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佗建城到“番鬼望波罗”
　　一座建城两千余年的南中国大都会,既古老又时尚。她的肩上,曾经背负着历史的光荣与沉重,又不时装载进新的时尚和活力;很老,又很年轻;很传统,又很新潮;很驳杂,又很纯真,这就是广州。
　　两千二百年前,一个名叫赵佗的龙川县令的营造,令这座城市有了雏形。之后的一千年,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好几个朝代,广州一直是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色,直到唐朝,广州才迎来她最初的辉煌:因为这座城市建在珠江边——珠江是通向南中国海和世界所有大洋的出口,于是广州成为中国一千年里对外国外洋最重要的贸易窗口、文化输出和输入基地,唐玄宗特地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叫“市舶司”的管理商船贸易的机构。
　　南宋时,广州港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当时中国的铜钱,就像今天的美元一般通用,外国商人会随船带走大量中国铜钱,所以朝廷驻广州的贸易官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上外国商船检查有没有违规带走的中国铜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海禁的时候,与广州并列为中国最重要海港的泉州、扬州、宁波,都实行了禁关,只对广州网开一面,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是整个中国惟一对外国外洋开放的港口。
　　进入清朝以后,广州港的地位愈加重要。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在守护广州的幸运之神——南海神生日那一天,成千上百的船只聚集在神庙前宽阔的江面上,这一“水上庙会”的庆祝活动会持续好几天,日间人山人海,夜里灯火辉煌,所谓“万国楼船商市”是也。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许许多多外国商船和游客。有趣的是,南海神庙民间称之为“波罗神庙”,因为庙里除了供奉中国南海神之外,还供奉着一个黑皮肤的外国人,当地百姓称其为“番鬼望波罗”,据传是唐朝时来自万里之遥的滞居中国的波罗国海员。而现在的广州方言当中,有许多舶来语的成分,分明是当年作为东方贸易都会的一个历史见证。
　　
　　林则徐和“西关小姐”
　　清朝中叶之后,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和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帝国等航海大国的海外扩张运动,广州成为西方新兴大国争相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著名的十三行正是设立于这一时期:清政府给十三个外国派驻中国的商行统一划了一块地皮建立贸易机构,位置在白鹅潭北岸。
　　白鹅潭一带在广州历史上很重要。早在南北朝时候,一个名叫菩提达摩的南天竺人就在这里登陆上岸,建立了一个修行的小佛庙。后来菩提达摩北上拜访梁武帝,与梁武帝话不投机,又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后开始在中国传教,他的第五代徒弟是一个广东人,他就是六祖惠能。中国禅宗由达摩到惠能,成为落地而本土化的东方重要佛教教派——中华禅宗。当年达摩在后来十三行北面登陆的地方,被称为“西来初地”,达摩最初修行的小佛庙“西来寺”(今名华林寺),是如今对世界颇有影响的中华禅宗的历史胜迹。而十三行南面的一片沙洲,顺理成章地成为进入广州的外国商人最好的居停地。
　　在沙面,三十年前中国拉开闭关锁国大幕之后所建立起的中国最早的涉外五星级酒店之一的白天鹅宾馆,也是外国人在广州最喜欢下榻的酒店之一,我曾经向白天鹅投资者霍英东先生问起选择沙面的原因,霍英东说:十三行和沙面是外国商人在广州最熟悉的两个地方,选在这里可以省去很多宣传的口舌。
　　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导致战争。提起鸦片战争,自然要从林则徐的广州禁烟和虎门销烟说起。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被鸦片战争改变的“五口通商”的五大城市之中,广州的变化最为显著,她变得更加开放和兼容,成了欧洲许多国家工艺品来料加工的廉价工地,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钟制造基地和欧式陶瓷加工基地,随之输入的是各式各样的欧美时髦生活方式:电话、电报、电车、自来水等纷纷在广州投入使用,水门汀(水泥)加工厂也在广州出现。一时间,广州成了中国最时尚最新潮的城市.广州人所说的“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广州西关地带聚居着大批在新兴贸易中富起来的人们,而东山则聚居着辛亥革命后的国共要员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说,广州人不相信固有规则,那是历史使然,因为他们见过太多规则的变动,因而他们相信的是变动的规则;他们见过太多时尚的沉淀,因而他们相信的是沉淀的时尚。
　　
　　孙中山和爱群大厦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一把砍刀,将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1840那一年腰斩为两段,但就历史本身来说,一切都不可能被一刀两断的。鸦片战争引起的动荡乃至革命,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变法维新之士,和随后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买办巨贾的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除了明朝的陈白沙,广州和广东土产的思想家便非康梁莫属了;而稍后买办巨贾的批量涌现,则使广州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而孙中山更肩负起结束两千年封建君主政体的历史使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固然毕其功于武昌一役,但开花之前的种植和培育基地确然在广州,今天遗留在广州的悲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诉说的依然是同盟会革命党人无数次昂起头颅又掉下头颅的悲壮历史,没有武昌起义前的八次悲壮的失败,就没有随后的第九次——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长江岸边响起的改变历史的枪声。
　　黎元洪、袁世凯执政后,“革命大炮”孙中山不得不发起另一次革命。这第二次革命的策源地,自然非广州莫属,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临时首府设在广州,培养国民党和其时与其合作的共产党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设在广州,孙中山和蒋介石先后两次北伐的策源地也在广州。
　　孙中山及其继任者蒋介石所建立的国民政府,也曾带给广州一时间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在共产党掌握大陆政权之前,国民党的广州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广州拥有了许多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开通大马路、修建现代学校、现代医院以及当其时南中国最高的高楼爱群大厦和最长的城市铁桥海珠大桥。
　　
　　五星红旗下的一条“脐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共产党的军队将五星红旗插到了广州最高层建筑爱群大厦的顶楼上,从此广州结束了一段多事之秋,却又进入另一段多事之秋。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七年里,广州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禁烟禁娼的干干净净的大城市(在这之前,除了陈炯明主政粤局短暂的几年有过比较彻底的禁烟禁娼之外,历史上的广州,是一个烟土文化和娼妓文化同样兴盛的城市),“三大改造”和“大跃进”之后,人民政府力求把广州改变成一个工业城市,至今广州不得不外迁的许多重污染的工厂,就是那些年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历史证明,“工业广州”的设计并不明智,“商业广州”、“文化广州”可能才是原本意义上的广州,“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当中国被迫关闭了所有与西方各国贸易渠道的时候,惟有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像一根纤细羸弱的脐带,维系着中国与世界的一点可怜的营养交换。这是广州的光荣,也是共和国的悲哀。
　　物极必反,当“文革”内乱使中国走向乱的极端之后,那个坚毅不屈的四川老人邓小平和深谋远虑的广东人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之时,解民于倒悬之中,结束内争、拉开铁幕、发展民生、唱响改革开放的号子,从深圳等四经济特区的蓦然确立到珠江三角洲世界加工厂的悄然形成,广州始终担负着华南政治经济文化都会的带头羊作用。
　　
　　广州只相信改变
　　历史是一个缠绕着长长裹脚布的蹒跚老太,和她并肩而行者往往会有与蜗牛一道爬行的不满足感;而当你用快进回放的方式反观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小脚老太其实是个时常以飞快的速度奔跑的神奇老太,当我们今天回观三十年前改革之初那些在广州引领中国时尚的他国或港澳舶来品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惊讶:麦克镜、喇叭裤、电子表、微型计算器、两喇叭录音机、折叠伞、化妆品、男士手提包和女士高跟鞋,以及和这些新奇消费品相伴而来的、在当时曾经被称为“奇装异服”的女子短裙和男子大包头等等新奇事物,都是先在广州登录,在广州短暂停留之后,旋即迅速北上。打工弟打工妹们“孔雀东南飞”(那时的流行口号叫做“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和新生活方式的“南风北渐”形成方向相反、虚实相承的两股巨大潮流,先改变广州然后改变中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的广州就是变化着的中国的缩影和先声。
　　这便是广州:仿佛慢条斯理,从容地迈着四方步,实际上在其从容背后,在似乎一成不变的常态之下,完成着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的连续的跃进。
　　这就是广州:一座“任凭东西南北风,咬住改变不放松”的东方城市。
　　广州不相信叹息。
　　广州不相信空谈。
　　广州不相信云里雾里的承诺。
　　广州只相信眼见为实。
　　因此,广州人习惯于相信改变着的广州。
　　(实习记者徐蓓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