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严子陵先生是真正的隐士，晚年优游世外，垂钓富春江上。北宋范仲淹知严州时，撰有千古名篇《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蒼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桐庐严子陵钓台，遂名扬四方。
　　照书上说，严先生本是余姚县龙泉乡客星里人，即今慈溪市横河镇子陵村。为何他不愿归隐故乡而远赴桐庐养老，古书没有明说，我们也不便瞎猜。光武帝刘秀与严子陵是老朋友，知其德行才能，登基后促其辅政，尝同床而卧，不知严先生架子大，还是睡相恶，将脚搁在刘秀的肚子上，惊动了天上星象。次日，太史奏告：“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
　　曾几何时，严子陵故里就叫了“客星里”；客星里附近有座“陈山”，传说严先生就归葬此处，故名“客星山”，明正德八年（1513），墓前立有“汉征士严光之墓”的墓碑，并建起先生祠、高节书院；客星山下有座石拱桥，始建于南宋，形如长虹卧波，就叫“客星桥”。客星山，俨然为一方人文胜迹。
　　2014年，我到客星山考察。客星桥已改为平板桥，严子陵墓及书院荡然无存。眼前的小山，丛石隆起，向阳坡挺立陡峭。我上山转转，严先生墓固然不可复见，就连一座普通东汉墓的影子也未能发现。这种地形地貌的石头小山，汉六朝时期不宜建墓。
　　大凡历史名人故事，越传奇，就越不可究诘。当年姜子牙垂钓磻溪，鱼钩是直的，也不挂饵，悬于水面上三尺，本着“愿者上钩”宗旨，枯坐终日；我去过桐庐钓台，钓鱼台壁立千仞，高高在上，距离江面何止百米。鱼，肯定是钓不到的，只能钓出一段扑朔迷离的千古佳话。
　　也许钓客的气质，符合高人隐士的形象。曾几何时，客星山下也有“子陵滩”，曾为严先生钓游之处。当然，这种古迹也是不明不白。
　　不明不白的客星山，存在了上千年，后来又出现一桩不明不白的怪事。
　　《汉三老碑》是东汉初的墓碑，记载地方官“三老”及其妻子的名讳、忌日等内容。作为浙江年代最早的古碑，号称“两浙第一碑”，名气很大，后为杭州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
　　关于碑刻的出土时间与地点，是一桩糊涂案。通行的说法，清咸丰二年（1852），余姚周世雄得碑于客星山，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于是“移置山馆，建竹亭覆盖之”。清代金石学兴盛，文人墨客趋之若鹜，访碑是风雅的事业。如此重要的文物发现，周世雄的珍爱之心，可以想见。
　　据我的朋友、浙江省博物馆王屹峰先生研究，金石僧六舟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路过余姚，就做了几种《三老碑》拓本分赠友人，原拓至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在周世雄声称的墓碑出土前三年，六舟竟已访得此碑，真乃咄咄怪事。
　　后人大多沿用周氏及其友人的说法，只是细节略有差异，或说墓碑出土于客星山脚，或说山巅，或说墓碑出土之日，“骤然有飞沙走石”。
　　据我在浙东地区的考古经验，东汉墓葬多分布于山麓或半山腰，山巅不会有墓，山脚平地处也少有。汉墓多成群分布，只要发现一座，周边必有同期墓葬。我在客星山所见，地形地貌固不宜建墓，地表也不见汉六朝墓砖。当时就对《三老碑》的出土传说心存疑问。
　　光绪《余姚县志》“三老碑”条，在转述通行说法时，特意加了一段按语，大意是，有个名叫宋仁山的人最早发现《三老碑》，知道周世雄爱好金石，将古碑送给周氏奇文共赏（恐怕还在出土较长时间后），周氏见猎心喜，竟然连夜将古碑偷运回客星里老家藏匿。未几，就有了客星山出土《三老碑》的传说。东汉严先生故里、墓山上的碑刻，更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我对周氏的说法心存疑问，但这毕竟是周世雄、宋仁山两人之间的隐私，一百多年后，已不能起当事人于地下以对质。这桩公案，终将也成为不明不白的无头案。
　　可以宽慰的是，严子陵的故事万古流芳，至今传诵；《三老碑》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为人熟知，如今幸存于西湖孤山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内，供人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