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内部最经常、最广泛的活动是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政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看，每一个党员都处在一定的具体的党内关系中，都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与党内其他主体发生联系。这就需要对党员主体间的关系加以规范，既使其获得必要的活动空间，以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创造性，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又使其活动受到必要的规范和约束，以维护正常的党内执行，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我们历来高度重视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党内政治生活比作提高思想觉悟、锻炼党性的熔炉。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从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成为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带领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取得这样的成就靠什么？靠的就是党坚强有力，靠的就是党紧紧依靠人民，靠的就是党有科学理论指导、有坚定理想信念、有严密组织体系、有铁的纪律，而这些又都同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这既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性的精辟论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一


　　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内政治生活”命题。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不仅揭示和分析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无原则的批评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指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他进一步提出：首先，要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党员的思想政治化，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使党员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方法，重视调查研究，避免陷入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条件；第三，要进行正确的批评，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保证和关键。针对党内无原则的批评和斗争，毛泽东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毛泽东还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组织原则，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抗日战争时期，党面临着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发挥各级领导机关、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并且提出“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
　　党中央认为，在大革命和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抗战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突出强调了党内民主问题。强调党内民主，不是不要党的纪律，而是必须用纪律来保障党的意志、行动和组织的统一。全会指出，党内民主“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不能“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针对党内存在的缺乏党性的几种倾向，确定了增强党性的六条原则：（1）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2）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的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4）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5）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统一全党的思想，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党内好风气，党内教育是关键。1942年至1945年进行的延安整风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在领导整风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鲜明提出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但党内斗争主要还是一种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是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运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如何有效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呢？毛泽东突出强调了自我批评的问题，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一方面建立报告请示制度，强调加强党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加强和健全党委会制度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推动党内民主发展，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规范。
　　二
　　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基本坚持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实行集体领导和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党内民主生活基本正常，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较好发挥。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内思想教育，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要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实行一切党内事务公开，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建立党代会常任制；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督；探索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
　　从1957年开始，党内政治生活逐渐变得不正常。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意见的党员干部，助长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的发展，特别是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到党内，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受到严重冲击，党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和加强了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开启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局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启动了第一项中央工作——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的起草充分发扬了民主作风。1980年1月，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根据提出的意见，对《准则（草案）》进行了修改和充实。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是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特点，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显著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态，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准则》在党的实际生活中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准则》今后作为党章的重要补充，将继续保持它的全部效力。
　　为了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党的十二大确定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在党内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一次思想教育。
　　与此相适应，党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及以后党章的总纲中也明确提出“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变化。顺应着时代发展，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针对党内政治生活出现的种种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为此，我们党进行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注重把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从2013年到2014年，我们党聚焦作风建设，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果。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同时，我们党立规明纪，重视制度治党。一方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制定或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特别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另一方面，强调纪律规矩的严格执行，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权威性，要求党员干部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令行禁止，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
　　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这些伟大实践充分表明，我们党是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就有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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