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从江苏农村来到上海一家丝厂当女工、连正经名字都没有的17岁的“九姑娘”发现，那个看起来跟厂里的普通女工差不多，但一头短发却又明显与周围女工不同的外来女子，已经是第三次到厂子里来了。6月的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女工们坐在煮丝锅旁，紧张地操作着运转如飞的丝车，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九姑娘”看到那个外来女子居然就守在丝锅旁，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着女工操作，背上很快印出汗水的痕迹。
　　“九姑娘”知道，每到午餐时间，那个外来女子就会花钱去打一份跟女工一样的饭菜，跟女工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这一次，“九姑娘”也凑了过去。她听到周围的女工有称呼外来女子“警予先生”的，有称呼“警予”的。“九姑娘”虽然没念过书，但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警予先生”是一个读书人。吃完了饭正跟周围熟悉的女工谈话的“警予先生”，在“九姑娘”又一次抬眼看她的时候，笑着向“九姑娘”招了招手让她过去。“警予先生”极温和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来工厂多久了。“警予先生”口音与当地人有些不同，但说话速度慢咬字又清晰，听起来倒是不难懂。得知她叫“九姑娘”，“警予先生”笑着跟她说：“你叫九姑娘啊，我叫向警予，我在家里也是排行老九嘞。”“九姑娘”立刻觉得自己跟向警予的距离拉近了。
　　向警予又问她的情况时，“九姑娘”就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说了：“我是包身工，去年从江苏乡下来的，每个月的工钱都要交给包工老板，要交3年才能交清。厂子里的女工过得都很难，我们从早上6点要做工到晚上6点，做得慢了，工头看到了就要打。有的工友的手被机器轧伤了，工头不但不给药钱，还不准休息。工友有被机器轧死的，病死的，有一个跟我一个地方来的女工因为病了还要被逼着上工，结果生生累死了。听说，像我们这样的包身工在各个厂里都是死得最多的。我们丝厂有一个包工头，包了100多人，3年中就死了30多人……”说着说着，“九姑娘”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周围的工友也都唏嘘不已。向警予红着眼眶把瘦弱得好像只有十三四岁的“九姑娘”搂进怀里。“九姑娘”在向警予的怀里，以往强制压抑的害怕、委屈都通过放声大哭宣泄了出来。
　　等到“九姑娘”比较平静了，向警予扶她坐正，对周围的工友们说：“我们女工替厂主做牛做马，只得到一角几分钱的酬劳，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丝织物，都没有享受过一丝一缕！还有比你们更悲惨的女童工，她们本来应该在家庭中受爱护，在学校中受教育，但一样被驱使到这活地狱般的工厂里，受资本家的践踏、虐杀。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更多的工钱，争取有休息时间，争取能够有自己的组织给我们说话。不能让资本家把我们都榨干了啊！”
　　向警予捋了捋头发接着说：“我知道你们心里苦，却一直逆来顺受，是因为没有人来组织你们起来反抗，没有人告诉你们，做工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会办女工夜校，所有的姐妹们只要愿意学文化、长知识的，我们都接收。也不要你们交学费，我还要请来大学问家给你们当老师。陈獨秀先生你们都听过吧，我就是要把像他这样的先生请到夜校来给你们讲课，让你们懂道理，懂得自己思考，懂得怎么去反抗。”
　　过了没多久，向警予在各个厂区周围办起了35所女工夜校。“九姑娘”第一个就报了名。向警予给大家上了第一课，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工”字，讲道：“这个字读‘工’，大家细细看，这个‘工’字可不得了，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就是代表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包括我们女工，这就是我们工人的伟大形象。”“九姑娘”立刻觉得自己的脊梁骨挺直了。在女工夜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九姑娘”才知道向警予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大才女，她的很多文章是在报刊上印成了铅字的。向警予告诉这些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的女工，她们是能够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锋，能够组成反帝反封建、争取妇女自身权利的一股强大力量，能够参与到中国革命运动中去的。许多女工被向警予点燃了革命激情，“九姑娘”也逐步成为一名革命者。
　　1923年9月，“九姑娘”在丝厂再次降工资时，愤然举起了反抗的大旗，组织厂里女工冲进厂主办公室，提出绝不能降工资。没想到厂主竟当场宣布开除她，还叫来了警察把她逮捕了。听到消息的向警予，当即撰写《九姑娘犯了何罪？》《一个紧急的提议》和《告丝厂劳苦女同胞》3篇文章，发表在9月26日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号召上海丝厂女工们团结起来战斗。与此同时，她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九姑娘”被释放后，向警予又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勉励她继续在女工中发挥作用。
　　1924年1月，向警予组织成立了上海丝厂女工协会。在随后向警予领导和参与的上海工人历次革命斗争中，“九姑娘”都是向警予坚定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