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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对于公平分配的逻辑起点，压根儿就成问题。而探索则可能是颠覆性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凸现的贫富差距恶化问题，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曾以为已臻完善
“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发展问题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经过了一两百年的摸索与试误，其间还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近半个多世纪来，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意识形态的阵营，终于各自努力却殊途同归地找到了高度一致的分配理论与模式。今天，无论所谓修正资本主义体制，或原本属于共产计划经济体制近三十年来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大陆、俄罗斯及东欧等地区，都发现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理想分配模式是：
（一）初次分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法则决定各自可获得的报酬。这个过程，可以确保“效率”的极大化，但却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优胜劣汰”下处于弱势竞争地位者的处境相对困难，即贫富分化问题。
（二）于是，再分配过程中，就要通过政府，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与理念，进行财富的重分配，对弱势者、部门或地区给与救助或补贴，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三）政府在重分配过程中的职能若有不足，则仰赖社会公益机制。如：慈善组织、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来进行针对贫弱者的协助工作，这是第三次分配。
从头颠覆的北欧模式
这样的分配理论与模式，大约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已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并且证明效果很好。但与此同时，人们却发现：在这样的已逐渐定型的模式中，竟然出现了新的“创新”，我把他称之为“北欧模式”（见本专栏第7期）。这个伟大的“创新”，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初次分配中何以会出现“优胜劣汰”下的初次贫富问题提出了质疑与探索，认为所谓“弱势者”的弱势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弱势，而所谓“优势者”的优势或许也未必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优势。
就前者而言，所谓“弱势者”往往是因为缺乏教育机会、缺乏就业机会、地处偏远发展条件不佳、缺乏创业第一笔资金等等；再就后者而言，所谓“优势者”之优势，其中或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部分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因垄断形成的巨大利益或灰色收入，因此，并不符合公平原则。
因此，理论的创新就集中在“初次分配”之上，尝试除了力求把握效率原则，也设法考虑公平因素，即：1.一方面清除及减少企业垄断，减少“优势者”优势中不合理的成分；2.二方面从普及教育，增加就业，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创办小额贷款及农村金融，以加强原本“弱势者”的竞争能力。如此，一消一长，即可论证在“初次分配”中“先天”’的“不公平”来源。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即是此意。应该说，十七大报告中的“分配理论”已达到了该一理论发展的前沿与尖端，今后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如何体现在相关公共政策上具体落实了。
也许从社会转向自然？
“分配理论”达到这个境界之后，已臻完善，至少就社会工程的范畴而言。下一步，会如何发展？我认为，长远来看，或不无可能触及到“生物工程”的领域。
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华生在科学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人类基因学的研究，他不但是全球第一个画出“个人基因图”的科学家，并且在科研上也“证明”了对于人类的表现，先天基因比后天因素影响更大。虽然华生因此可能涉及“种族歧视”而引发轩然大波，并在获奖后不得不提早退休以息众怒。但科学与政治毕竟不能混同，如华生理论经得起科学实证考验，那么未来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就有可能往生物基因领域做更深入的发掘与探索了。
（本文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责任编辑：杨光
中共十七大报告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凸现的贫富差距恶化问题，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曾以为已臻完善
“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发展问题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经过了一两百年的摸索与试误，其间还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近半个多世纪来，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意识形态的阵营，终于各自努力却殊途同归地找到了高度一致的分配理论与模式。今天，无论所谓修正资本主义体制，或原本属于共产计划经济体制近三十年来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大陆、俄罗斯及东欧等地区，都发现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理想分配模式是：
（一）初次分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法则决定各自可获得的报酬。这个过程，可以确保“效率”的极大化，但却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优胜劣汰”下处于弱势竞争地位者的处境相对困难，即贫富分化问题。
（二）于是，再分配过程中，就要通过政府，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与理念，进行财富的重分配，对弱势者、部门或地区给与救助或补贴，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三）政府在重分配过程中的职能若有不足，则仰赖社会公益机制。如：慈善组织、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来进行针对贫弱者的协助工作，这是第三次分配。
从头颠覆的北欧模式
这样的分配理论与模式，大约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已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并且证明效果很好。但与此同时，人们却发现：在这样的已逐渐定型的模式中，竟然出现了新的“创新”，我把他称之为“北欧模式”（见本专栏第7期）。这个伟大的“创新”，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初次分配中何以会出现“优胜劣汰”下的初次贫富问题提出了质疑与探索，认为所谓“弱势者”的弱势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弱势，而所谓“优势者”的优势或许也未必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优势。
就前者而言，所谓“弱势者”往往是因为缺乏教育机会、缺乏就业机会、地处偏远发展条件不佳、缺乏创业第一笔资金等等；再就后者而言，所谓“优势者”之优势，其中或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部分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因垄断形成的巨大利益或灰色收入，因此，并不符合公平原则。
因此，理论的创新就集中在“初次分配”之上，尝试除了力求把握效率原则，也设法考虑公平因素，即：1.一方面清除及减少企业垄断，减少“优势者”优势中不合理的成分；2.二方面从普及教育，增加就业，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创办小额贷款及农村金融，以加强原本“弱势者”的竞争能力。如此，一消一长，即可论证在“初次分配”中“先天”’的“不公平”来源。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即是此意。应该说，十七大报告中的“分配理论”已达到了该一理论发展的前沿与尖端，今后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如何体现在相关公共政策上具体落实了。
也许从社会转向自然？
“分配理论”达到这个境界之后，已臻完善，至少就社会工程的范畴而言。下一步，会如何发展？我认为，长远来看，或不无可能触及到“生物工程”的领域。
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华生在科学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人类基因学的研究，他不但是全球第一个画出“个人基因图”的科学家，并且在科研上也“证明”了对于人类的表现，先天基因比后天因素影响更大。虽然华生因此可能涉及“种族歧视”而引发轩然大波，并在获奖后不得不提早退休以息众怒。但科学与政治毕竟不能混同，如华生理论经得起科学实证考验，那么未来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就有可能往生物基因领域做更深入的发掘与探索了。
（本文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