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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可能是时候在美国制造F-35战斗机的所有零部件了。当被问及如何激励美国公司在美国国内开展更多工作，而不是过度依赖已被转移到国外的供应链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们从全球多个地方获得零部件，问题是，如果与我们合作的一个国家出现问题，我们就无法制造飞机。这多么可怕！我们应该在美国生产所有产品”。特朗普的此番表态再度激发对美国军火自造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特朗普之所以公开宣扬应把F-35战机零部件生产全部迁回美国本土，直接原因是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对该先进战机的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影响。
F-35战机是美軍一款性能先进、造价高昂的单座单发战斗机/联合攻击机，属于第五代战机。国际参与是该项目一大特点，美国是主要的设计方、采购方和资金提供者，英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挪威、丹麦、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为其开发提供了总计43.75亿美元的经费，九个主要参与国拟在2035年前获取超过3100架F-35整机，以色列、新加坡也在就采购F-35与美国进行谈判。有美国军工机构估计，F-35型战机未来的总销售量将会突破6000架，成为全球部署规模最为庞大的战机之一。在F-35联合开发计划中，合作伙伴将被给予优先购买权，并有资格参与分工，这意味着他们对F-35的开发决策和未来改进拥有发言权，并能为F-35生产零部件。目前F-35在海外有两个总装生产线，一个是意大利的卡梅里组装中心，主要负责生产意大利和荷兰使用的120架F-35A和F-35B战机，第二个是位于日本三菱重工的小牧南工厂。
此次疫情期间，日本和意大利的组装厂先后被迫关停，影响到生产交付进度。虽然疫情未导致美国国内的F-35战机生产工厂关门，但在3月下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报告了四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正在该基地进行的F-35战机“初始作战能力测试与评估”被迫暂停。美国政府问责局5月1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承认F-35战机零部件供应不足问题愈发突出，指出延期交付的F-35战机零部件数量从2017年8月的不到2000件增加到了2019年6月的10000件，这些缺失的零部件有60%以上由总计20个海外供应商生产。另外，作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订购了俄罗斯研制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禁止土耳其购买F-35战机，并开始逐步淘汰土耳其负责生产的F-35战机零部件（土为这款战机提供大约1000个不同的部件，美国寻找新的供应商可能需花费数亿美元）。
深层次看，特朗普的言论也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整个国防工业跨国合作问题的担忧。
一直以来，美国非常重视国防工业的跨国合作，但也有研究认为相关国际合作是把“双刃剑”，会让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生产武器装备，尤其是某些关键部件，从而弱化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美国国会国防联合监督对外依赖委员会对海军“麻雀”III空空导弹进行了调查，发现制导系统内装的是从日本进口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铁氧体移相器用的是德国产品，存储器芯片在泰国组装，制造球形轴承的原材料则来自四面八方，整个导弹经查证有16种部件是在外国生产的。这项调查的结论是：一旦依赖进口的部件货运中断，导弹生产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如美国想用自己的产品来代替这些外国部件，约需18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有美方文献指出，目前美国的国防工业在计算机存储器芯片、高功率电子开关用硅元件、高速数据处理用砷化镓基半导体、先进的纤维光学器材，以及侦察卫星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精密玻璃、液晶和发光显示器等方面，都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今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咨询座谈会上，美军高层讨论了如何把高超音速武器从设计图变成实际型号的有关问题，陆军部部长麦克卡西表达了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所以说，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将关键武器零部件生产对外脱钩的说法，疫情导致的F-35生产受阻显然强化了这一观点。
美军F-35A战斗机。
但客观而论，美国想要切断军工跨国合作，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国防工业，但一国资源终究有限，很难在国防的各个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不确定性因素也越来越多，任何一国都无力独自承担所有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任务。通过国际合作，美国既能将超出国内需求部分的武器装备出售给其他国家，以赚取利润并维持国内军工企业正常运转，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生产降低成本，加快武器装备的推陈出新并提高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和军事技术水平。
美国虽然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但在军工领域对中国的需求依然很大。2018年5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文指出，尽管美中在政治、军事、贸易等领域纷争不休，但美国国防部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美国国防产业中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军高层认为已到“危险地步”，但要改变这一点却非常困难。如美国武器对先进电子设备依赖性很大，而它们多数都在国外制造，其中90%的印刷电路板都在亚洲制造，其中又有过半是在中国生产的。这些关键零部件离开了中国基本无法找到替代供应方，更不用说全球稀土需求的80%由中国供应了（制造一架F-35战机需要大约400公斤稀土）。
其次，跨国军工合作不但可以给本国的军火商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与盟国合作生产武器装备也能把他们更紧密地绑上美国的“战车”。由于军事装备的敏感性，国家间不论是买卖还是联合研制都有浓烈的政治和战略意味，在国际关系中相当于“歃血为盟”或纳“投名状”。而且，相比单纯的钱货交易，联合研制可以让相关国家获得更多技术红利，虽然美国在国防工业国际合作中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核心技术控制极为严格，但跨国合作带来的技术溢出效果在所难免，相关国家为了拾到“技术牙慧”以加强本国国防工业，往往宁愿经济亏本、政治承压、外交受损也依然积极参与。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也迫使美国在推动脱钩时不得不有所顾忌。此次特朗普发出有关“收摊”言论后，就有澳大利亚媒体发文指责特朗普“不在乎盟友感受”“随心所欲地忽视、羞辱乃至伤害盟友”。
另外，跨国军工合作可以直接提升盟友战斗力。美国国内有观点认为，不管美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如果联盟其他成员的军事基础和防务能力薄弱，在联合作战中必会拖美国后腿。比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与欧洲盟国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就存在实质差距，影响到双方协同作战能力。而美国通过向盟国出售先进武器装备，甚至与盟国联合开发、研制生产武器，可以明显提高联盟的整体防务水平，一旦需要集体作战时，可为美国省去后顾之忧。
综上所述，美国固然有心实现尖端武器“美国造”，采取更多措施削弱对军工国际合作的过度依赖，但要彻底脱钩却有很多主客观方面的阻力。极为敏感的军工技术尚且如此，那些涉及民生的产品如电信就更难摆脱全球供应链了。
新冠疫情影响F-35生产
特朗普之所以公开宣扬应把F-35战机零部件生产全部迁回美国本土，直接原因是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对该先进战机的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影响。
F-35战机是美軍一款性能先进、造价高昂的单座单发战斗机/联合攻击机，属于第五代战机。国际参与是该项目一大特点，美国是主要的设计方、采购方和资金提供者，英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挪威、丹麦、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为其开发提供了总计43.75亿美元的经费，九个主要参与国拟在2035年前获取超过3100架F-35整机，以色列、新加坡也在就采购F-35与美国进行谈判。有美国军工机构估计，F-35型战机未来的总销售量将会突破6000架，成为全球部署规模最为庞大的战机之一。在F-35联合开发计划中，合作伙伴将被给予优先购买权，并有资格参与分工，这意味着他们对F-35的开发决策和未来改进拥有发言权，并能为F-35生产零部件。目前F-35在海外有两个总装生产线，一个是意大利的卡梅里组装中心，主要负责生产意大利和荷兰使用的120架F-35A和F-35B战机，第二个是位于日本三菱重工的小牧南工厂。
此次疫情期间，日本和意大利的组装厂先后被迫关停，影响到生产交付进度。虽然疫情未导致美国国内的F-35战机生产工厂关门，但在3月下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报告了四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正在该基地进行的F-35战机“初始作战能力测试与评估”被迫暂停。美国政府问责局5月1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承认F-35战机零部件供应不足问题愈发突出，指出延期交付的F-35战机零部件数量从2017年8月的不到2000件增加到了2019年6月的10000件，这些缺失的零部件有60%以上由总计20个海外供应商生产。另外，作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订购了俄罗斯研制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禁止土耳其购买F-35战机，并开始逐步淘汰土耳其负责生产的F-35战机零部件（土为这款战机提供大约1000个不同的部件，美国寻找新的供应商可能需花费数亿美元）。
美国军工跨国合作的隐忧
深层次看，特朗普的言论也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整个国防工业跨国合作问题的担忧。
一直以来，美国非常重视国防工业的跨国合作，但也有研究认为相关国际合作是把“双刃剑”，会让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生产武器装备，尤其是某些关键部件，从而弱化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美国国会国防联合监督对外依赖委员会对海军“麻雀”III空空导弹进行了调查，发现制导系统内装的是从日本进口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铁氧体移相器用的是德国产品，存储器芯片在泰国组装，制造球形轴承的原材料则来自四面八方，整个导弹经查证有16种部件是在外国生产的。这项调查的结论是：一旦依赖进口的部件货运中断，导弹生产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如美国想用自己的产品来代替这些外国部件，约需18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有美方文献指出，目前美国的国防工业在计算机存储器芯片、高功率电子开关用硅元件、高速数据处理用砷化镓基半导体、先进的纤维光学器材，以及侦察卫星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精密玻璃、液晶和发光显示器等方面，都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今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咨询座谈会上，美军高层讨论了如何把高超音速武器从设计图变成实际型号的有关问题，陆军部部长麦克卡西表达了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所以说，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将关键武器零部件生产对外脱钩的说法，疫情导致的F-35生产受阻显然强化了这一观点。
美国的军工制造很难完全排外
但客观而论，美国想要切断军工跨国合作，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国防工业，但一国资源终究有限，很难在国防的各个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不确定性因素也越来越多，任何一国都无力独自承担所有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任务。通过国际合作，美国既能将超出国内需求部分的武器装备出售给其他国家，以赚取利润并维持国内军工企业正常运转，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生产降低成本，加快武器装备的推陈出新并提高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和军事技术水平。
美国虽然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但在军工领域对中国的需求依然很大。2018年5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文指出，尽管美中在政治、军事、贸易等领域纷争不休，但美国国防部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美国国防产业中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军高层认为已到“危险地步”，但要改变这一点却非常困难。如美国武器对先进电子设备依赖性很大，而它们多数都在国外制造，其中90%的印刷电路板都在亚洲制造，其中又有过半是在中国生产的。这些关键零部件离开了中国基本无法找到替代供应方，更不用说全球稀土需求的80%由中国供应了（制造一架F-35战机需要大约400公斤稀土）。
其次，跨国军工合作不但可以给本国的军火商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与盟国合作生产武器装备也能把他们更紧密地绑上美国的“战车”。由于军事装备的敏感性，国家间不论是买卖还是联合研制都有浓烈的政治和战略意味，在国际关系中相当于“歃血为盟”或纳“投名状”。而且，相比单纯的钱货交易，联合研制可以让相关国家获得更多技术红利，虽然美国在国防工业国际合作中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核心技术控制极为严格，但跨国合作带来的技术溢出效果在所难免，相关国家为了拾到“技术牙慧”以加强本国国防工业，往往宁愿经济亏本、政治承压、外交受损也依然积极参与。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也迫使美国在推动脱钩时不得不有所顾忌。此次特朗普发出有关“收摊”言论后，就有澳大利亚媒体发文指责特朗普“不在乎盟友感受”“随心所欲地忽视、羞辱乃至伤害盟友”。
另外，跨国军工合作可以直接提升盟友战斗力。美国国内有观点认为，不管美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如果联盟其他成员的军事基础和防务能力薄弱，在联合作战中必会拖美国后腿。比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与欧洲盟国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就存在实质差距，影响到双方协同作战能力。而美国通过向盟国出售先进武器装备，甚至与盟国联合开发、研制生产武器，可以明显提高联盟的整体防务水平，一旦需要集体作战时，可为美国省去后顾之忧。
综上所述，美国固然有心实现尖端武器“美国造”，采取更多措施削弱对军工国际合作的过度依赖，但要彻底脱钩却有很多主客观方面的阻力。极为敏感的军工技术尚且如此，那些涉及民生的产品如电信就更难摆脱全球供应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