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制定了为了提高对外援助效率的《巴黎援助成效宣言》。第一次，援助国和受援国坐到了一起，共同对若干年来对外援助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逐一纠正，力求以合作的力量对援助行为进行约束，给对外援助一个返璞归真的可能。
　　二战之前，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对外援助尚未成风，以国际红十字会联盟等组织为代表的援助机构倡导对遭受战争和饥荒的国家及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1924年，刚刚成立5年的红十字会联盟为34个国家的救援使命发出了47个捐助呼吁，这些呼吁共筹集到6.85亿瑞士法郎，用于救援俄罗斯、德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饥荒受害者，智利、波斯、日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土耳其的地震受害者，以及希腊和土耳其的难民潮。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爆发，约20万人死亡，无数的受灾者无家可归，在红十字会联盟的协调下，日本红十字会从姊妹协会获得了价值达到1亿美元的物资。这种汇聚了民间和政府等多方力量而产生的对外援助行为，使人性的光辉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显得愈发夺目。
　　然而，随着政府行为和国家利益的介入，对外援助人性的光环逐渐褪去，伴随而来的是种种附加条件和利益交换。
　　二战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援助以经济、技术输出等方式展露了其走向歧途的可能性。194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其著名的演讲中谈到“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得自由制度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帮助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进行重建的，进而帮助美国占领西欧市场，同时遏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1949至1951年间，约有15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援助投向了欧洲，由此，促成了欧洲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也开启了附加条件的对外援助的先河。
　　无论欧洲诸国是否承认其经济起飞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论美国的意图是否成功，“对外援助”这种国家间交往的新形式却以其巨大的获利潜能赢得了各国决策者的“芳心”。对外援助不一定能够给国家带来发展，但得以发展的国家一定采取了某种程度上的对外援助。无怪乎汉斯·摩根索在其《对外援助政治理论》中指出：援助是当前外交实践中一个真正的创新，对援助理念和行为的解释也是一件超乎寻常的难事。
　　随后不久到来的冷战，美苏两大阵营更是使尽浑身解数以对外援助的方式向各自的盟友输出“意识形态”，政治因素成为了对外援助的主要因素。然而，如果说，伴随着“意识形态”输出的美苏冷战策略是“有疾在腠理”的话，那么20世纪发生在非洲诸国的“能源争夺”则直接导致了当地政府腐败等问题的加剧。对外援助“病入膏肓”。事实上，这种援助低效率的问题正是援助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利益妥协的产物，“通过默许受援国少数领导人的腐败来‘购买’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让步，尽管其最终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
　　《巴黎援助成效宣言》正是为了医治这一问题所开的处方。如今，对外援助经历了由朴素到暗淡的过程，无论援助国还是受援国都多少意识到发展的根源还应该是合作与共存，疲于收拾残局的人们开始回到初衷上来，探讨一条更适合人类发展的道路。对外援助的历程也是完善外交体系建立、促进外交观念成熟的过程。要对他人负责，首先当从对己负责做起，盲目的援助同满含利益色彩的援助一样，是一对过犹不及的“转注”。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似乎都已有了深刻的体会。
　　丘吉尔的那句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会否同样成为“对外援助”最好的注脚，历史将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