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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舟流月，我遥遥渡江;
未饮先醉，俯拾星芒，盼得归航。
烟水漫漫的长江，滋润着半个中国的土地，其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若仅从地图上来看，似乎是一块并不大的区域——但，审视长江三角洲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掌故，人们发现，它实际上早已，并且正在改写国家的从前、现在和明天。长三角土壤肥沃，在农本时期是九州大地重要的粮食出产区，人口高度密集;终与“江南”一词结盟，亲手缔造寄托了国人最温柔、最美好理想的意象。长三角奋进不懈，时刻整装待发，在近现代稳稳立于瞬息万变的改革风口，化身一座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永动机”，不断向外扩散资本、输出标杆模式。长三角更是文明的记录者，馈赠后世无数珍宝，金戈铁骑、雪月风花，无声地顺着山川河谷钟灵毓秀的线条流淌蔓延，无声地镌刻在古城的建筑、器物，及至城里人微醺的表情上。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前一天，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也被批准列入名录。自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分别增加一处，总数增至55处，位居世界第一。而虽然不知在位于长三角的栖息地掠过的候鸟，有无在位于长三角的良渚遗址上空盘旋鸣啭，但长三角的人们能够确定一件事：这回成功入遗，毫无疑问，既是长三角的光彩焕发，亦为全世界共享的中华荣耀。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诚然，“长三角”的，也是“世界”的。
时空穿越：从良渚文化到大运河
讓我们先穿越时空——
新石器时代，黄海之滨，淮河两岸，射阳湖畔，已有盐阜人民的远祖，在那片狭长的土地上，孕育了盐城的远古文明。
风吹，雨淋，草长，万物生机勃勃。不知何时起，这里，也成了鸟类的天堂。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重要意义恐怕在于，它是我国第一块、全球第二块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该申遗项目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EAAF）的中心位置，范围涉及黄（渤）海多个候鸟栖息地。每年，鹤类、雁鸭类和鸻鹬类等大批量、多种类的候鸟选择在此停歇、越冬或繁殖。其中，全球极度濒危鸟类勺嘴鹬90%以上种群在此栖息，最多时有全球80%的丹顶鹤来此越冬，濒危鸟类黑嘴鸥等在此繁殖，数量众多的小青脚鹬、大杓鹬、黑脸琵鹭、大滨鹬等长距离跨国迁徙鸟类在此停歇补充能量……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在迁徙候鸟保护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候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发，要不间断地飞行7000公里，方能到达黄海生态区的滨海湿地进行停歇和觅食，大约两周之后，它们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等繁殖地进行繁殖。故此，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可以说是个“瓶颈”地区，但更是重要的“中转站”和“加油站”。这儿还活跃着逾500种无脊椎动物和280种鱼类，具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每当人们看到鸟群周而复始地开启一段既定的旅程，遵循一种既定的节奏，自然而然地便会联想到，生生不息的宿命轮回。
还是新石器时代。五千年前水草丰美、河网密布的王国都邑——良渚古城，正如一幅神秘的画卷，徐徐在带着好奇、带着幻想的游客面前展开。
良渚文明素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分布于环太湖流域，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地区，与同时期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并存于世。良渚古城遗址，昭示了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其形式多样的遗迹和文物，展现了土制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及等级社会，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
从古城的布局来看，莫角山宫殿区位于整个古城的正中心，而可能为王者居所的大莫角山又是宫殿区内最重要的宫殿基址。站在大莫角山上，城内外以至于大遮山与大雄山之间均历历在目，此等隶属于统治阶层的广阔视野，彰显了王权的尊贵。而从反山、瑶山的墓葬排列来看，两处权贵墓地中出土遗物最丰富的墓葬均位于成排墓葬的中心部位，也充分显示了王者居中的特点。
良渚文化出色的玉器工艺，是经过人为构思、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在服务“礼制”（良渚文化的核心）、说明精神功能上准确到位。良渚之玉，既在制作过程中受观念支配，强调传递偶像崇拜的价值——比如很多玉器上刻有“神徽纹”;也是尊贵身份的载体，等次划分非常明确——比如大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无论形制、花纹抑或是随葬方式，皆意在凸显墓主人不凡的地位与显赫的威仪。玉钺是权力的象征，玉琮是神性的表达，良渚玉器的社会属性，在于它足以反映良渚文化的制度设计和宗教信仰。
良渚是实证“上下五千年”的圣地，而对权势，以及与权势相依相生的众星拱辰、令行禁止的迷恋，更是其后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史的绝对主题。
《新民周刊》追问，如何靠申遗进一步“走出去”，进一步彰显大国文化自信，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如何守卫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使之有益于全人类的当下和未来？
毕会成自哲理层面予以概括解答：“文化遗产因为是中国的，所以才是世界的;因为是扎根本土的，所以才成为全球的。申遗的过程就是以世界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审视和反观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深化了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价值格局中占有与我们作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相适应的地位，就一定不能放弃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特质，放弃中国作为一个超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这是我们民族认同之所系，也是大国文化自信之所托，更是参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固守于这种特殊性之中，而应该在特殊与普遍的价值辩证法中确立我们的立场。普遍价值并非在与文化特殊性的对立中界定自身的，它既非预定论的，也非本质主义的。恰恰相反，超越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正是从每个国家特殊的人文景观和历史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可以挟其特定形态的价值旨趣加入到对世界普遍价值的定义和构建中，从而成为世界普遍价值交响曲的一个音符甚至一段乐章。换言之，中国文化对既有的世界普遍价值格局的态度不是无条件的认同和归顺，而是批判，永恒的批判;但批判不是拒绝，批判是以批判的方式对普遍价值的修正和扩容，这样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性的。申遗就是这样一个建设性加入世界普遍价值大合唱的努力之一，类似努力的最终结果是使普遍价值成为体现人类生存最高可能性的所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最大公约数，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
55项世界遗产，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认可，也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文化承诺。把世界遗产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坐标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验证和提升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会主席加拉耶夫宣布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由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承办，与会委员国一致推选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國委员会主任田学军担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这将是继2004年在苏州举办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后，时隔16年，又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文化盛会。
一个国家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留住文化根脉、守住中华之魂，长三角责无旁贷，全中国责无旁贷。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一道久远的回响，一缕封存的记忆，它是实实在在的储藏、传播、发扬文明的介质，只要人类还有希望，它就永远不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