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率为7.4%， 二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提升至7.5%，环比增长率提升至2%。工业生产也有所改善，6月当月同比9.2%，为年内高点，服务业增长继续加快至8%，对GDP的贡献较大。从周期性波动看，宏观经济正在企稳;而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适应经济转型方向的经济新常态正在逐步形成之中。整体观察，出口的好转、“微刺激”效果的显现、货币条件的相对改善是推动经济短期站稳的主要原因。
　　首先，投资仍然是经济短期企稳的关键动力。6月单月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5月的16.9%加快至17.9%，特别是铁路基建的明显加速带动了制造业的反弹，并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回落的压力，是宏观经济阶段性企稳的重要支持条件之一。进一步分拆，二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从一季度的11.3%大幅提升至16.2%，地方项目则略有回落;同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20.1%，较2013年回落3个百分点。因此，经济企稳靠投资，投资企稳靠中央和国企，这条逻辑从2008年至今依然在发生作用。
　　其次，M2（广义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强关联度依然未变。近期，一系列“微刺激”以及定向宽松促使新增贷款和M2季节性地较快增长。6月信贷及M2均超预期，其中M2增速14.7%;新增人民币贷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2165亿元。这反映出自4月以来棚户区改造、铁路等基建加码，财政支出节奏加快以及货币政策定向降准、调整存贷比等各项“稳增长”调控措施的综合效应逐步显现。然而，从效果上考察，2014年上半年M2增速接近15%，考虑到较低的GDP增速和CPI，“M2-GDP-CPI”作为衡量货币条件的一个经验性、参考性的指标，再次季节性地达到较高水平，这说明经济增长对货币宽松的依赖比较明显。
　　总体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能一直在重建过程中。然而，宏观政策框架也要适应这种经济转型的新要求，重点在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以驱动更可持续的增长。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新的政策框架已经初具轮廓。
　　第一，就业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往，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冲击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条件实施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改革措施。
　　第二，中国的服务业增速和占GDP的比重都超过第二产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这种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条件和产业结构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也将为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奠定基础。
　　第三，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这将为消费的趋势性提升提供支持。这里的潜在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和服务业的提升，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收入在服务业产值中的占比相对较高，这意味着服务业的上升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上升，这是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基本支撑条件。
　　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中走向新常态，从主要依靠工业驱动到主要依靠服务业驱动、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的转变是这个重要转型的重要内容，而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但考虑到短周期和长期的条件，特别是经济在走向新常态的特定环境，宏观政策操作需要顺应并推动这种转型。
　　首先，避免使用频繁的刺激性政策，更多地依靠市场完成调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投放对投资的刺激效果边际递减，房地产销售面临长期拐点、政策干预效果有限，过于依赖政策刺激可能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次，在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方面，供给端的政策操作效果更可持续。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在稳步推进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标准，从而促进民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的发展。未来则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放开私人部门参与，扩大PPP覆盖更多服务业投资。
　　第三，从内需增长空间看，城镇化依然是重要的增长点之一，围绕城镇化长期规划，实施户籍、社会保障等改革，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可以为城市增长带来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