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清晰地记得,他们与中国欧盟商会的最后一次沟通,或者称之为“谈判”,是在2008年10月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马军掰着指头算了算,这已经是他们与中国欧盟商会的第5次会谈了。中国欧盟商会之所以一再找马军交流,是因为一些欧盟在华企业的环境违规记录被收录到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网站上。
　　中国欧盟商会代表的是欧盟在华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委托商会出面,是希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能够删除其环境违规的记录。然而在如何删除这些记录的问题上,双方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会谈中马军一次次感受到部分欧盟在华企业的顽固与自私。
　　最让马军吃惊的是,这次会谈,三位中国欧盟商会的代表竟然拿出了一份由商会会员企业当中专业人士设计的环境污染程度分级方案,目的是让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区分重大违规和一般违规,并标注在网站上。他们这么做,目的是想说明,它们的环境违规程度与在华的其他同行业企业相比,并不算什么。
　　马军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告诉三位代表,遵守环境法规是企业的底线,任何涉及违规的企业都不应该试图以“我的邻居比我更差”来推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此前马军已经多次告诉过一些欧盟在华企业的代表,要想从中心的网站上删除关于企业在环保方面的不良记录,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在多家环保组织的监督下,通过第三方的独立审核,并且需要提供当地环保部门后续检测的结果,然后才能够删除不良记录。
　　由于马军的坚持,中国欧盟商会的三位代表最后只能耸耸肩,遗憾地告辞,而马军客气地将他们送出办公室,目送搭载他们的电梯离开。
　　“欧盟的在华企业一直抵触与中国的环保NGO组织交流,抵触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解释情况。”马军对《中国新时代》记者说,“他们经常强调,如果当地政府说我违反了环保法规,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与当地政府沟通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凭什么要向环保组织解释情况。然而他们始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来说明他们已经采取了整改措施,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好在并非所有的企业对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都采取与欧盟在华企业相同的态度。
　　
　　相信环境信息公开的力量
　　
　　马军曾经因为在环保领域所做的贡献,获得过美国《时代周刊》杂志“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称号。也恰恰是在2006年,马军领导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搜集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理为“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通过中心网站对外发布。公众可以登陆该网站,检索某企业是否存在环境违法的情况。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做法并不复杂,他们搜集的企业违法信息,来源于各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检查公告或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2006年至今,该中心一共搜集到超过54000条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
　　马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紧迫性。马军曾经根据实地调查和案头研究,撰写了《中国水危机》一书。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他亲眼看到很多环境难民被贫困、疾病困扰的悲惨生活。他说,其情景只能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
　　而在与环境污染做斗争的过程中,马军越来越相信信息公开的力量。“公布这些环境信息,有利于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监督企业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而这些环境违法信息,也的确让很多企业坐立不安。
　　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记录,2006年以来,已经陆续有近150家中外企业,其中有近100家外资企业,主动来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向马军等工作人员说明他们出现环保问题的原因,以及采取的整改措施,或是来咨询相关环境信息的出处,交流探讨企业的环保问题。这些来客当中,包括沃尔玛全球副总裁、上海松下总经理等跨国公司高管。
　　2006年6月,日本松下电器旗下的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因“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废水超标排放”,被上海市环保局列入“2006年第一批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不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将该公司录入排污不达标企业数据库。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松下电器非常紧张。2007年3月8日,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环境推进部部长荒井喜章、上海松下总经理清水信明带领一行人专程来到北京,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接触,解释他们的环境方针以及正在和即将采取的治污措施。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污治理之后,荒井喜章主动邀请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对上海松下的排污情况进行复查并制定出报告,提交给21家中国环保组织。上海松下积极治理污染的行动,得到了环保组织的信任与赞赏,在各环保组织对报告均无异议的情况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最终从数据库中删除了上海松下的环境违法信息。
　　2009年11月,由松下电器等多家日本企业及社会团体联合发起,在日本东京举办了“2009年度日本可持续发展论坛”,马军也受邀参加了该论坛。在论坛上,荒井喜章向台下的代表介绍了上海松下治理环境污染的情况。为了表达对公司员工及中国民众的歉意,荒井喜章再次深深鞠躬,并且坦言,企业出现环境问题之后,他感到压力巨大,问题最终解决之后,他如释重负,曾经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大哭了一场。
　　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统计,2007年以来,已经有近30家企业通过了第三方独立的环境审核,从该中心的数据库中删除了相关的环境违法信息。这些企业以美国和日本企业为主,而很多来自欧盟的企业,对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公开的相关环境违法信息,则大多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
　　例如,法国水泥企业拉法基和荷兰电器企业飞利浦,这两家企业在中国的下属企业曾出现过环境违法的情况,而他们都只是给马军打了个电话,了解了相关情况,此后便杳无音信。部分欧盟企业曾经委托中国欧盟商会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沟通,最后也都不了了之。
　　
　　促进供应链环境管理
　　
　　马军在工作中发现,公开环境违法信息,对于在意自己品牌形象的大企业起作用,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而言,却缺乏威慑力。中国大量以贴牌生产为主的企业,对于公众的环保压力并不敏感,他们更在意来自客户企业的压力。
　　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大量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来进行,这些企业在西方扮演着负责任的绿色企业的同时,将大量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企业,并且对这些供应商的环保状况不闻不问,间接导致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被排放在中国的土地上。
　　马军想到通过客户企业来倒逼作为供应商的企业遵守中国环保法规的思路。为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20多家国内的环保组织,发起了一项“绿色选择倡议”。该倡议呼吁企业关注供应链的环保问题,对供应商进行环境责任管理。倡议并提醒消费者对企业的供应链情况进行监督,主动作出绿色选择。马军强调,“因为一家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的企业不可能生产出真正的环保产品。”
　　马军的新思路的确让一些多年悬而未决的企业环保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富国皮革是一家新西兰企业,其设在上海宝山区的工厂连续6年被当地环保部门列入监管的黑名单,工厂周围的居民也对工厂排放污水导致恶臭,感到非常不满。当地居民去宝山区环保局投诉,宝山区环保局却表示,富国皮革是一个跨国公司,地方环保部门对其的影响有限。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给富国皮革发出环境违法的提示信,富国皮革对此置之不理。马军只好将信转寄给富国皮革的客户企业Timberland。Timberland是美国的一家户外用品企业,一向以环保著称。在国外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之后,Timberland被迫向富国皮革施压,而迫于采购方的压力,富国皮革终于同意就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与环保组织及公众进行沟通,并进行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