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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回 热泪沾衣别瑞金 难忘峥嵘颂红都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
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
1934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死里逃生的异常紧张的阶段：
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名发出《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文中说道：“红都瑞金，已经在敌人直接的威胁之下。苏区形势，已经到了最紧急与最紧张的关头。同志们!事情十分紧迫了!为保卫我们的土地，自由，和苏维埃，为保卫自己，不论男女老少，都应执戈掮枪，奋勇杀敌!”
7日，中革军委命令江西独立第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令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限时赶到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8日，中革军委公布《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统计显示：红军5大军团人数总计77159人，加上“拟补充”人数和党、政、军机关等合计86859人。
9日，毛泽东在云山古寺召开最后一次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史称“青山会议”。
10日，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在瑞金组织编队。
10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
10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曰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
10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布《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10日，中革军委下达突围出发的第五号命令，各路红军奉令出征……
疏散方案
正在中革军委为突围转移发布一系列指令的紧张时刻，在中央红色医院——叶坪洋岗下大草坪上，出演了动人的一幕：上千个头扎药布，手上或腿上缠着绷带的红军重伤员围在了一起。在他们中间，有一幅用包袱布缝制成的足有两米多长的大标语，标语上写着“死也不离开部队，誓与敌人拼到底!”伤员们用手指沾上自己伤口中溢出的血，或写下自己的名字，或按上自己的手印，情绪十分激动。
组织已经决定让陈毅留守苏区，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这时他正在医院疗伤，听到报告，他慌忙从病床上爬了起来，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来到伤员们中间。
“我们不能离开队伍!”
“我们有伤，但是我们还能战斗!”
“坚决要跟部队一起走!”……
失去了双腿的伤员，躺在地上举起了拳头；失去了一只手的，他们用剩下的那只手振臂高呼；有的与其他重伤员搀扶在一起，举起了那幅沾满鲜血的标语。
陈毅的泪水禁不住滚落下来。
陈毅心里很清楚，目前住在各医院的红军重伤员有6000多人。为妥善安置好这些重伤员，红军总政治部讨论了一个疏散方案，整理出一份在伤病员中负责干部的疏散名单，还逐个进行了讨论。但是，当“疏散方案”一公布，当即在医院掀起轩然大波。
陈毅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打开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对这批重伤员开展紧急救治。这样，部分伤情较轻的伤员出了院，补充到留守的独立师、团，大部分重伤员只得疏散安置到相对安全的贫雇农家里。
在重病伤员“疏散方案”公布的同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拟定了一份老幼亲属“疏散方案”。突围前夕，考虑到毛泽东的岳父母、邓颖超的母亲等老人及怀孕的女红军，还有30多个红军子女的安全，中央政府决定将这些人分散安置。
10月8日凌晨，在云石山的马道口村，一位女红军胸前背后绑着两个包裹，飞身跃上枣红马朝南飞奔。傍晚，她到达会昌东门，几分钟后拐进一条石板巷，穿过“福建会馆”，走进一排朱漆剥落、褪成酱黑色的低矮木楼。
这里栖息着来会昌谋生的闽西人，女红军敲响了那扇木门。
“发仔堂嫂，红军要转移，这两个娃崽托付给你，你把他们抚养长大……”
“两个都是毛毛?”
“是的，这个……姓林，我的儿子；这个姓邓，也是红军的仔……”
“名字?”
“还没有，烦堂嫂了。”
“你放心，有我就有红军的儿!”
“我放心!堂嫂，红军还会回来的，要不了多久……”
“我等你们……”
这位女红军便是林伯渠在苏区的妻子范乐春。她胸前背后的两个包裹装的是两个孩子，一个是她同林伯渠的孩子，另一个是邓子恢同妻子黄秀英的孩子。
“别梅坑”
云石山梅坑村，一间墙皮剥落的小土屋里，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与林伯渠、谢觉哉话别。小木桌上，摆着3碗菜：一碗水煮南瓜、一碗鸭子肉、一碗炒青椒，另有一茶壶水酒。
三杯水酒下肚，何叔衡从床头取过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交到
长征号角林伯渠手上说：“林老，分别在即，无物相赠，这件毛衣是我女儿所织，送给你作一份纪念吧!随主力远征，山高路远，切切珍重……”
林伯渠接过毛衣，顿时热泪盈眶，哽咽难语。
何叔衡又转向谢觉哉，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和一把带套的小钢刀，笑着说：“这块怀表跟随我多年，这把小刀是战利品，这两件物品你带着远征或许能用得上。”
谢觉哉珍惜地接到手中，双手微抖着说：“何老，你留在苏区打游击，一切要多加小心，保重身体!”
是啊，今此一别，各奔东西，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何日方重逢!
林伯渠与何叔横握别之时，难舍难分，沉思片刻，遂凄吟“别梅坑”一首：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何叔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为苏维埃流下最后一滴血!”
军号响了
10日午饭后，几个老头子，一群妇女，几个拄拐杖的伤病员，从各个方向朝云石山梅坑草坪走去。每个人都根据事先的通知带来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挎包。挎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人还在腰带上挂个搪瓷茶缸子或搪瓷饭碗，叮当作响。
太阳渐渐西斜，人员陆陆续续到齐，草坪四周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大人与小孩。这时，一个头发很长、眼睛清亮的消瘦中年人，面容严肃地朝草坪走来。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的政委邓发。他在队伍对面的一块石板上坐了下来，把大家看了几眼之后，才露出笑容来，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诙谐地说：
“我们这支队伍真好，男女老少都有，项项武艺俱全：音乐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演几台节目不成问题。特别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济济一堂，老前辈，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妇女干部，群众工作干部……应有尽有，一部百科全书。”说完，他哈哈笑了。
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大家，大家也跟着一阵哈哈大笑。本来沉重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起来。
太阳西垂，火红的晚霞在燃烧。这时，出征的军号响了!雄壮、激越的声音，在“红色首 都”的上空久久回荡。
人们感觉到今天的军号格外响亮，格外壮烈。
一支支队伍从各个村庄、各个山岭道口涌出来，一片一片的，一线一线地沿着田塍，沿着土路，向西行进。
在田里弯腰耕种的农民，在门前纳鞋的妇女，在屋前玩耍的孩子们涌了过来，他们向这支远征的队伍送茶水，塞鸡蛋，插军鞋。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中央主力红军，包含那支由数千名农民组成的挑夫队伍，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红色首都，告别瑞金父老、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
忽然，欢送的队伍中响起了深情的歌声：
一送红军下了山，
秋风细雨缠绵绵，
山里野猫哀号叫，
树上梧桐叶落完。
红军啊!
几时人马再回山?
听到歌声，担架上的毛泽东抬起头来，频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
中央主力红军的突围转移就这样静悄悄地开始了。浩大的挑夫队伍，挑着苏维埃的全部财产——印刷机、钞票雕版、造子弹的机器、X光机；一箱箱文件、银元、金条、大米、药品；拆开的枪炮部件、电话机以及大捆大捆的电话线……共和国在搬家，整个苏区在迁移。人去楼空，将留给原本红火热闹的革命根据地多少落寞、多少惶恐、多少凄凉?任重道远，如此多的“坛坛罐罐”将给这支远征军带来多少包袱、多少累赘、多少危险?路旁欢送的人群中一声声地高喊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来呵!”“瑞金老表等着你们，盼着你们……”
听着乡亲们的这声声高喊，红军官兵无比激动。多少年来，全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携手并肩，用双手和鲜血换来这么一块根据地，如今竟让一位洋人丢失殆尽，这怎能不让人心痛和气愤!这时，担架上的毛泽东抬起胳膊往身旁乱摸一阵，最终他发现那只心爱的“百宝袋”丢下了。是忘了?抑或是出于精简的需要不得不让警卫员们精简掉了?毛泽东重又闭上了眼睛。这只贺子珍怀着一腔深情为他特制的大挎包，曾经是毛泽东行军打仗须臾不离身的宝贝。如今它却和他的另一个宝贝——他心爱的儿子小毛一块留在了瑞金。或许，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让过去的都过去吧，担架上的毛泽东胸中装着整整一个中国。失去一块根据地固然心痛，可是只要从头干起，走中国自己的路，那么，新的根据地必将遍布全国，共产党人必将重新崛起，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界。
1934年11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瑞金，他们喊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要把赤都翻个底朝天”的口号，实施惨无人道的大清洗。仅仅两个月，瑞金全县被杀18000余人，出现了许多“血洗村”、“无人村”。
据资料显示，1932年瑞金的人口是24万，而到1949年却只有19.8万人。
啊——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红色的故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热血铸就，用生命谱写，呼之肃然起敬，闻之天地动容。
面对这片鲜血尽染的山山水水，面对这些无私无畏的红都儿女，我们该说什么呢?
1938年，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说：“苏区人民太好了，我们欠苏区太多了。”
1991年，聂荣臻元帅为瑞金题词：“永远值得怀念和敬重的红都瑞金!”(全文完)
(责编 曲星)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
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
1934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死里逃生的异常紧张的阶段：
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名发出《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文中说道：“红都瑞金，已经在敌人直接的威胁之下。苏区形势，已经到了最紧急与最紧张的关头。同志们!事情十分紧迫了!为保卫我们的土地，自由，和苏维埃，为保卫自己，不论男女老少，都应执戈掮枪，奋勇杀敌!”
7日，中革军委命令江西独立第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令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限时赶到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8日，中革军委公布《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统计显示：红军5大军团人数总计77159人，加上“拟补充”人数和党、政、军机关等合计86859人。
9日，毛泽东在云山古寺召开最后一次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史称“青山会议”。
10日，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在瑞金组织编队。
10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
10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曰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
10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布《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10日，中革军委下达突围出发的第五号命令，各路红军奉令出征……
疏散方案
正在中革军委为突围转移发布一系列指令的紧张时刻，在中央红色医院——叶坪洋岗下大草坪上，出演了动人的一幕：上千个头扎药布，手上或腿上缠着绷带的红军重伤员围在了一起。在他们中间，有一幅用包袱布缝制成的足有两米多长的大标语，标语上写着“死也不离开部队，誓与敌人拼到底!”伤员们用手指沾上自己伤口中溢出的血，或写下自己的名字，或按上自己的手印，情绪十分激动。
组织已经决定让陈毅留守苏区，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这时他正在医院疗伤，听到报告，他慌忙从病床上爬了起来，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来到伤员们中间。
“我们不能离开队伍!”
“我们有伤，但是我们还能战斗!”
“坚决要跟部队一起走!”……
失去了双腿的伤员，躺在地上举起了拳头；失去了一只手的，他们用剩下的那只手振臂高呼；有的与其他重伤员搀扶在一起，举起了那幅沾满鲜血的标语。
陈毅的泪水禁不住滚落下来。
陈毅心里很清楚，目前住在各医院的红军重伤员有6000多人。为妥善安置好这些重伤员，红军总政治部讨论了一个疏散方案，整理出一份在伤病员中负责干部的疏散名单，还逐个进行了讨论。但是，当“疏散方案”一公布，当即在医院掀起轩然大波。
陈毅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打开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对这批重伤员开展紧急救治。这样，部分伤情较轻的伤员出了院，补充到留守的独立师、团，大部分重伤员只得疏散安置到相对安全的贫雇农家里。
在重病伤员“疏散方案”公布的同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拟定了一份老幼亲属“疏散方案”。突围前夕，考虑到毛泽东的岳父母、邓颖超的母亲等老人及怀孕的女红军，还有30多个红军子女的安全，中央政府决定将这些人分散安置。
10月8日凌晨，在云石山的马道口村，一位女红军胸前背后绑着两个包裹，飞身跃上枣红马朝南飞奔。傍晚，她到达会昌东门，几分钟后拐进一条石板巷，穿过“福建会馆”，走进一排朱漆剥落、褪成酱黑色的低矮木楼。
这里栖息着来会昌谋生的闽西人，女红军敲响了那扇木门。
“发仔堂嫂，红军要转移，这两个娃崽托付给你，你把他们抚养长大……”
“两个都是毛毛?”
“是的，这个……姓林，我的儿子；这个姓邓，也是红军的仔……”
“名字?”
“还没有，烦堂嫂了。”
“你放心，有我就有红军的儿!”
“我放心!堂嫂，红军还会回来的，要不了多久……”
“我等你们……”
这位女红军便是林伯渠在苏区的妻子范乐春。她胸前背后的两个包裹装的是两个孩子，一个是她同林伯渠的孩子，另一个是邓子恢同妻子黄秀英的孩子。
“别梅坑”
云石山梅坑村，一间墙皮剥落的小土屋里，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与林伯渠、谢觉哉话别。小木桌上，摆着3碗菜：一碗水煮南瓜、一碗鸭子肉、一碗炒青椒，另有一茶壶水酒。
三杯水酒下肚，何叔衡从床头取过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交到
长征号角林伯渠手上说：“林老，分别在即，无物相赠，这件毛衣是我女儿所织，送给你作一份纪念吧!随主力远征，山高路远，切切珍重……”
林伯渠接过毛衣，顿时热泪盈眶，哽咽难语。
何叔衡又转向谢觉哉，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和一把带套的小钢刀，笑着说：“这块怀表跟随我多年，这把小刀是战利品，这两件物品你带着远征或许能用得上。”
谢觉哉珍惜地接到手中，双手微抖着说：“何老，你留在苏区打游击，一切要多加小心，保重身体!”
是啊，今此一别，各奔东西，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何日方重逢!
林伯渠与何叔横握别之时，难舍难分，沉思片刻，遂凄吟“别梅坑”一首：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何叔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为苏维埃流下最后一滴血!”
军号响了
10日午饭后，几个老头子，一群妇女，几个拄拐杖的伤病员，从各个方向朝云石山梅坑草坪走去。每个人都根据事先的通知带来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挎包。挎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人还在腰带上挂个搪瓷茶缸子或搪瓷饭碗，叮当作响。
太阳渐渐西斜，人员陆陆续续到齐，草坪四周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大人与小孩。这时，一个头发很长、眼睛清亮的消瘦中年人，面容严肃地朝草坪走来。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的政委邓发。他在队伍对面的一块石板上坐了下来，把大家看了几眼之后，才露出笑容来，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诙谐地说：
“我们这支队伍真好，男女老少都有，项项武艺俱全：音乐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演几台节目不成问题。特别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济济一堂，老前辈，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妇女干部，群众工作干部……应有尽有，一部百科全书。”说完，他哈哈笑了。
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大家，大家也跟着一阵哈哈大笑。本来沉重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起来。
太阳西垂，火红的晚霞在燃烧。这时，出征的军号响了!雄壮、激越的声音，在“红色首 都”的上空久久回荡。
人们感觉到今天的军号格外响亮，格外壮烈。
一支支队伍从各个村庄、各个山岭道口涌出来，一片一片的，一线一线地沿着田塍，沿着土路，向西行进。
在田里弯腰耕种的农民，在门前纳鞋的妇女，在屋前玩耍的孩子们涌了过来，他们向这支远征的队伍送茶水，塞鸡蛋，插军鞋。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中央主力红军，包含那支由数千名农民组成的挑夫队伍，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红色首都，告别瑞金父老、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
忽然，欢送的队伍中响起了深情的歌声：
一送红军下了山，
秋风细雨缠绵绵，
山里野猫哀号叫，
树上梧桐叶落完。
红军啊!
几时人马再回山?
听到歌声，担架上的毛泽东抬起头来，频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
中央主力红军的突围转移就这样静悄悄地开始了。浩大的挑夫队伍，挑着苏维埃的全部财产——印刷机、钞票雕版、造子弹的机器、X光机；一箱箱文件、银元、金条、大米、药品；拆开的枪炮部件、电话机以及大捆大捆的电话线……共和国在搬家，整个苏区在迁移。人去楼空，将留给原本红火热闹的革命根据地多少落寞、多少惶恐、多少凄凉?任重道远，如此多的“坛坛罐罐”将给这支远征军带来多少包袱、多少累赘、多少危险?路旁欢送的人群中一声声地高喊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来呵!”“瑞金老表等着你们，盼着你们……”
听着乡亲们的这声声高喊，红军官兵无比激动。多少年来，全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携手并肩，用双手和鲜血换来这么一块根据地，如今竟让一位洋人丢失殆尽，这怎能不让人心痛和气愤!这时，担架上的毛泽东抬起胳膊往身旁乱摸一阵，最终他发现那只心爱的“百宝袋”丢下了。是忘了?抑或是出于精简的需要不得不让警卫员们精简掉了?毛泽东重又闭上了眼睛。这只贺子珍怀着一腔深情为他特制的大挎包，曾经是毛泽东行军打仗须臾不离身的宝贝。如今它却和他的另一个宝贝——他心爱的儿子小毛一块留在了瑞金。或许，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让过去的都过去吧，担架上的毛泽东胸中装着整整一个中国。失去一块根据地固然心痛，可是只要从头干起，走中国自己的路，那么，新的根据地必将遍布全国，共产党人必将重新崛起，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界。
1934年11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瑞金，他们喊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要把赤都翻个底朝天”的口号，实施惨无人道的大清洗。仅仅两个月，瑞金全县被杀18000余人，出现了许多“血洗村”、“无人村”。
据资料显示，1932年瑞金的人口是24万，而到1949年却只有19.8万人。
啊——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红色的故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热血铸就，用生命谱写，呼之肃然起敬，闻之天地动容。
面对这片鲜血尽染的山山水水，面对这些无私无畏的红都儿女，我们该说什么呢?
1938年，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说：“苏区人民太好了，我们欠苏区太多了。”
1991年，聂荣臻元帅为瑞金题词：“永远值得怀念和敬重的红都瑞金!”(全文完)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