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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國工作的经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从1972年作为中國恢复联合國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國的外交官，到2007年从联合國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卸任，我分别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先后四次在联合國工作了15年，是迄今为止在联合國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國人。在國内，我长期在外交部國际司工作，主要工作对象也是联合國。可以说，我四十余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联合國打交道。这四十余年，联合國历经变化。所以我曾经说，我四次去的联合國不是同一个联合國，是四个不同的联合國。中國各个时期在联合國的作用各不相同，我扮演的角色多次转换，也可谓“四时风光各不同”。
好像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國去
说起来，我跟联合國的确有缘。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是1964年从复旦大学英國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那时我还不是共青团员，也不关心政治，脑子里没有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念头。我就想搞搞学问，做什么呢?首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对外广播，我们学英文的，那时候天天听这个，我挺佩服其中的几个播音员，声音很好听。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两个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最后还是把我分配到了外交部。直到2007年，有一次和外交部干部司的一位退休老同志，还有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一起吃饭谈起这个话题时，我才知道当时外交部和教育部有个协议，外交部在外语类高校采取优先招生，选择优秀的外语类学生进入外交部工作。所以，按那位老同志的话说，我怎么扑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就这样，我“不情愿”地走进了外交部。
到了外交部，并没有直接让我们到部里工作。我和同时被招的二三十名全國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被送到北京外國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國语大学)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63级的和65级的学生，在北京外國语学院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为什么外交部把我们这么一大批人放在那里呢?后来才知道，当时估计中國快要进联合國了，把这些人招来储备，准备一旦进联合國派上用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國家取得独立，参加联合國，慢慢改变了联合國里的力量对比。同时，60年代的时候，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特别是中法建交，影响很大。中國参加联合國，用我们的政策性语言来说，即中國恢复在联合國的合法权益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就被储备在那里。回过头看，储备在那里的近百个学生当中，后来真正进联合國的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到外交部翻译班学习了两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们这批人又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级发个调令让我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担任江西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副组长，正在关键时候，走不开。怎么办呢?校领导就让另一位同志先回去，顶替我到外交学会工作。等我做完“五一六”调查，外交学会的工作已经没有了，上级就安排我到欧美司國际组工作，而欧美司國际组正好分管联合國事务。
所以，我到联合國工作，首先要说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國去一样。
到欧美司國际组之后，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计票，估算一下关于恢复中國在联合國合法席位的“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当时，美國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两阿提案”。我就凭各个使馆报回来的情况，再加上报纸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票数。按照我的统计，我们打败美國“重要问题提案”的票数刚刚超过半数，能够取得胜利。我当然很激动，马上拿去找领导。我的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他作了调整，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美國的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掌握分寸。”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了，人家口头答应你的，到时候不一定能兑现，兑现的时候才能算数。
1971年，美國的提案果然被打败了，恢复中國代表权的“两阿提案”通过了。我们所有搞联合國工作的人非常振奋。但外交部领导觉得中國进不进联合國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能由外交部来定，要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来定。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叫做“外交无小事”。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联合國到底符合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是个大问题。毕竟，在这之前，联合國在美國操纵之下，长期将中國拒之门外，还发动了朝鲜战争，甚至通过一个决议，诬蔑中國和朝鲜是侵略者。后来毛主席、周总理英明决策，我们不能辜负世界上绝大多数友好國家和人民对中國的支持，应该进去。而且中央领导很重视，亲自选派了第一批出席联合國大会的代表团人员，由乔冠华担任团长。周总理亲自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到机场送行。从此，中國和联合國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70年代：把联合國看成一个讲坛
我第一次被派到联合國是1972年，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國常驻联合國副代表陈楚大使(后来当了日本大使，再后来当了國务院外办主任)当翻译。陈楚大使办报出身，不懂英文，但是中文“呱呱叫”。我给他当翻译难度相当大，干得很艰苦。我在复旦大学英文系念了五年，英文底子还是过硬的，后来又到北京外國语学院进修英语会话，照理说应该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但是我做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荒了两年，到牛田羊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半，江西干校又待了一年半，加起来相当于五年时间没有接触外语。语言这个东西是活的，你用它，它就熟，不用它，不管你以前学得多好，就没了。所以我到联合國以后，第一项要学的就是语言。怎么学，向谁学呢?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向电视学。当时我们中國常驻联合國代表团驻地是个旅馆，条件不大好，但是有一个好处，每个房间有一台电视机。美國电视24小时都有节目，我就利用了这个条件。我看电视时搬个桌子放在我的前面，拿个本子，记词汇，记短语，学文字，学腔调。就这么苦练了五年，我的英语不仅恢复了，而且在腔调上还有所长进。我们不少在中國学外文的人，腔调方面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國腔，这不可避免；另外一个是我们学的时候用的教材比较老，看的是狄更斯的书，这实际上是19世纪的英语，跟现代的英语不一样，而电视语言是最现代的。所以这五年的艰苦奋斗还是有收获的，使得我语言的腔调比较接近现代美國人，接近联合國里头讲的语言。这一课对我以后的工作，特别是后来到联合國秘书处工作，大有裨益。
20世纪70年代，我们主要把联合國看做一个讲坛，利用这个讲坛宣传我们的外交思想、 外交路线，特别是讲“三个世界”的理论，讲反对霸权主义。这在联合國是独树一帜，就我们中國一家是这样一个“调子”。每次我们发言以后，发展中國家代表都是长时间热烈鼓掌。他们私底下告诉我们：“中國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们发展和巩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战斗友谊，但也并没有得罪美國。为什么说没有得罪美國呢?从当时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每次我们讲完话以后，苏联总是要答辩，美國从不答辩。美國人后来告诉我们，他们心理有底，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毛主席跟他谈了，中美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讲的是革命的道理，但是不输出革命。美國人内部用了一句话，叫做中國人“放空炮”，听听就算了，不要紧的。
在联合國工作还有一个好处，不像双边外交那样讲究对等。比如苏联大使发言，如果是双边外交的话，我们必须是大使来回答他。但在联合國里头，只要你坐在中國这个牌子后面，不管你是谁，都可以代表中國讲话。有时我们的代表讲完话走了，结果苏联答辩了，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低级别的外交官也轮到机会去进行反答辩。我第一次答辩的时候战战兢兢，基本上就是把我國代表原来讲过的话换个说法重复一遍，但是经过这么几次以后，把怎么样临场应对、即席答辩练出来了。这个基本功对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对于我以后做发言人，更为受益。所以我后来曾说，联合國有一个好处，是培养和训练低级外交官的场所。
80年代：在七十七國集团和西方國家之间牵线搭桥
我第二次到中國常驻联合國代表团工作，是1980年到1984年。80年代的联合國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来说，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两条线，一条线是南北之间的对抗，一条线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两条线在联合國里头交织在一起，70年代这个交织主要表现为斗争的一面，到80年代主要表现为美苏之间搞缓和，第三世界和西方國家之间搞全球谈判。所以80年代，联合國主要是对话和谈判的气氛。
这次我在联合國工作了三年多时间，分工管经济，基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即参与第三世界和西方國家之间的全球谈判。这个全球谈判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國家发现自己也有一个软肋，那就是依赖于石油输出國的石油供应和稳定的石油价格，所以它们想通过某种方式的谈判，来使得石油输出國组织在这方面作出承诺，保证石油的供应，稳定石油的价格。发展中國家则想利用石油牌来压发达國家在援助方面，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让发展中國家在世界银行、國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能够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交易，谈判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对这个全球谈判，中國的地位和作用跟70年代不一样了。因为77國集团和西方國家都希望能够做成这个大交易，就需要有人出来帮助它们牵线搭桥，而中國正好处于一个跟双方都说得上话的地位，所以就积极发挥了桥梁作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跟发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共同斗争，而且根本利益跟77國集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取得了77國集团的信任，77國集团相信我们不会出卖它们。同时，我们國内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同西方國家的关系也有比较大的改善，所以西方國家也相信我们提出来的一些东西会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当时我们在谈判第一线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并通过一定的文字表达出来，作为妥协方案提出来，争取被各方接受。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多次发挥了这样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评。虽然最后全球谈判没有成功，但是中國的建设性作用得到了公认。至于说没有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利益最相关的双方不肯让步，石油输出國能够决定石油的产量，从而决定石油的价格，但不愿意为了整个发展中國家的集体利益而放弃定价权利；而美國、日本、德國这样的金融大國也不愿放弃对國际金融的主导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得到锻炼，或者说上了一课，就是搞外交要善于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國家之间找到共同点，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找到妥协方案，把各方面拢在一起。这个基本功对后来我在联合國秘书处工作特别有用。联合國秘书处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要把所有联合國成员國拢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发挥作用。
90年代：参加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國磋商
我第三次去联合國工作是1992年到1994年，那时候联合國又变了个样子。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安理会开始恢复活力。同时，由于原来两个超级大國竞争掩盖下的一些矛盾爆发，出现了一系列地区冲突，需要联合國来发挥作用。所以90年代联合國的特点是，安理会成为联合國的中心，维和成为联合國的“重头戏”。有人认为，这是联合國的黄金期。按照联合國秘书处一个高官的说法就是：“90年代，联合國被允许做冷战时候不让做的任何事情，而且不仅如此，现在人们还乞求联合國来做这些事情。”
90年代这十年，联合國一个前所未有的，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就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國的磋商。过去由于五國意见不一致，所以没法磋商，磋商就是吵架。由于大的历史背景的变化，在维护冷战以后局面稳定上，五國基本一致，所以开始出现了五國磋商。整个90年代，安理会通过的绝大部分决议都是五个常任理事國关起门来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一个版本，交给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國。与之相应，我们在联合國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是继续按照原来的定位，是发展中國家的一员，属于第三世界没有变。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了五國磋商，开始扮演大國的角色。我们原来对大國主导联合國是否定的、批评的，现在改变了，这是我们在联合國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到联合國的时候，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来是李肇星。我作为副代表的分工是管安理会以外的所有问题，这样能够让正代表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把安理会工作搞好。结果出乎意料，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里头度过的，到其他委员会就是念念发言稿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实在太多了，李道豫也罢，李肇星也罢，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这里有组数字，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安理会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好多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五个常任理事國又举行了至少也是273次的磋商。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场会。当然，成绩也是很大的。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通过了77项决议、82项主席声明。
90年代初，我们利用联合國的舞台，为打破西方國家对中國的制裁作出了贡献。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联合國授权美國总统老布什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伊拉克1989年入侵科威特，占领了科威特，这当然是非正义的，联合國决 议要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谁去恢复它呢?毛主席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萨达姆是不会主动撤军的，所以联合國又通过美國发起的决议，授权美國等西方國家对伊拉克动武。对这个决议，中國是比较为难的。我们碰到两条相互矛盾的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非法的、不正义的，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完整是正义的，应该予以支持。第二条原则，我们不赞成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两条原则在这里发生冲突了。我们对“美國扫帚”是曾经有过体会的，能不能同意“美國扫帚”去扫呢?反复权衡利弊，最后我们投了弃权票。由于中國没有否决，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伊拉克动武了。所以，对中國这个弃权票，美國非常感谢，开始解除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冻结中美高层互访的禁令。不久，钱其琛副总理就访问了美國。
我担任副代表的这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应对第一次朝核危机。当时，两位正代表交接，李道豫已经离任，到华盛顿担任中國驻美大使，李肇星还在國内没有上任，中间有近两个月由我当临时代办。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朝核危机出现了，美國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國来，对朝鲜施压，而我们的方针是不赞成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國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更加困难。我在前方主持这个工作，要守住两条底线：第一，不赞成安理会开正式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不赞成通过正式的决议。就中國一家顶美國，顶得非常厉害。美國从國内派助理國务卿卡罗奇从华盛顿专门过来跟我谈。谈得很辛苦，整整一个上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拿出“大棒”来：如果中國不让步，明年最惠國待遇就没有了。我们当然不能示弱，首先说明，我们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光是对中國有利，对朝鲜半岛的非核化有利，归根到底也是对美國有利的；其次，说到最惠國待遇，这是互惠的东西，你如果取消最惠國待遇，受损害的不光是中國一家，也包括美國人民。结果他从我那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后来还是美國让步，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安理会不开正式会议，仅由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朝核问题表示关注。搞外交就是这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管你面临多大的压力，必须坚持到最后。只要你确实有理，对方是会让步的。
新世纪：经历两层角色转换
2001年到2007年，我第四次去联合國，担任联合國副秘书长，经历了两层的角色转换。一层角色转换是从中國的外交官变成國际职员。过去不管是当联合國的代表、当发言人、驻日本大使，我都是执行中國的外交政策，宣传中國的外交政策，争取國际上的支持，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个良好的國际环境。到联合國秘书处，我们都宣誓不再接受本國政府的指示，而是按照联合國宪章、联合國秘书长的指示来开展工作。但是，谁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國，在不违背联合國宪章原则的情况下，联合國职员可以为了祖國的利益进行一些微妙处理。比如，一些台湾的所谓“邦交國”每届联大都要提出接纳台湾加入联合國问题的动议。其实，联合國的绝大多数成员國都支持我们，这个动议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但是台湾的那些所谓“邦交國”以此造声势，尽量拉长发言讨论时间，然后向台湾当局“邀功请赏”。炒作这个问题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而且联合國广大成员國已经被年复一年却又根本无望通过的动议弄得厌倦了。我作为管理会议程序的副秘书长，每年都向大会主席建议尽量缩短这个程序并得到支持，最后做到正方反方各两个國家发言，总共不到十分钟就结束掉这个事情。
第二层角色转换，原来不管我在哪个部门工作，都是搞政策性工作，而在联合國秘书处我管的那个部门叫做联合國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國总部花销最大、人数最多的机构，有1200多人，我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管理上。
作为联合國副秘书长，我的一项任务是保证联合國大会的运转。每届大会主席都是从各國轮流选出来的，大部分还是各國外长，他们担任大会主席之前对联合國大会如何运作没有切身体会，我们帮助他，提出执行意见。如果现场出现特殊的变故，我们还要临时向大会主席提建议，保证他能够顺利主持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充当的是参谋的角色。大概只有一次例外。2001年“9?11”恐怖袭击当天，联合國大会正好是上届主席已经卸任、新的主席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出面召集各地区主席协商出一份反恐决议草案，填补了一次权力真空。
另一项任务就是管好会议服务。联合國每年的会议经费都要花去总预算的17％。我管的1200多人大部分都是会议服务人员，笔译、口译、打字员、编辑、印刷、出版这一套。
我上任没有几个月，部门管财务的司长拿了一个表给我看，连续四年亏损3800万美元。我去找管财务的副秘书长，那是个美國人，向他要钱。向美國人要钱，那是要受气的，他果然没有给我好脸色看，然后到成员國的会议上，美國、德國这样一些出钱多的大國纷纷批评。所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怎么办呢?首先就要找造成赤字的原因。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就像我國第一任出席联合國大会的代表乔冠华早就指出的那样，联合國“文山会海”，会议太多、太长、太不定时，随时可以开，又随时可以取消，文件也太多、太长、太重复，造成了我们这个部门这样多的赤字。
我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秉承中國人的“中庸之道”，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改革，矛头直指数十年的积弊。我下的“猛药”主要有两项。首先是严格限定会议时间，必须按照事先通过的会议日历进行，过时不候，取消不补。会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结束，对超时者就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其次是严格执行有关文件篇幅的规定，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秘书处的报告不得超过16页，例外情况需要特批。有关会议的文件必须在开会前十周提交秘书处供翻译出版。
由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来严格限制以前由主权國说了算的会议时间，自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主要是会议主席，有时候在会议结束时间快到时给我打电话，说要延时并保证15分钟内通过决议。但我深知，外交上的15分钟有可能拉长成15小时、15天。我同意一次，以后就无法公平行事，使改革毁于一旦。所以，我从未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
通过五年的努力，联合國“文山会海”大概砍了一个顶，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实现了扭亏为盈，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做好一个管理人员，当然这个学问以后恐怕是用不上了。
安南曾对我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想，这不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國的國际影响力。发展中國家因为对中國极大的信任，在改革中破例寄予了理解和容忍，发达國家表现出了“愿意合作”的良好态度，使得我在进行这个艰巨、牵扯到多方利益的改革中没有遭到明显、强烈地反对，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并使各方达成了共识。
2007年，我从联合國卸任，不久又从外交部退休。至此，我在联合國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我还一直关注着联合國，至今仍担任中國联合國协会会长。中國联合國协会是中國唯一致力于联合國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也是联合國经社理事会里头享有全面咨商地位的中國唯一的一个组织。我希望通过联合國协会的工作，有更多的中國人能够了解联合國的宗旨是什么，了解联合國对中國来说有哪些用处，使中國能够更加主动地利用联合國来实现自己的國家利益。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好像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國去
说起来，我跟联合國的确有缘。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是1964年从复旦大学英國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那时我还不是共青团员，也不关心政治，脑子里没有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念头。我就想搞搞学问，做什么呢?首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对外广播，我们学英文的，那时候天天听这个，我挺佩服其中的几个播音员，声音很好听。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两个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最后还是把我分配到了外交部。直到2007年，有一次和外交部干部司的一位退休老同志，还有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一起吃饭谈起这个话题时，我才知道当时外交部和教育部有个协议，外交部在外语类高校采取优先招生，选择优秀的外语类学生进入外交部工作。所以，按那位老同志的话说，我怎么扑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就这样，我“不情愿”地走进了外交部。
到了外交部，并没有直接让我们到部里工作。我和同时被招的二三十名全國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被送到北京外國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國语大学)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63级的和65级的学生，在北京外國语学院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为什么外交部把我们这么一大批人放在那里呢?后来才知道，当时估计中國快要进联合國了，把这些人招来储备，准备一旦进联合國派上用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國家取得独立，参加联合國，慢慢改变了联合國里的力量对比。同时，60年代的时候，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特别是中法建交，影响很大。中國参加联合國，用我们的政策性语言来说，即中國恢复在联合國的合法权益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就被储备在那里。回过头看，储备在那里的近百个学生当中，后来真正进联合國的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到外交部翻译班学习了两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们这批人又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级发个调令让我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担任江西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副组长，正在关键时候，走不开。怎么办呢?校领导就让另一位同志先回去，顶替我到外交学会工作。等我做完“五一六”调查，外交学会的工作已经没有了，上级就安排我到欧美司國际组工作，而欧美司國际组正好分管联合國事务。
所以，我到联合國工作，首先要说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國去一样。
到欧美司國际组之后，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计票，估算一下关于恢复中國在联合國合法席位的“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当时，美國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两阿提案”。我就凭各个使馆报回来的情况，再加上报纸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票数。按照我的统计，我们打败美國“重要问题提案”的票数刚刚超过半数，能够取得胜利。我当然很激动，马上拿去找领导。我的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他作了调整，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美國的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掌握分寸。”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了，人家口头答应你的，到时候不一定能兑现，兑现的时候才能算数。
1971年，美國的提案果然被打败了，恢复中國代表权的“两阿提案”通过了。我们所有搞联合國工作的人非常振奋。但外交部领导觉得中國进不进联合國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能由外交部来定，要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来定。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叫做“外交无小事”。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联合國到底符合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是个大问题。毕竟，在这之前，联合國在美國操纵之下，长期将中國拒之门外，还发动了朝鲜战争，甚至通过一个决议，诬蔑中國和朝鲜是侵略者。后来毛主席、周总理英明决策，我们不能辜负世界上绝大多数友好國家和人民对中國的支持，应该进去。而且中央领导很重视，亲自选派了第一批出席联合國大会的代表团人员，由乔冠华担任团长。周总理亲自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到机场送行。从此，中國和联合國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70年代：把联合國看成一个讲坛
我第一次被派到联合國是1972年，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國常驻联合國副代表陈楚大使(后来当了日本大使，再后来当了國务院外办主任)当翻译。陈楚大使办报出身，不懂英文，但是中文“呱呱叫”。我给他当翻译难度相当大，干得很艰苦。我在复旦大学英文系念了五年，英文底子还是过硬的，后来又到北京外國语学院进修英语会话，照理说应该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但是我做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荒了两年，到牛田羊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半，江西干校又待了一年半，加起来相当于五年时间没有接触外语。语言这个东西是活的，你用它，它就熟，不用它，不管你以前学得多好，就没了。所以我到联合國以后，第一项要学的就是语言。怎么学，向谁学呢?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向电视学。当时我们中國常驻联合國代表团驻地是个旅馆，条件不大好，但是有一个好处，每个房间有一台电视机。美國电视24小时都有节目，我就利用了这个条件。我看电视时搬个桌子放在我的前面，拿个本子，记词汇，记短语，学文字，学腔调。就这么苦练了五年，我的英语不仅恢复了，而且在腔调上还有所长进。我们不少在中國学外文的人，腔调方面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國腔，这不可避免；另外一个是我们学的时候用的教材比较老，看的是狄更斯的书，这实际上是19世纪的英语，跟现代的英语不一样，而电视语言是最现代的。所以这五年的艰苦奋斗还是有收获的，使得我语言的腔调比较接近现代美國人，接近联合國里头讲的语言。这一课对我以后的工作，特别是后来到联合國秘书处工作，大有裨益。
20世纪70年代，我们主要把联合國看做一个讲坛，利用这个讲坛宣传我们的外交思想、 外交路线，特别是讲“三个世界”的理论，讲反对霸权主义。这在联合國是独树一帜，就我们中國一家是这样一个“调子”。每次我们发言以后，发展中國家代表都是长时间热烈鼓掌。他们私底下告诉我们：“中國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们发展和巩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战斗友谊，但也并没有得罪美國。为什么说没有得罪美國呢?从当时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每次我们讲完话以后，苏联总是要答辩，美國从不答辩。美國人后来告诉我们，他们心理有底，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毛主席跟他谈了，中美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讲的是革命的道理，但是不输出革命。美國人内部用了一句话，叫做中國人“放空炮”，听听就算了，不要紧的。
在联合國工作还有一个好处，不像双边外交那样讲究对等。比如苏联大使发言，如果是双边外交的话，我们必须是大使来回答他。但在联合國里头，只要你坐在中國这个牌子后面，不管你是谁，都可以代表中國讲话。有时我们的代表讲完话走了，结果苏联答辩了，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低级别的外交官也轮到机会去进行反答辩。我第一次答辩的时候战战兢兢，基本上就是把我國代表原来讲过的话换个说法重复一遍，但是经过这么几次以后，把怎么样临场应对、即席答辩练出来了。这个基本功对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对于我以后做发言人，更为受益。所以我后来曾说，联合國有一个好处，是培养和训练低级外交官的场所。
80年代：在七十七國集团和西方國家之间牵线搭桥
我第二次到中國常驻联合國代表团工作，是1980年到1984年。80年代的联合國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来说，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两条线，一条线是南北之间的对抗，一条线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两条线在联合國里头交织在一起，70年代这个交织主要表现为斗争的一面，到80年代主要表现为美苏之间搞缓和，第三世界和西方國家之间搞全球谈判。所以80年代，联合國主要是对话和谈判的气氛。
这次我在联合國工作了三年多时间，分工管经济，基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即参与第三世界和西方國家之间的全球谈判。这个全球谈判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國家发现自己也有一个软肋，那就是依赖于石油输出國的石油供应和稳定的石油价格，所以它们想通过某种方式的谈判，来使得石油输出國组织在这方面作出承诺，保证石油的供应，稳定石油的价格。发展中國家则想利用石油牌来压发达國家在援助方面，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让发展中國家在世界银行、國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能够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交易，谈判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对这个全球谈判，中國的地位和作用跟70年代不一样了。因为77國集团和西方國家都希望能够做成这个大交易，就需要有人出来帮助它们牵线搭桥，而中國正好处于一个跟双方都说得上话的地位，所以就积极发挥了桥梁作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跟发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共同斗争，而且根本利益跟77國集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取得了77國集团的信任，77國集团相信我们不会出卖它们。同时，我们國内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同西方國家的关系也有比较大的改善，所以西方國家也相信我们提出来的一些东西会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当时我们在谈判第一线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并通过一定的文字表达出来，作为妥协方案提出来，争取被各方接受。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多次发挥了这样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评。虽然最后全球谈判没有成功，但是中國的建设性作用得到了公认。至于说没有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利益最相关的双方不肯让步，石油输出國能够决定石油的产量，从而决定石油的价格，但不愿意为了整个发展中國家的集体利益而放弃定价权利；而美國、日本、德國这样的金融大國也不愿放弃对國际金融的主导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得到锻炼，或者说上了一课，就是搞外交要善于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國家之间找到共同点，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找到妥协方案，把各方面拢在一起。这个基本功对后来我在联合國秘书处工作特别有用。联合國秘书处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要把所有联合國成员國拢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发挥作用。
90年代：参加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國磋商
我第三次去联合國工作是1992年到1994年，那时候联合國又变了个样子。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安理会开始恢复活力。同时，由于原来两个超级大國竞争掩盖下的一些矛盾爆发，出现了一系列地区冲突，需要联合國来发挥作用。所以90年代联合國的特点是，安理会成为联合國的中心，维和成为联合國的“重头戏”。有人认为，这是联合國的黄金期。按照联合國秘书处一个高官的说法就是：“90年代，联合國被允许做冷战时候不让做的任何事情，而且不仅如此，现在人们还乞求联合國来做这些事情。”
90年代这十年，联合國一个前所未有的，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就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國的磋商。过去由于五國意见不一致，所以没法磋商，磋商就是吵架。由于大的历史背景的变化，在维护冷战以后局面稳定上，五國基本一致，所以开始出现了五國磋商。整个90年代，安理会通过的绝大部分决议都是五个常任理事國关起门来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一个版本，交给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國。与之相应，我们在联合國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是继续按照原来的定位，是发展中國家的一员，属于第三世界没有变。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了五國磋商，开始扮演大國的角色。我们原来对大國主导联合國是否定的、批评的，现在改变了，这是我们在联合國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到联合國的时候，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来是李肇星。我作为副代表的分工是管安理会以外的所有问题，这样能够让正代表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把安理会工作搞好。结果出乎意料，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里头度过的，到其他委员会就是念念发言稿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实在太多了，李道豫也罢，李肇星也罢，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这里有组数字，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安理会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好多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五个常任理事國又举行了至少也是273次的磋商。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场会。当然，成绩也是很大的。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通过了77项决议、82项主席声明。
90年代初，我们利用联合國的舞台，为打破西方國家对中國的制裁作出了贡献。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联合國授权美國总统老布什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伊拉克1989年入侵科威特，占领了科威特，这当然是非正义的，联合國决 议要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谁去恢复它呢?毛主席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萨达姆是不会主动撤军的，所以联合國又通过美國发起的决议，授权美國等西方國家对伊拉克动武。对这个决议，中國是比较为难的。我们碰到两条相互矛盾的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非法的、不正义的，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完整是正义的，应该予以支持。第二条原则，我们不赞成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两条原则在这里发生冲突了。我们对“美國扫帚”是曾经有过体会的，能不能同意“美國扫帚”去扫呢?反复权衡利弊，最后我们投了弃权票。由于中國没有否决，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伊拉克动武了。所以，对中國这个弃权票，美國非常感谢，开始解除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冻结中美高层互访的禁令。不久，钱其琛副总理就访问了美國。
我担任副代表的这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应对第一次朝核危机。当时，两位正代表交接，李道豫已经离任，到华盛顿担任中國驻美大使，李肇星还在國内没有上任，中间有近两个月由我当临时代办。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朝核危机出现了，美國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國来，对朝鲜施压，而我们的方针是不赞成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國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更加困难。我在前方主持这个工作，要守住两条底线：第一，不赞成安理会开正式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不赞成通过正式的决议。就中國一家顶美國，顶得非常厉害。美國从國内派助理國务卿卡罗奇从华盛顿专门过来跟我谈。谈得很辛苦，整整一个上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拿出“大棒”来：如果中國不让步，明年最惠國待遇就没有了。我们当然不能示弱，首先说明，我们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光是对中國有利，对朝鲜半岛的非核化有利，归根到底也是对美國有利的；其次，说到最惠國待遇，这是互惠的东西，你如果取消最惠國待遇，受损害的不光是中國一家，也包括美國人民。结果他从我那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后来还是美國让步，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安理会不开正式会议，仅由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朝核问题表示关注。搞外交就是这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管你面临多大的压力，必须坚持到最后。只要你确实有理，对方是会让步的。
新世纪：经历两层角色转换
2001年到2007年，我第四次去联合國，担任联合國副秘书长，经历了两层的角色转换。一层角色转换是从中國的外交官变成國际职员。过去不管是当联合國的代表、当发言人、驻日本大使，我都是执行中國的外交政策，宣传中國的外交政策，争取國际上的支持，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个良好的國际环境。到联合國秘书处，我们都宣誓不再接受本國政府的指示，而是按照联合國宪章、联合國秘书长的指示来开展工作。但是，谁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國，在不违背联合國宪章原则的情况下，联合國职员可以为了祖國的利益进行一些微妙处理。比如，一些台湾的所谓“邦交國”每届联大都要提出接纳台湾加入联合國问题的动议。其实，联合國的绝大多数成员國都支持我们，这个动议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但是台湾的那些所谓“邦交國”以此造声势，尽量拉长发言讨论时间，然后向台湾当局“邀功请赏”。炒作这个问题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而且联合國广大成员國已经被年复一年却又根本无望通过的动议弄得厌倦了。我作为管理会议程序的副秘书长，每年都向大会主席建议尽量缩短这个程序并得到支持，最后做到正方反方各两个國家发言，总共不到十分钟就结束掉这个事情。
第二层角色转换，原来不管我在哪个部门工作，都是搞政策性工作，而在联合國秘书处我管的那个部门叫做联合國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國总部花销最大、人数最多的机构，有1200多人，我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管理上。
作为联合國副秘书长，我的一项任务是保证联合國大会的运转。每届大会主席都是从各國轮流选出来的，大部分还是各國外长，他们担任大会主席之前对联合國大会如何运作没有切身体会，我们帮助他，提出执行意见。如果现场出现特殊的变故，我们还要临时向大会主席提建议，保证他能够顺利主持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充当的是参谋的角色。大概只有一次例外。2001年“9?11”恐怖袭击当天，联合國大会正好是上届主席已经卸任、新的主席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出面召集各地区主席协商出一份反恐决议草案，填补了一次权力真空。
另一项任务就是管好会议服务。联合國每年的会议经费都要花去总预算的17％。我管的1200多人大部分都是会议服务人员，笔译、口译、打字员、编辑、印刷、出版这一套。
我上任没有几个月，部门管财务的司长拿了一个表给我看，连续四年亏损3800万美元。我去找管财务的副秘书长，那是个美國人，向他要钱。向美國人要钱，那是要受气的，他果然没有给我好脸色看，然后到成员國的会议上，美國、德國这样一些出钱多的大國纷纷批评。所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怎么办呢?首先就要找造成赤字的原因。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就像我國第一任出席联合國大会的代表乔冠华早就指出的那样，联合國“文山会海”，会议太多、太长、太不定时，随时可以开，又随时可以取消，文件也太多、太长、太重复，造成了我们这个部门这样多的赤字。
我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秉承中國人的“中庸之道”，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改革，矛头直指数十年的积弊。我下的“猛药”主要有两项。首先是严格限定会议时间，必须按照事先通过的会议日历进行，过时不候，取消不补。会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结束，对超时者就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其次是严格执行有关文件篇幅的规定，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秘书处的报告不得超过16页，例外情况需要特批。有关会议的文件必须在开会前十周提交秘书处供翻译出版。
由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来严格限制以前由主权國说了算的会议时间，自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主要是会议主席，有时候在会议结束时间快到时给我打电话，说要延时并保证15分钟内通过决议。但我深知，外交上的15分钟有可能拉长成15小时、15天。我同意一次，以后就无法公平行事，使改革毁于一旦。所以，我从未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
通过五年的努力，联合國“文山会海”大概砍了一个顶，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实现了扭亏为盈，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做好一个管理人员，当然这个学问以后恐怕是用不上了。
安南曾对我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想，这不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國的國际影响力。发展中國家因为对中國极大的信任，在改革中破例寄予了理解和容忍，发达國家表现出了“愿意合作”的良好态度，使得我在进行这个艰巨、牵扯到多方利益的改革中没有遭到明显、强烈地反对，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并使各方达成了共识。
2007年，我从联合國卸任，不久又从外交部退休。至此，我在联合國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我还一直关注着联合國，至今仍担任中國联合國协会会长。中國联合國协会是中國唯一致力于联合國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也是联合國经社理事会里头享有全面咨商地位的中國唯一的一个组织。我希望通过联合國协会的工作，有更多的中國人能够了解联合國的宗旨是什么，了解联合國对中國来说有哪些用处，使中國能够更加主动地利用联合國来实现自己的國家利益。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