不但改变着经济的结构，同时也正在给传统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某些互联网巨头，正通过深厚的资本背景和垄断式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社会带来了垂直向下、直达个体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这种垂直向下，无疑是传统治理模式从未面对过的新情况。
　　而且，当互联网巨头的膨胀和与某些利益集团的扩张相结合的时候，又是一种新的故事版本。而滴滴，可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