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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死了，死时年方五十四岁。
我与阿贵八年同事，对他真是知根知底，本应该去送送他。可是，他与我爹同日死（只差几个小时），终于无法为他送行。我想，黄泉路上，他如果能与家父结伴而行，我还要感谢他对老父照料一程哩。
虽然只五十四岁，但对他的死我是不会感到惊诧的。在我看来，这是意料中事，这是他的命。
一段日子以来，经常想起阿贵往事，也有老单位的同事不时提起他。我想，他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存在，我总该记下一些什么。
1984年的一天，出版大院来了一个港仔：一头披肩发，印着红红绿绿碎花的花衣衫，白色的大喇叭裤把鞋子完全遮盖了，配着大蛤蟆墨镜，墨镜的镜片上还贴着名牌商标，此人脸小，夸张地说，看上去就只有两潭幽深的水了。最奇怪的是，如此洋气之人，竟提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编织袋，编织袋红蓝白三色，仿佛法国国旗。洋到冒泡，土到掉渣，土洋在他身上完美结合，如同怪物。
他要进大院。
传达室的师傅以为此物是女性：“姑娘，你找谁？”
他沙哑道：“什么姑娘，老子来报到！”
师傅细瞅，哎呀，还是一条汉子。哦不，这不是一个小流氓吗？出版重地，不容混混，师傅要赶他走。
他强调说，自己是大学毕业生，来报到的。
师傅问他姓甚名啥，哈，还是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先声夺人。师傅赶忙给局长打电话。老局长搁下电话就往传达室赶。看到此人时，虽然愣了三五秒，但立马脸上堆积笑容，双手抱住蛤蟆伸出的一只手：“欢迎欢迎，欢迎之至。”局长接过他的编织袋，亲自带他到人事处报到。他空着手，大摇大摆地尾随着局长。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招收到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局长如获至宝。
此人就是阿贵。阿贵与我的工作关系不多，虽然同在一个编辑室，他编他的书，我看我的稿，并无交叉。如果说，我们走得近的话，那全因为喝酒，是酒友。我们单位在得贵巷，一次，我与阿贵喝酒，半醉不醉时，我说：“我们这巷子是为你命名的，得贵巷，得了阿贵。”他嘿嘿一声，喝了一杯，算是对我的回应。
得贵巷得阿贵，阿贵一到得贵巷，真真成了得贵巷的名人。
阿贵还算随顺之人，上班后，就把长发给修理了。当他露出真容，我发现，他个头小，头格外小，这对我是一大打击。我头又大又圆，打小，人们告诉我“头大脑足”，就是说，头大的人聪明。可是，阿贵比我小了三分之一，可能还不止，上的是北大，我却只能上“自大”（自学考试）。这说明，我头再大，和猪八戒一般，也抵不过阿贵那猴头。头小额头自然也小，他有眯成一条缝、深陷的小眼睛，鼻子和嘴巴间的人中特别短，从鼻子开车到嘴巴，大约一发动就要刹车了。只有嘴巴稍大，有一点像滇金丝猴，如果是女的，还真是性感。相识多少日子后，我曾调侃他：“你是广东人？”他说是宁德人。我说他很像广东人，更像越南人。他还是嘿嘿，喝了一杯酒。他要答复我，或是不想理睬我，就喝一杯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工资很低，也就百元左右。阿贵的穿着总是很上档次，衣服什么的说不清楚，就不说了。一天，他穿了一双米黄色的皮鞋来上班，那做工精细至极，就像人们不能忽视北大牌子一样不能忽视这双皮鞋。我們就问多少钱，他轻描淡写道，三百元。三百元？有的女同事惊叫了。那时的三百元，肯定超过现在的三千元。
穿上档次的衣服等，只能说明他是生活品位很高的人。可是，他突然又穿一身军装来上班了，相匹配的，鞋子也是解放鞋。有时，还把裤脚卷得老高，看上去，像民工。不过，卷裤脚却只卷一边，这是不是精心的设计？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他是“被结婚”的，这先按下不表。结婚时，请几桌酒，我也去了，就坐在他边上。结婚本应穿喜气一点的衣服，他却一身黑衣，闷闷不乐。当时我想，这结什么婚啊，胡闹。
几十年间，我见多了北大的“学霸”和“考霸”，感觉北大的遗传基因极为强大。阿贵在穿着上的极端，与其说是他爱这么穿，不如说是不经意间要表现出与众不同。我以为，虽然是不经意的表现，但毕竟表现了，他的优越感是在与众不同中得以坐实的。
他是他所在那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同事在一起，经常问起他是怎么考进北大的。他嘿嘿一笑，那神情是“不值一提”的意思。他经常宣扬的是，备考的时候，天天在打牌，还看小说《金瓶梅》，以此说明他的洒脱。如果不细想，也就佩服了他的洒脱。回头琢磨，他那年龄，要高考了，能凑齐打牌吗？他总不至于和成人打牌吧？又想，那时候，《金瓶梅》还没有再版哩，难道他弄到《金瓶梅》的手抄本？当然了，他说《金瓶梅》，也许是泛指，只是表明他考得很轻松，之所以随口说出《金瓶梅》，是为了表明自己和西门大官人一样风流？也未可知。
我不聪明却绝顶了，他聪明绝顶，头发依然郁郁葱葱。阿贵从不练字，写出的字却像书法作品一样；凡不懂的事问他，他都懂；他编的稿绝对无可挑剔，虽然可能一年只编一两部书稿……我常对人说，阿贵是出版大楼里第一才子。我也走了几家杂志社，几家出版社，还没见过他这样博闻强记的。阿贵走后，有少儿社的老同事给我发了一篇他北大不知名同学写的回忆文章，其中也谈到他的博闻强记：“大家公认，阿贵是俺们这帮人里最聪明的人，脑瓜子最好使，玩牌时，俺还稀里糊涂呢，他能如数家珍地告诉俺，张三手里还有梅花五和方片六，李四手里最大的牌是张黑桃八。他头脑清晰，推理、计算、记忆能力极强。阿贵很长情，上次喝酒，他竟然背出了西语系女生几十年前骑的自行车的车牌号，让俺们敬佩和感动不已，俺当年就知道他对几个西语系女生的车牌号倒背如流，没想到多年以后，他依然会记得。”他的这位同学还提到，“燕园四年，俺俩臭味比较相投……四年中俺俩都没去过图书馆上自习”。阿贵乃北大翘楚，脖子上顶着的是生物电脑，看上去，活像一个小小的钱钟书。
像阿贵这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大毕业生，照理早应该上了正高职称，可是，他到死还只是助理编辑，单位后来给他聘了中级职称，那是因为他年过五十，可以这么聘了。当年，上中级要考外语，指定几门课，很好考。凡参加考试的，就没有不过关的。阿贵报名了，没有参加考试，为什么呢？据说看足球看到半夜，睡过头了；第二年又考，又据说赌钱赌到半夜，再次睡过头了。总而言之，每次考试，他都睡过头了。如此，中级没上，副高、正高自然没上。大家说他可惜，他嘿嘿道：“不就是职称吗？名缰利锁，不值一提！”满脸的满不在乎，真有一点粪土一切的味道。 他爱赌。早时候是玩老虎机。那年，我们与团中央合作做一套书，一个省一本，要到各地跑。我和他一起去东北。在哈尔滨，办完事时想到太阳岛逛逛。过了江就是太阳岛了，突然，他对我说：“你去吧，我不去了。”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有老虎机的店，他要去打老虎机。没奈何，我只能自己去了。回到宾馆时，他告诉我，他把差旅费七千元全输光了。我的妈呀，我们还要去好几个地方啊，这如何是好？后来，我们只能到兄弟出版社借钱回来。
除了赌，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女人，云烟渺茫之处，无限丘壑在焉。猎获女人好像是他无上的光荣和最值得称道的业绩。我们几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又瘦又小又黑，长得像猴子一样的阿贵，如何成为撩妹高手、猎艳砖家？这似乎还是机密，暂时没有解密。关于他和女人的故事，阿贵还真是造孽。都是一流人品的妹子，或是良家少妇，或是知性女性，有的为他离婚，有的为他发疯……他也曾东躲西藏，但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果呢，被套牢了，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婚礼上他如丧考妣、一袭黑衣的缘由了。近的近在眼前，远的远在天边，情孽纠缠，不离不弃，两根绳索，羁绊了他的自由，直到阿贵萎蔫、消亡……俱往矣，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不忍、不能细说，不说也罢。
阿贵是研究过自己的人中的。有一回出差，我们同住，他对着镜子自语：“我是命不长的人。”我问，何出此言？他说：“人中太短。”我说，人中短而长寿者，比比皆是。他说：“我不一样，看命先生说了，我就活五十左右，只能活这么久。”我让他不要胡扯。他叹道：“五十也上寿了，俺也活得不耐烦，死便死吧，随他去了！”仿佛命不是他的命，由不得他似的。
阿贵生前，我们几乎没有谈学问的事，更没有说到魏晋。阿贵走了，我写这文章时在咀嚼阿贵这个人，他这鬼样，似乎还颇有魏晋遗风。魏晋时代非常开放，情感的束缚较少，换偶什么的最是时尚。《晋书·五行志》中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最惊人的是后面这句：“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男女关系有点乱，不胡来会伤友好，非议者则反受讥讽。这种魏晋德行，阿贵身上或明或显，隐隐约约，应该是有的，就不多发挥了。至于奇装异服，与众不同，刘伶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阿贵的喇叭裤、解放鞋算不了什么，虽然在作态上或略有踪迹可寻。阿贵的酒风最像刘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嗜酒如命，心态消极颓废，常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使人扛着锹跟着，说：“死便埋我。”阿贵最后的日子，早餐不吃饭，一醒来就喝酒，直到喝了便吐，甚至喷了出来，还不去就医。他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不贪生，甚至求死，真正实践了刘伶的“死便埋我”的洒脱与无畏。单位宿舍拆迁，人人要房，只有阿贵要钱，要了钱却很快赌光了，成了穷光蛋。死时，阿贵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还留下不少债务，这也与刘伶的“我以天地为栋宇”相一致。
据他的同学说，阿贵肯定会有无数个升官发财的机会，他是号称天之骄子的新三届大学毕业生，来自燕园，有很多他熟悉的师兄当了省部级以上的大官或者是亿万以上的富豪，他升官发财的机会不会比其他同龄者少。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别的不说，他同寝室某人，當了比封疆大吏还大的官，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怎么样，我们找他开发一套教辅？他嘿嘿道：“这么小的事，要找就找他要一座矿山。你看，开煤矿还是开金矿？”罢了，彼此哈哈大笑。
阿贵为了维持他的优越感，一开口总是冷冷地藐视人。他叫雷荣贵，有人说，某出版社有个人名字与他相近，叫雷戎。阿贵道：雷戎是什么东西？雷戎听说，就跑到他办公室，自我介绍道：我是雷戎。他嬉皮笑脸道：哦，不是东西。
说起来，我所谓的“鲁迅研究”，还缘于阿贵。1992年的一天，我在看鲁迅的书。他把我的书拿来翻翻，带着对我和对鲁迅居高临下的神情，带着北大的优越感说：“鲁迅，无非就是骂人。”说罢，像老师扔学生作业本一样，将鲁迅的书“啪”一声扔在我面前，玩他的游戏去了——他上班时间经常在玩游戏，看上去，还真是“游戏人生”。
我很生气！鲁迅就是骂人？放屁！我还真想骂他放屁，但他连给我骂的机会都没有，他只是用后脑勺冷冷地对着我。
“鲁迅，无非就是骂人”，时不时刺激着我，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看到阿贵就会想起这话。说来也巧，一家报纸的读书版约我写一些读书随笔，我与之商量，开了一个专栏，围绕着“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写了二十来篇文章。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一种报复的快感，有一种痛斥阿贵的快感。一年多以后，上海一个搞出版的朋友建议我增补若干内容，将其成书。1996年，我的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书《鲁迅与他“骂”过的人》面世了，反响还好，接连重印，还被翻译到国外去。接着，我又写了好几本与鲁迅有关的书。
没有阿贵的“鲁迅，无非就是骂人”，我会不会在鲁迅研究方面下苦力？却也难说。
我到过阿贵在洋下新村的家，他的书柜中不仅有鲁迅的书，在鲁迅书的边上，还有一本比较生冷的《高长虹研究论文集》（大约是这书名，灰色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高长虹是跟鲁迅捆绑在一起的人物。我暗忖，此人是读鲁迅的，却故意轻薄鲁迅，也无非要表现一下他的洒脱吧。
阿贵看到我的书，我在后记中不点名地提到“鲁迅，无非就是骂人”的往事，他憨笑道：“呵呵，还挺记仇的嘛！”他一句也不恭维我，倒让我请他喝酒。
我最后一次与阿贵喝酒，似乎是在他去世前半年，下班时，在大院门口，碰到他和另一个嗜酒者，临时凑成，就喝开了。阿贵只喝酒，几不吃菜，话也极少，面色沉郁，喝得没滋没味。但是，彼此知道，我们也不没话找话说，我们也不假装笑得灿烂，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尽在酒杯中。
阿贵曾言，他一半是隐士，一半是嬉皮士。在我看来，阿贵是古人，是魏晋人，以时人的眼光看，浑身是毛病，他活在当下，支左绌右，实在憋屈了他。然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阿贵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还算潇洒一生。与他相交，是可以完全不设防的。
不辞而别，悠悠、款款地走了。生有何乐？死亦何悲？走了也好。他编过不少外国科幻小说，但愿他能像科幻小说中写的那样，穿越到魏晋，或可与嵇康闲聊？或可与刘伶同醉？
责任编辑 陈美者
我与阿贵八年同事，对他真是知根知底，本应该去送送他。可是，他与我爹同日死（只差几个小时），终于无法为他送行。我想，黄泉路上，他如果能与家父结伴而行，我还要感谢他对老父照料一程哩。
虽然只五十四岁，但对他的死我是不会感到惊诧的。在我看来，这是意料中事，这是他的命。
一段日子以来，经常想起阿贵往事，也有老单位的同事不时提起他。我想，他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存在，我总该记下一些什么。
1984年的一天，出版大院来了一个港仔：一头披肩发，印着红红绿绿碎花的花衣衫，白色的大喇叭裤把鞋子完全遮盖了，配着大蛤蟆墨镜，墨镜的镜片上还贴着名牌商标，此人脸小，夸张地说，看上去就只有两潭幽深的水了。最奇怪的是，如此洋气之人，竟提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编织袋，编织袋红蓝白三色，仿佛法国国旗。洋到冒泡，土到掉渣，土洋在他身上完美结合，如同怪物。
他要进大院。
传达室的师傅以为此物是女性：“姑娘，你找谁？”
他沙哑道：“什么姑娘，老子来报到！”
师傅细瞅，哎呀，还是一条汉子。哦不，这不是一个小流氓吗？出版重地，不容混混，师傅要赶他走。
他强调说，自己是大学毕业生，来报到的。
师傅问他姓甚名啥，哈，还是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先声夺人。师傅赶忙给局长打电话。老局长搁下电话就往传达室赶。看到此人时，虽然愣了三五秒，但立马脸上堆积笑容，双手抱住蛤蟆伸出的一只手：“欢迎欢迎，欢迎之至。”局长接过他的编织袋，亲自带他到人事处报到。他空着手，大摇大摆地尾随着局长。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招收到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局长如获至宝。
此人就是阿贵。阿贵与我的工作关系不多，虽然同在一个编辑室，他编他的书，我看我的稿，并无交叉。如果说，我们走得近的话，那全因为喝酒，是酒友。我们单位在得贵巷，一次，我与阿贵喝酒，半醉不醉时，我说：“我们这巷子是为你命名的，得贵巷，得了阿贵。”他嘿嘿一声，喝了一杯，算是对我的回应。
得贵巷得阿贵，阿贵一到得贵巷，真真成了得贵巷的名人。
阿贵还算随顺之人，上班后，就把长发给修理了。当他露出真容，我发现，他个头小，头格外小，这对我是一大打击。我头又大又圆，打小，人们告诉我“头大脑足”，就是说，头大的人聪明。可是，阿贵比我小了三分之一，可能还不止，上的是北大，我却只能上“自大”（自学考试）。这说明，我头再大，和猪八戒一般，也抵不过阿贵那猴头。头小额头自然也小，他有眯成一条缝、深陷的小眼睛，鼻子和嘴巴间的人中特别短，从鼻子开车到嘴巴，大约一发动就要刹车了。只有嘴巴稍大，有一点像滇金丝猴，如果是女的，还真是性感。相识多少日子后，我曾调侃他：“你是广东人？”他说是宁德人。我说他很像广东人，更像越南人。他还是嘿嘿，喝了一杯酒。他要答复我，或是不想理睬我，就喝一杯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工资很低，也就百元左右。阿贵的穿着总是很上档次，衣服什么的说不清楚，就不说了。一天，他穿了一双米黄色的皮鞋来上班，那做工精细至极，就像人们不能忽视北大牌子一样不能忽视这双皮鞋。我們就问多少钱，他轻描淡写道，三百元。三百元？有的女同事惊叫了。那时的三百元，肯定超过现在的三千元。
穿上档次的衣服等，只能说明他是生活品位很高的人。可是，他突然又穿一身军装来上班了，相匹配的，鞋子也是解放鞋。有时，还把裤脚卷得老高，看上去，像民工。不过，卷裤脚却只卷一边，这是不是精心的设计？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他是“被结婚”的，这先按下不表。结婚时，请几桌酒，我也去了，就坐在他边上。结婚本应穿喜气一点的衣服，他却一身黑衣，闷闷不乐。当时我想，这结什么婚啊，胡闹。
几十年间，我见多了北大的“学霸”和“考霸”，感觉北大的遗传基因极为强大。阿贵在穿着上的极端，与其说是他爱这么穿，不如说是不经意间要表现出与众不同。我以为，虽然是不经意的表现，但毕竟表现了，他的优越感是在与众不同中得以坐实的。
他是他所在那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同事在一起，经常问起他是怎么考进北大的。他嘿嘿一笑，那神情是“不值一提”的意思。他经常宣扬的是，备考的时候，天天在打牌，还看小说《金瓶梅》，以此说明他的洒脱。如果不细想，也就佩服了他的洒脱。回头琢磨，他那年龄，要高考了，能凑齐打牌吗？他总不至于和成人打牌吧？又想，那时候，《金瓶梅》还没有再版哩，难道他弄到《金瓶梅》的手抄本？当然了，他说《金瓶梅》，也许是泛指，只是表明他考得很轻松，之所以随口说出《金瓶梅》，是为了表明自己和西门大官人一样风流？也未可知。
我不聪明却绝顶了，他聪明绝顶，头发依然郁郁葱葱。阿贵从不练字，写出的字却像书法作品一样；凡不懂的事问他，他都懂；他编的稿绝对无可挑剔，虽然可能一年只编一两部书稿……我常对人说，阿贵是出版大楼里第一才子。我也走了几家杂志社，几家出版社，还没见过他这样博闻强记的。阿贵走后，有少儿社的老同事给我发了一篇他北大不知名同学写的回忆文章，其中也谈到他的博闻强记：“大家公认，阿贵是俺们这帮人里最聪明的人，脑瓜子最好使，玩牌时，俺还稀里糊涂呢，他能如数家珍地告诉俺，张三手里还有梅花五和方片六，李四手里最大的牌是张黑桃八。他头脑清晰，推理、计算、记忆能力极强。阿贵很长情，上次喝酒，他竟然背出了西语系女生几十年前骑的自行车的车牌号，让俺们敬佩和感动不已，俺当年就知道他对几个西语系女生的车牌号倒背如流，没想到多年以后，他依然会记得。”他的这位同学还提到，“燕园四年，俺俩臭味比较相投……四年中俺俩都没去过图书馆上自习”。阿贵乃北大翘楚，脖子上顶着的是生物电脑，看上去，活像一个小小的钱钟书。
像阿贵这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大毕业生，照理早应该上了正高职称，可是，他到死还只是助理编辑，单位后来给他聘了中级职称，那是因为他年过五十，可以这么聘了。当年，上中级要考外语，指定几门课，很好考。凡参加考试的，就没有不过关的。阿贵报名了，没有参加考试，为什么呢？据说看足球看到半夜，睡过头了；第二年又考，又据说赌钱赌到半夜，再次睡过头了。总而言之，每次考试，他都睡过头了。如此，中级没上，副高、正高自然没上。大家说他可惜，他嘿嘿道：“不就是职称吗？名缰利锁，不值一提！”满脸的满不在乎，真有一点粪土一切的味道。 他爱赌。早时候是玩老虎机。那年，我们与团中央合作做一套书，一个省一本，要到各地跑。我和他一起去东北。在哈尔滨，办完事时想到太阳岛逛逛。过了江就是太阳岛了，突然，他对我说：“你去吧，我不去了。”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有老虎机的店，他要去打老虎机。没奈何，我只能自己去了。回到宾馆时，他告诉我，他把差旅费七千元全输光了。我的妈呀，我们还要去好几个地方啊，这如何是好？后来，我们只能到兄弟出版社借钱回来。
除了赌，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女人，云烟渺茫之处，无限丘壑在焉。猎获女人好像是他无上的光荣和最值得称道的业绩。我们几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又瘦又小又黑，长得像猴子一样的阿贵，如何成为撩妹高手、猎艳砖家？这似乎还是机密，暂时没有解密。关于他和女人的故事，阿贵还真是造孽。都是一流人品的妹子，或是良家少妇，或是知性女性，有的为他离婚，有的为他发疯……他也曾东躲西藏，但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果呢，被套牢了，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婚礼上他如丧考妣、一袭黑衣的缘由了。近的近在眼前，远的远在天边，情孽纠缠，不离不弃，两根绳索，羁绊了他的自由，直到阿贵萎蔫、消亡……俱往矣，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不忍、不能细说，不说也罢。
阿贵是研究过自己的人中的。有一回出差，我们同住，他对着镜子自语：“我是命不长的人。”我问，何出此言？他说：“人中太短。”我说，人中短而长寿者，比比皆是。他说：“我不一样，看命先生说了，我就活五十左右，只能活这么久。”我让他不要胡扯。他叹道：“五十也上寿了，俺也活得不耐烦，死便死吧，随他去了！”仿佛命不是他的命，由不得他似的。
阿贵生前，我们几乎没有谈学问的事，更没有说到魏晋。阿贵走了，我写这文章时在咀嚼阿贵这个人，他这鬼样，似乎还颇有魏晋遗风。魏晋时代非常开放，情感的束缚较少，换偶什么的最是时尚。《晋书·五行志》中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最惊人的是后面这句：“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男女关系有点乱，不胡来会伤友好，非议者则反受讥讽。这种魏晋德行，阿贵身上或明或显，隐隐约约，应该是有的，就不多发挥了。至于奇装异服，与众不同，刘伶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阿贵的喇叭裤、解放鞋算不了什么，虽然在作态上或略有踪迹可寻。阿贵的酒风最像刘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嗜酒如命，心态消极颓废，常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使人扛着锹跟着，说：“死便埋我。”阿贵最后的日子，早餐不吃饭，一醒来就喝酒，直到喝了便吐，甚至喷了出来，还不去就医。他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不贪生，甚至求死，真正实践了刘伶的“死便埋我”的洒脱与无畏。单位宿舍拆迁，人人要房，只有阿贵要钱，要了钱却很快赌光了，成了穷光蛋。死时，阿贵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还留下不少债务，这也与刘伶的“我以天地为栋宇”相一致。
据他的同学说，阿贵肯定会有无数个升官发财的机会，他是号称天之骄子的新三届大学毕业生，来自燕园，有很多他熟悉的师兄当了省部级以上的大官或者是亿万以上的富豪，他升官发财的机会不会比其他同龄者少。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别的不说，他同寝室某人，當了比封疆大吏还大的官，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怎么样，我们找他开发一套教辅？他嘿嘿道：“这么小的事，要找就找他要一座矿山。你看，开煤矿还是开金矿？”罢了，彼此哈哈大笑。
阿贵为了维持他的优越感，一开口总是冷冷地藐视人。他叫雷荣贵，有人说，某出版社有个人名字与他相近，叫雷戎。阿贵道：雷戎是什么东西？雷戎听说，就跑到他办公室，自我介绍道：我是雷戎。他嬉皮笑脸道：哦，不是东西。
说起来，我所谓的“鲁迅研究”，还缘于阿贵。1992年的一天，我在看鲁迅的书。他把我的书拿来翻翻，带着对我和对鲁迅居高临下的神情，带着北大的优越感说：“鲁迅，无非就是骂人。”说罢，像老师扔学生作业本一样，将鲁迅的书“啪”一声扔在我面前，玩他的游戏去了——他上班时间经常在玩游戏，看上去，还真是“游戏人生”。
我很生气！鲁迅就是骂人？放屁！我还真想骂他放屁，但他连给我骂的机会都没有，他只是用后脑勺冷冷地对着我。
“鲁迅，无非就是骂人”，时不时刺激着我，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看到阿贵就会想起这话。说来也巧，一家报纸的读书版约我写一些读书随笔，我与之商量，开了一个专栏，围绕着“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写了二十来篇文章。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一种报复的快感，有一种痛斥阿贵的快感。一年多以后，上海一个搞出版的朋友建议我增补若干内容，将其成书。1996年，我的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书《鲁迅与他“骂”过的人》面世了，反响还好，接连重印，还被翻译到国外去。接着，我又写了好几本与鲁迅有关的书。
没有阿贵的“鲁迅，无非就是骂人”，我会不会在鲁迅研究方面下苦力？却也难说。
我到过阿贵在洋下新村的家，他的书柜中不仅有鲁迅的书，在鲁迅书的边上，还有一本比较生冷的《高长虹研究论文集》（大约是这书名，灰色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高长虹是跟鲁迅捆绑在一起的人物。我暗忖，此人是读鲁迅的，却故意轻薄鲁迅，也无非要表现一下他的洒脱吧。
阿贵看到我的书，我在后记中不点名地提到“鲁迅，无非就是骂人”的往事，他憨笑道：“呵呵，还挺记仇的嘛！”他一句也不恭维我，倒让我请他喝酒。
我最后一次与阿贵喝酒，似乎是在他去世前半年，下班时，在大院门口，碰到他和另一个嗜酒者，临时凑成，就喝开了。阿贵只喝酒，几不吃菜，话也极少，面色沉郁，喝得没滋没味。但是，彼此知道，我们也不没话找话说，我们也不假装笑得灿烂，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尽在酒杯中。
阿贵曾言，他一半是隐士，一半是嬉皮士。在我看来，阿贵是古人，是魏晋人，以时人的眼光看，浑身是毛病，他活在当下，支左绌右，实在憋屈了他。然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阿贵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还算潇洒一生。与他相交，是可以完全不设防的。
不辞而别，悠悠、款款地走了。生有何乐？死亦何悲？走了也好。他编过不少外国科幻小说，但愿他能像科幻小说中写的那样，穿越到魏晋，或可与嵇康闲聊？或可与刘伶同醉？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