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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
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与唐代相比，其变化主要有：
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晝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
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
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
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寒素子弟仅占15.9%。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1057年）的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该年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和宝祐四年（1256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90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宋朝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
（摘自《解放日报》）
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
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与唐代相比，其变化主要有：
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晝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
布衣入仕者超半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
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
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
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寒素子弟仅占15.9%。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科举第一榜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1057年）的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该年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和宝祐四年（1256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90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宋朝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