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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关键词]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苏区；李德；军事斗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2-0040-07
[收稿日期]2015-03-04
[作者简介]肖甡（1938—），男，天津市人，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早期历史、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逐渐确立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红军、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目标。据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方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中共先后发动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各地武装起义。通过斗争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中来。中央苏区就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的主力红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下，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从已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资料来看，联共（布）、共产国际作为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指挥中心，给予诸多正确的建议与指导，同时也存在不少严重错误。
一、中央苏区形成之前，联共（布）、共产国际决定给中共提供多方面的军事援助，并对如何加强红军和苏区建设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而远东局对苏区的军事工作很少关注
从大革命失败到中央苏区形成之前，联共（布）、共产国际多次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作出许多给予苏区军事援助的决定，并对如何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不少指导性的建议。主要内容是：
在军事援助方面：一是派遣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从1927年9月开始，联共（布）计划向中国派去“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1]P70还计划将1928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有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1]P397共产国际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立即调遣军事工作人员去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2]P35远东局成员、军事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将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前军人、军人和一般大学生）派往苏区”[2]P46。二是接收中共党员来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10月，联共（布）决定：“接受前贺龙和叶挺军队中的30名中国共产党员指挥官入我国军事院校”；“将所有中共党员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引者）调回莫斯科继续学习。”[1]P135共产国际计划，在莫斯科为中国红军编辑出版军事政治著作，并在军校中培养各种军政工作人员及技术勤务人员。三是提供各种物资技术援助。除按规定正常拨给中共经费外，还决定“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指苏区根据地——引者）的军事政治工作”。同时“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以及“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人人员和无线电器材”。[1]P398
第2期
肖[HTY3]甡：[HTXH]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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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
在红军建设方面：一是把建设强大的红军作为中心任务。从1929年底至1930年9月，李立三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执意要在南京、武汉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罢工。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反对中共在目前条件下进行上述的暴动和总罢工，建议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加强红军建设这项最重要的任务上来，指出：“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正确而有力地完成这项任务能保证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取得进一步的发展。”[3]P278二是提出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在严格的集中制基础上建设军队”；“用严格的党组织制度控制红军”；“毫不犹豫地实行政治委员制”；军队中的主要指挥岗位，即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机构，“都掌握在工人和农村贫农手中”等。[3]P243-244这些原则对于红军建设和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建立坚强的军事领导机构。提出“必须在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有工作能力的军事部。在重要的苏区必须设立军事局”。[2]P28四是分化瓦解敌军。强调组织和领导士兵暴动，号召士兵携带武器集体转到红军方面来。
这一时期，尽管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强红军建设，加强党对红军和军事工作的领导，加强苏区同红军的联系。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下简称远东局）对红军和苏区的军事活动却没有进行有效的领导，很少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盖利斯指出：当时“对苏区还是很少予以重视”，“对红军的工作很少给以关注”。[2]P279，280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秘密工作环境所限，交通和通讯联系都十分不便，当时“几乎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报纸”。[3]P242直至1931年2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还未能建立起固定的联络线”。[2]P109鉴于此，共产国际提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在最短的期限内在中央与苏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和正常的联系”，以及“调遣军事工作人员去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2]P35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发展及其重大胜利，备受共产国际的关注。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称赞“朱毛红军”保存了实力并取得了成就。193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军事负责人马马耶夫指出：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多次在江西、福建两省进行游击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认为“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发展壮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毁，是因为它依靠农民运动中奋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广大群众”。[3]P117盖利斯称赞朱德和毛泽东的军团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部队。
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加大了对苏区军事指导的力度。一面支持王明“左”倾错误，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一面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分散游击的战法并设法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
在红军和苏区发展的基础上，1930年10月，在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诸省交界的山区，初步形成了中央苏区。1931年6月，全国已有中央、湘鄂西、鄂豫皖3个大的苏区和十几个小的苏区，红军发展到12万人。11月，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标志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此后，为了加快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加大了对于中央苏区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指导的力度。主要表现在：
其一，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向苏区派往工作人员。为了加强苏维埃运动，在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催促下，1931年1月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同各苏区建立了联络线路。远东局参与了主要军政领导人的挑选工作，并要求所有军事工作人员派往苏区，中央局成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也派往苏区。据统计，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远东局和政治局向各苏区派出228名工作人员， 有172人到达了目的地；其中向中央苏区派去67人，已有57人到达。[2]P3231931年11月初，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其二，请共产国际派军事专家来中央苏区指导军事行动。远东局提出：“从苏区招收大约100名军政工作人员（党员）去莫斯科，让他们通过短期（9—12个月）专门训练班学习是合适的。”[2]P336后来由于所有电报都被国民党破译等原因，远东局和中央苏区之间的所有电报往来都已停止，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联系也已中断，这项计划并未兑现。直至1932年6月，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请共产国际派军事专家来中央苏区指导军事行动。为此，远东局要求苏区中央局：“请每周不得少于一次向我们提供有关我方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准确信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指望得到具体的指示。”[4]P252
其三，在战略策略上支持苏区中央局而反对毛泽东。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下，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在战略上存在分歧。毛泽东主张采取防御性策略，即避免大的战役，退到山区，分散军队等；而苏区中央局大多数成员认为应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在闽赣浙皖边界扩大苏区，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都同意攻打赣州，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为解决前线与后方的争论，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多数军事政治领导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指责毛泽东搞游击主义，并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前线的一切军事问题，毛泽东因病已回到后方”。[4]P228共产国际明显地站在苏区中央局一边，肯定“江西领导采取进攻策略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指责“毛泽东的总方针是错误的”。同时也存有疑虑，不得不考虑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4]P217-218
宁都会议后，共产国际继续反对毛泽东的分散游击的战术，但在实际上也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同时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1933年3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当负责工作。”[4]P354远东局也电示中央苏区：“我们请你们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但要注意完成我们的军事工作，使之不受大辩论和摇摆的干忧。”[4]P358这充分说明，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
中央苏区虽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并未改变对苏区和红军不利的战略形势。“左”倾领导人被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和红军力量，提出“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等错误口号。面对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认识相左。前者要求中共中央做好战略退却的准备，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4]P353后者则电令中央苏区做好反攻的准备，“请采取一切措施发动群众，立即派遣所有地方力量（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奔赴相应的前线”，在东北战线和东南战线阻击敌人并发起反攻。[4]P351实践证明，战略退却的准备是正确的，而反攻作战则是不当之举。
三、李德受共产国际委派任中共军事顾问，掌控了军事指挥大权。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德在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为指导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1932年11月，李德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上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极端秘密的工作环境下，李德只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保持联系，实际上“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5]P344许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苏区的文件，都是在李德的直接参与下作出决定的。尽管共产国际及远东局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和指示并不具有约束力，如何决定和实施还是由中共中央来决定。但是，远东局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指示都能得到正确理解并付诸执行。 根据王明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9月下旬，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同时“只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6]P464月，共产国际驻中国总军事顾问施特恩也来到上海。李德回忆说：施特恩是直接上司，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指令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但出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仍由我与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继续保持联系。”[6]P40，35尽管共产国际向中共临时中央重申对于军事代表作战问题的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你们可以改变或根本不采用”。[7]P7，8但由于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信任和依赖，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捧他为“太上皇”。而李德贪权，表面上只是顾问，实际上“拼命把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党和红军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5]P329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说：“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即李德——引者）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4]P309直到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之前，李德对涉及红军问题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5]P344由此可见，李德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得不到共产国际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其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无疑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HT4"K]（一）对于“福建事变”的错误认识[HT]
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的“福建事变”（亦称“闽变”），是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第十九路军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932年6月，蒋介石将该军由淞沪抗日前线调到福建，以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和中央苏区。在严峻的形势下，共产国际正确地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巩固我军的有生力量，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加紧组建红军队伍。”[4]P353远东局也认为，目前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仍应保存和加强红军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建议组建3500人的西南战线作战部队和6000人的东南战线作战部队。
但是，如何对待十九路军，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博古和中革军委认为，应进行联系并给予支持，帮助十九路军进攻南京蒋介石政权。共产国际吸取了冯玉祥军队倒向蒋介石的教训，提出：“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4]P445远东局也抱有消极的不信任态度，一面提出不同十九路军作战，应该进行谈判；一面强调要“通过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4]P514
根据施特恩的建议，1933年7月，由红三、红七军团组成的东方军从江西进入闽西，对十九路军展开进攻，在两个月内，取得了辉煌战绩，给十九路军以沉重打击，恢复和开拓了闽西广大的新苏区，将闽西、闽北两块苏区联成一片，使中央苏区后方得到了巩固。
东方军入闽的胜利，促成十九路军派代表与红军谈判。10月下旬，双方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经过多方努力，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宣布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
福建事变为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当蒋介石调动军队“围剿”红军时，毛泽东等提出应组织红军有力兵团占领抚河流域，向苏浙赣发展，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但李德和博古等“左”倾领导人不接受毛泽东等人的建议，认为在敌人的“堡垒政策”下，无法实行运动战，既不能诱敌深入，也不能到赣东北外线去打，结果很多有利的作战机会都错过了，不仅没有出闽北侧击向延平前进的国民党军，在运动战中去歼灭敌军，反而命令红军主力向赣江活动，把红三军团从延平调到江西，攻打赣州，然后威胁南昌，使十九路军处于孤立无援。
“闽变”之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在闽北调集重兵对十九路军全面进攻。把十九路军推向敌人营垒是错误的，需要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促使该军同蒋介石作斗争。为声援十九路军和保卫福建苏区，由红三、红五军团重新组建的东方军于1934年1月再次入闽，连克闽中重镇，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福建战场的态势。在福建新政权即将垮台时，远东局对援助十九路军仍持不信任态度，认为“同19路军签订协议，是在争取实施协议，继续同南京作斗争、同红军实行军事合作和把19路军争取到红军方面来等方面向后者施加影响的一个手段”。[7]P18目的是“以赢得时间把19路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和获取它的武器”。[7]P14李德和“左”倾领导人错误地将十九路军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在军事上采取了相对立的态度，命令红军采取守势，不要与蒋介石军队作战，让十九路军单独去同蒋军作战，替红军去打敌人。由于没有给予有效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十九路军的失败。彭德怀说：“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8]P184李德后来承认，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的评价相左，“我的错误主要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又说：“福建事变是我的错误表现的转折点”。[5]P347
以上不难看出，福建事变的失败，博古等“左”倾领导人负有很大的责任，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李德负有更大的责任。
[HT4"K]（二）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指挥[HT]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李德到中央苏区后遇到的第二件大事。当李德到达瑞金的第三天，9月28日，中央苏区东北部重镇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对中央苏区形成包围之势，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红军主力还在福建活动，中央苏区北线告急。黎川失守后，主要任务是全力保卫中央苏区的主要地区。鉴于国民党军转入进攻，共产国际提出：“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4]P509认为“不对黎川进行反攻，而向北运动，打击正在进攻的敌黎川军团的后方。”[4]P553远东局也提醒苏区中央局：“总的战略形势要求我们，不要寻求过早地进行决战。”[4]P578这些建议都是符合实际的。 可是，“左”倾领导人设法夺回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东方军（红三、红五军团）从福建地区北上抗敌，红一军团配合红三、五军团行动。东方军进入江西后，先与敌军在黎川洵口遭遇战，接着又在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消耗战，伤亡很大，陷入被动局面。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攻打广昌，但李德坚决不予采纳。结果广昌战斗和建宁战斗接连失败，红军损失惨重，各路敌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推进。实践再次证明：以“短促突击”战术取代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是错误的。李德检讨这一战术说：“我一个人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是试图在敌人走出碉堡向前推进时突击敌人，但实际上很少成功。”[5]P346
在没有希望根本改变中央苏区日益危急的形势下，从1934年6月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萌生退意。当时面临两种前途：要么是守，战斗到最后；要么是撤，撤退到另外战场。对此，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中共中央提出两种选择：一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另一是“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搬到另一个战场”。[7]P128远东局成员赖安也认为应准备两手：“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同时要顽强地保卫现有的中央苏区根据地”。[7]P132-133共产国际认为：“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二是用一部分红军向福建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红军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苏区的骨干力量。[7]P143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中共最后决定应该撤退，以保存红军实力，从内线转到外线去作战。
7月，中共向福建北部派遣红军第七军团，以“抗日先锋队”的名义，计划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后方开展游击运动和在闽浙赣皖边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8月，远东局书记埃韦特认为：“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才能采取撤离我们苏区的步骤。”而此时，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7]P194可是，在决定退出苏区之后，共产国际仍提出：“目前中共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和在中国夺取苏维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区的主要军事任务是：“全力加强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和最广泛地开展对敌人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7]P219，220这就是说，一面准备突围，一面还让红军去死拚。直至9月下旬，共产国际才同意红军主力撤往湖南的计划。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左”倾军事错误，尤其是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反对战略退却，坚持“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与敌人拚消耗”等错误方针，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然，李德在中央苏区并非一无是处。首先，在他的建议下，在瑞金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一所正规军事学校。李德充分运用了自己的经验和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得的军事要领，在军校“主要担任讲授战术课课程，主持讨论和作战演习。”还“花了很大力气，编写了轻武器部队在运动战中的战术规程。”[6]P52，53其次，当蒋介石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李德认为红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不能以阵地战，而必须以战术上的运动战和进攻战来完成保卫苏区和保存有生力量这个双重任务。”并首先建议红军必须突围，指出：“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6]P91，94-95
四、遵义会议对李德错误的批判和李德后来的检讨，是对共产国际指挥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结局的最好诠释
勿庸置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和指示，有许多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对这些想法和建议，加以研究，并采纳其中认为合适的部分，推动了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他们毕竟远离中央苏区战场，有些指令或建议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李德从国统区到中央苏区，不了解也未去研究红军作战的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而是主观地处理问题，难免不犯错误。他在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导致最后的失败。
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会议揭露了李德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错误，主要是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和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下，以保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了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结果使敌人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同时还批评了李德恶劣的领导方式，独断专横，强硬粗暴，包办军委的一切工作，压制不同意见，在军委内造成了极不正常现象。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9]P41，42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会上，李德完全不接受大家对于他的批评。
然而，李德1939年9月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书面报告，检讨自己在华工作时所犯的错误，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我的错误都涉及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及军事领导权”。在权限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我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在作风上，自己“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在战略战术上，“我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所阐发的观点和在红军中所实行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红军的战斗力减弱了，苏区大部分土地丧失了，苏区总的条件恶化到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的地步。”[5]P343-347他的检讨同遵义会议对他错误的清算在基本内容上是相吻合的，实际上也是对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结局的最好的诠释。
李德之所以能有上述检讨，或许是他通过长征后期实践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反思，或许是他到延安后所受教育有了认识上的提高。然而，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在清算李德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尤其是博古，对李德过分信任和依赖，使其独揽军事大权，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恶果，对此也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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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8]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遵义会议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贺文赞）
[关键词]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苏区；李德；军事斗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2-0040-07
[收稿日期]2015-03-04
[作者简介]肖甡（1938—），男，天津市人，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早期历史、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逐渐确立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红军、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目标。据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方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中共先后发动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各地武装起义。通过斗争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中来。中央苏区就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的主力红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下，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从已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资料来看，联共（布）、共产国际作为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指挥中心，给予诸多正确的建议与指导，同时也存在不少严重错误。
一、中央苏区形成之前，联共（布）、共产国际决定给中共提供多方面的军事援助，并对如何加强红军和苏区建设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而远东局对苏区的军事工作很少关注
从大革命失败到中央苏区形成之前，联共（布）、共产国际多次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作出许多给予苏区军事援助的决定，并对如何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不少指导性的建议。主要内容是：
在军事援助方面：一是派遣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从1927年9月开始，联共（布）计划向中国派去“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1]P70还计划将1928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有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1]P397共产国际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立即调遣军事工作人员去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2]P35远东局成员、军事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将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前军人、军人和一般大学生）派往苏区”[2]P46。二是接收中共党员来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10月，联共（布）决定：“接受前贺龙和叶挺军队中的30名中国共产党员指挥官入我国军事院校”；“将所有中共党员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引者）调回莫斯科继续学习。”[1]P135共产国际计划，在莫斯科为中国红军编辑出版军事政治著作，并在军校中培养各种军政工作人员及技术勤务人员。三是提供各种物资技术援助。除按规定正常拨给中共经费外，还决定“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指苏区根据地——引者）的军事政治工作”。同时“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以及“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人人员和无线电器材”。[1]P398
第2期
肖[HTY3]甡：[HTXH]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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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
在红军建设方面：一是把建设强大的红军作为中心任务。从1929年底至1930年9月，李立三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执意要在南京、武汉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罢工。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反对中共在目前条件下进行上述的暴动和总罢工，建议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加强红军建设这项最重要的任务上来，指出：“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正确而有力地完成这项任务能保证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取得进一步的发展。”[3]P278二是提出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在严格的集中制基础上建设军队”；“用严格的党组织制度控制红军”；“毫不犹豫地实行政治委员制”；军队中的主要指挥岗位，即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机构，“都掌握在工人和农村贫农手中”等。[3]P243-244这些原则对于红军建设和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建立坚强的军事领导机构。提出“必须在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有工作能力的军事部。在重要的苏区必须设立军事局”。[2]P28四是分化瓦解敌军。强调组织和领导士兵暴动，号召士兵携带武器集体转到红军方面来。
这一时期，尽管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强红军建设，加强党对红军和军事工作的领导，加强苏区同红军的联系。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下简称远东局）对红军和苏区的军事活动却没有进行有效的领导，很少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盖利斯指出：当时“对苏区还是很少予以重视”，“对红军的工作很少给以关注”。[2]P279，280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秘密工作环境所限，交通和通讯联系都十分不便，当时“几乎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报纸”。[3]P242直至1931年2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还未能建立起固定的联络线”。[2]P109鉴于此，共产国际提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在最短的期限内在中央与苏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和正常的联系”，以及“调遣军事工作人员去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2]P35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发展及其重大胜利，备受共产国际的关注。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称赞“朱毛红军”保存了实力并取得了成就。193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军事负责人马马耶夫指出：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多次在江西、福建两省进行游击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认为“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发展壮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毁，是因为它依靠农民运动中奋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广大群众”。[3]P117盖利斯称赞朱德和毛泽东的军团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部队。
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加大了对苏区军事指导的力度。一面支持王明“左”倾错误，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一面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分散游击的战法并设法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
在红军和苏区发展的基础上，1930年10月，在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诸省交界的山区，初步形成了中央苏区。1931年6月，全国已有中央、湘鄂西、鄂豫皖3个大的苏区和十几个小的苏区，红军发展到12万人。11月，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标志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此后，为了加快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加大了对于中央苏区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指导的力度。主要表现在：
其一，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向苏区派往工作人员。为了加强苏维埃运动，在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催促下，1931年1月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同各苏区建立了联络线路。远东局参与了主要军政领导人的挑选工作，并要求所有军事工作人员派往苏区，中央局成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也派往苏区。据统计，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远东局和政治局向各苏区派出228名工作人员， 有172人到达了目的地；其中向中央苏区派去67人，已有57人到达。[2]P3231931年11月初，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其二，请共产国际派军事专家来中央苏区指导军事行动。远东局提出：“从苏区招收大约100名军政工作人员（党员）去莫斯科，让他们通过短期（9—12个月）专门训练班学习是合适的。”[2]P336后来由于所有电报都被国民党破译等原因，远东局和中央苏区之间的所有电报往来都已停止，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联系也已中断，这项计划并未兑现。直至1932年6月，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请共产国际派军事专家来中央苏区指导军事行动。为此，远东局要求苏区中央局：“请每周不得少于一次向我们提供有关我方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准确信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指望得到具体的指示。”[4]P252
其三，在战略策略上支持苏区中央局而反对毛泽东。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下，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在战略上存在分歧。毛泽东主张采取防御性策略，即避免大的战役，退到山区，分散军队等；而苏区中央局大多数成员认为应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在闽赣浙皖边界扩大苏区，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都同意攻打赣州，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为解决前线与后方的争论，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多数军事政治领导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指责毛泽东搞游击主义，并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前线的一切军事问题，毛泽东因病已回到后方”。[4]P228共产国际明显地站在苏区中央局一边，肯定“江西领导采取进攻策略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指责“毛泽东的总方针是错误的”。同时也存有疑虑，不得不考虑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4]P217-218
宁都会议后，共产国际继续反对毛泽东的分散游击的战术，但在实际上也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同时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1933年3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当负责工作。”[4]P354远东局也电示中央苏区：“我们请你们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但要注意完成我们的军事工作，使之不受大辩论和摇摆的干忧。”[4]P358这充分说明，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
中央苏区虽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并未改变对苏区和红军不利的战略形势。“左”倾领导人被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和红军力量，提出“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等错误口号。面对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认识相左。前者要求中共中央做好战略退却的准备，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4]P353后者则电令中央苏区做好反攻的准备，“请采取一切措施发动群众，立即派遣所有地方力量（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奔赴相应的前线”，在东北战线和东南战线阻击敌人并发起反攻。[4]P351实践证明，战略退却的准备是正确的，而反攻作战则是不当之举。
三、李德受共产国际委派任中共军事顾问，掌控了军事指挥大权。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德在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为指导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1932年11月，李德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上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极端秘密的工作环境下，李德只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保持联系，实际上“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5]P344许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苏区的文件，都是在李德的直接参与下作出决定的。尽管共产国际及远东局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和指示并不具有约束力，如何决定和实施还是由中共中央来决定。但是，远东局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指示都能得到正确理解并付诸执行。 根据王明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9月下旬，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同时“只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6]P464月，共产国际驻中国总军事顾问施特恩也来到上海。李德回忆说：施特恩是直接上司，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指令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但出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仍由我与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继续保持联系。”[6]P40，35尽管共产国际向中共临时中央重申对于军事代表作战问题的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你们可以改变或根本不采用”。[7]P7，8但由于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信任和依赖，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捧他为“太上皇”。而李德贪权，表面上只是顾问，实际上“拼命把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党和红军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5]P329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说：“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即李德——引者）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4]P309直到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之前，李德对涉及红军问题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5]P344由此可见，李德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得不到共产国际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其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无疑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HT4"K]（一）对于“福建事变”的错误认识[HT]
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的“福建事变”（亦称“闽变”），是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第十九路军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932年6月，蒋介石将该军由淞沪抗日前线调到福建，以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和中央苏区。在严峻的形势下，共产国际正确地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巩固我军的有生力量，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加紧组建红军队伍。”[4]P353远东局也认为，目前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仍应保存和加强红军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建议组建3500人的西南战线作战部队和6000人的东南战线作战部队。
但是，如何对待十九路军，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博古和中革军委认为，应进行联系并给予支持，帮助十九路军进攻南京蒋介石政权。共产国际吸取了冯玉祥军队倒向蒋介石的教训，提出：“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4]P445远东局也抱有消极的不信任态度，一面提出不同十九路军作战，应该进行谈判；一面强调要“通过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4]P514
根据施特恩的建议，1933年7月，由红三、红七军团组成的东方军从江西进入闽西，对十九路军展开进攻，在两个月内，取得了辉煌战绩，给十九路军以沉重打击，恢复和开拓了闽西广大的新苏区，将闽西、闽北两块苏区联成一片，使中央苏区后方得到了巩固。
东方军入闽的胜利，促成十九路军派代表与红军谈判。10月下旬，双方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经过多方努力，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宣布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
福建事变为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当蒋介石调动军队“围剿”红军时，毛泽东等提出应组织红军有力兵团占领抚河流域，向苏浙赣发展，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但李德和博古等“左”倾领导人不接受毛泽东等人的建议，认为在敌人的“堡垒政策”下，无法实行运动战，既不能诱敌深入，也不能到赣东北外线去打，结果很多有利的作战机会都错过了，不仅没有出闽北侧击向延平前进的国民党军，在运动战中去歼灭敌军，反而命令红军主力向赣江活动，把红三军团从延平调到江西，攻打赣州，然后威胁南昌，使十九路军处于孤立无援。
“闽变”之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在闽北调集重兵对十九路军全面进攻。把十九路军推向敌人营垒是错误的，需要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促使该军同蒋介石作斗争。为声援十九路军和保卫福建苏区，由红三、红五军团重新组建的东方军于1934年1月再次入闽，连克闽中重镇，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福建战场的态势。在福建新政权即将垮台时，远东局对援助十九路军仍持不信任态度，认为“同19路军签订协议，是在争取实施协议，继续同南京作斗争、同红军实行军事合作和把19路军争取到红军方面来等方面向后者施加影响的一个手段”。[7]P18目的是“以赢得时间把19路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和获取它的武器”。[7]P14李德和“左”倾领导人错误地将十九路军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在军事上采取了相对立的态度，命令红军采取守势，不要与蒋介石军队作战，让十九路军单独去同蒋军作战，替红军去打敌人。由于没有给予有效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十九路军的失败。彭德怀说：“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8]P184李德后来承认，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的评价相左，“我的错误主要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又说：“福建事变是我的错误表现的转折点”。[5]P347
以上不难看出，福建事变的失败，博古等“左”倾领导人负有很大的责任，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李德负有更大的责任。
[HT4"K]（二）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指挥[HT]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李德到中央苏区后遇到的第二件大事。当李德到达瑞金的第三天，9月28日，中央苏区东北部重镇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对中央苏区形成包围之势，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红军主力还在福建活动，中央苏区北线告急。黎川失守后，主要任务是全力保卫中央苏区的主要地区。鉴于国民党军转入进攻，共产国际提出：“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4]P509认为“不对黎川进行反攻，而向北运动，打击正在进攻的敌黎川军团的后方。”[4]P553远东局也提醒苏区中央局：“总的战略形势要求我们，不要寻求过早地进行决战。”[4]P578这些建议都是符合实际的。 可是，“左”倾领导人设法夺回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东方军（红三、红五军团）从福建地区北上抗敌，红一军团配合红三、五军团行动。东方军进入江西后，先与敌军在黎川洵口遭遇战，接着又在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消耗战，伤亡很大，陷入被动局面。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攻打广昌，但李德坚决不予采纳。结果广昌战斗和建宁战斗接连失败，红军损失惨重，各路敌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推进。实践再次证明：以“短促突击”战术取代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是错误的。李德检讨这一战术说：“我一个人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是试图在敌人走出碉堡向前推进时突击敌人，但实际上很少成功。”[5]P346
在没有希望根本改变中央苏区日益危急的形势下，从1934年6月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萌生退意。当时面临两种前途：要么是守，战斗到最后；要么是撤，撤退到另外战场。对此，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中共中央提出两种选择：一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另一是“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搬到另一个战场”。[7]P128远东局成员赖安也认为应准备两手：“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同时要顽强地保卫现有的中央苏区根据地”。[7]P132-133共产国际认为：“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二是用一部分红军向福建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红军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苏区的骨干力量。[7]P143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中共最后决定应该撤退，以保存红军实力，从内线转到外线去作战。
7月，中共向福建北部派遣红军第七军团，以“抗日先锋队”的名义，计划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后方开展游击运动和在闽浙赣皖边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8月，远东局书记埃韦特认为：“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才能采取撤离我们苏区的步骤。”而此时，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7]P194可是，在决定退出苏区之后，共产国际仍提出：“目前中共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和在中国夺取苏维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区的主要军事任务是：“全力加强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和最广泛地开展对敌人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7]P219，220这就是说，一面准备突围，一面还让红军去死拚。直至9月下旬，共产国际才同意红军主力撤往湖南的计划。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左”倾军事错误，尤其是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反对战略退却，坚持“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与敌人拚消耗”等错误方针，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然，李德在中央苏区并非一无是处。首先，在他的建议下，在瑞金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一所正规军事学校。李德充分运用了自己的经验和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得的军事要领，在军校“主要担任讲授战术课课程，主持讨论和作战演习。”还“花了很大力气，编写了轻武器部队在运动战中的战术规程。”[6]P52，53其次，当蒋介石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李德认为红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不能以阵地战，而必须以战术上的运动战和进攻战来完成保卫苏区和保存有生力量这个双重任务。”并首先建议红军必须突围，指出：“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6]P91，94-95
四、遵义会议对李德错误的批判和李德后来的检讨，是对共产国际指挥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结局的最好诠释
勿庸置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和指示，有许多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对这些想法和建议，加以研究，并采纳其中认为合适的部分，推动了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他们毕竟远离中央苏区战场，有些指令或建议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李德从国统区到中央苏区，不了解也未去研究红军作战的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而是主观地处理问题，难免不犯错误。他在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导致最后的失败。
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会议揭露了李德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错误，主要是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和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下，以保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了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结果使敌人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同时还批评了李德恶劣的领导方式，独断专横，强硬粗暴，包办军委的一切工作，压制不同意见，在军委内造成了极不正常现象。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9]P41，42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会上，李德完全不接受大家对于他的批评。
然而，李德1939年9月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书面报告，检讨自己在华工作时所犯的错误，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我的错误都涉及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及军事领导权”。在权限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我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在作风上，自己“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在战略战术上，“我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所阐发的观点和在红军中所实行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红军的战斗力减弱了，苏区大部分土地丧失了，苏区总的条件恶化到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的地步。”[5]P343-347他的检讨同遵义会议对他错误的清算在基本内容上是相吻合的，实际上也是对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结局的最好的诠释。
李德之所以能有上述检讨，或许是他通过长征后期实践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反思，或许是他到延安后所受教育有了认识上的提高。然而，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在清算李德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尤其是博古，对李德过分信任和依赖，使其独揽军事大权，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恶果，对此也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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