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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永久黄”团体在抗日战争的八年时间中，毅然秉承“实业救国”的理念，坚定承担民族责任的信念。从抗战初期的遭受战争采取应激措施，到抗战中期的积极入川建厂，再到抗战后期的筹划复兴工业大计，“永久黄”团体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期，对于社会责任的切实践行思想一如既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在范旭东的领导下，“永久黄”团体根据战况适时调整企业行为，在大后方艰苦环境中成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
[关键词]抗战时期，“永久黄”，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10-07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由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永久黄”团体已经成为可以实现盐、碱、酸规模化生产的化工企业团体，并配有独立的技术研发部门为本企业乃至整个化工行业提供技术支持。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首开中国精盐生产的历史，逐渐打破了长久以来中国食盐运销的引岸制度。在久大精盐公司获得成功后，范旭东开始积极筹建碱厂，于1917年在塘沽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在当时国际上现代制碱技术严重垄断的情况下，永利的事业愈发艰难。为了给永利以及未来整个团体提供技术支撑，1922年范旭东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化工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孙学悟博士主持。自此，由范旭东创立并领导的永(利)、久(大)、黄(海)团体形成(以下简称“永久黄”)。此后，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范旭东毅然承办硫酸铔厂，并于1937年2月建成投产。铔厂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化学工业的酸、碱两翼齐备，开始腾飞。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以东北三省为根据地沿华北、华东、华南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进攻，战火直逼天津、上海等工业中心，妄图扼取中国的经济命脉，使抗战失去必需的物质基础，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再一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近一个世纪内忧外患的动荡环境中艰难成长的实业家们同样走到了“利益”与“责任”的分叉路口：是发国难财，做“以华制华”的代理人；还是奋勇抗争，成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商人?“永久黄”的创始人范旭东从建立近代化工企业之初即并非一个孜孜以求钱，矢志于谋利的生意人。“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表明了范旭东和企业的价值观：
一、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二、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
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这体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饱尝国家孱弱，创业维艰的苦楚后，范旭东深知“全牛已失，安问蹄角”的道理；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拒绝了敌人的利诱威逼，为保护工厂的有生力量，带领大批技术人员和职工人川建厂，全力创办华西化工基地。在“四大信条”的指导下，“永久黄”团体不但为抗战时期基本化学产品供给费尽心力，其创始人范旭东更为战后复兴中国化学工业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一、抗战初期，“宁举丧，不受奠仪”
近代中国百年来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侮，战争的阴霾挥之不去。虽然各企业时刻受到列强的威胁，但也正由于各国在华利益的争夺，使得民族工业可以艰难维系。这导致诸多企业对于战争大规模爆发的估计不足，而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始料未及，在抗战前期显得仓皇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永久黄”积极采取应战措施，尽其最大努力保障企业各相关者利益。
抗战初期，伴随着军事进攻的大规模展开，日军对于经济的侵略也从未停止，自然清楚永利、久大等化学工厂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永利南京硫酸铔厂在战时的国防工业地位；因此一再用威逼利诱等手段妄图与“永久黄”进行“合作”。从“永久黄”创立之初，章程中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而此时范旭东明确表示：“七七事变，乃吾民族兴废之关键，吾人懔然大义所在，绝未以二十余年心血所注，几千万资财所积之事业，稍敢移异心志，毅然拒绝任何非法妥协。”因此，“永久黄”坚持不卖厂不受降，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公司沽厂(指久大、永利在塘沽设立的工厂)适在战区，工厂驻兵。1937年8月7日，永利、久大两厂被迫全停，“旋由日商兴中公司以钧部名义向公司迭次游说”，提出收买和租赁工厂、设备的要求，范旭东当时虽不在天津，但明确指示在厂人员：“厂外者可听其占用，不必谈租或卖，厂机可云开工时自用尚不够，不便租与。”在厂人员均以永利乃一股份公司，现总、副经理不在津，无从决定为由，多次婉言拒绝。日本见租买不成，便抢占塘沽工厂。范旭东意识到对于实业而言，工厂设备和技术人员是一个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更是支援持久抗战的有生力量，为保护这刚刚起步的化学工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范旭东利用与各银团的密切关系，希望银行出面保护工厂和文件。另一方面，留厂管理者和员工与敌人周旋，转运公司重要文件。截至1937年底，久大公司“所有蓝图以及重要单据均装木箱寄存相识之洋行”。此外，“永久黄”发表声明并在中英文报纸上刊登，表示碱厂系属商办，均因战事停工，财产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而日方宣称的与永利、久大沽厂达成让渡协议均非事实，实乃侵略行为。
在南京的永利硫酸铔厂为了满足抗日军工生产的需要，停止硫酸铵的生产转产硝酸铵，赶制炸药；其铁工厂则改制地雷壳，直接支援抗战。虽置身险地，团体同仁仍为国为民，加紧生产。敌人见钮厂在抗击日军中的重大作用，便悍然于1937年8月14日、9月27日、10月21日对铔厂进行轰炸。“永久黄”的同仁清楚肩负的责任和身处的险境，“敌机轰炸本厂早在意中”。南京失守前，范旭东指挥迅速转移技术人员，抢运可以搬动的机器、图样和模型，无法移动的重型设备则拆走仪表或给予破坏，使其不为敌人所用。范旭东带领下的“永久黄”团体怀着“宁愿牺牲个人”的信念，坚守民族责任；并竭尽所能保护设备和技术人员，为人川建厂打下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迅速卷入战局，“永久黄”团体所属各工厂先后为敌所夺，偌大集团失去了基础，无营业可言。“永久黄”本着对工人负责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愿意回家的员工多发2个月的薪水并发车船费，不愿回家者多发3个月的薪水。这对于战时营业一落千丈的“永久黄”来说，确属不易。同时，“永久黄”的中高级职员则实行减薪政策(见表1)。这一增一减中，体现出的是公司在任何时期都会妥善处理员工利益的初衷，并不因为公司遭遇困难或是员工的弱势地位而改变。
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化学工业集团的得失不仅仅关系到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同时更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战局的发展。“永久黄”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团体并没有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与敌人妥协，而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安置员工，保护工厂有生力量。应战的一系列举措表明：在一些非常态下，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并未上升到日常管理层面，而其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响应过程，行为带有明显的应激性，这正较好地体现了问题管理的思想。面对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范旭东掌舵下的“永久黄”团体，针对战争所带来的多方面问题积极应对。
二、抗战中期，实现企业战时常态化管理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的民族企业几乎全部被日本抢占，华东、华中，尤其是淞沪一带的战局岌岌可危。此后，南京沦陷，南京政府被迫偏安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民族工业在战火中大规模西迁。“永久黄”在塘沽的工厂以及南京硫酸铔厂皆为敌人毁坏或占据，公司意识到“长期抗战，势成必然”，因此在国民政府决定内迁时，“永久黄”积极响应，加快内迁准备工作。范旭东先派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烛尘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厂长傅冰芝于1938年3月前往永利、久大驻渝办事处，指挥“永久黄”的主要科技人员西迁四川，以保全化工命脉；并决定在后方建立民族化工基地，恢复生产支持长期抗战。内迁的同时，该企业在递呈政府复兴基本化学工业的提案中明确表示：“中国非增加农产，莫由救济农民，非有化学原料，一切工业皆无从着手，非自制猛性炸药，莫由抗敌建国。”范旭东自创办“永久黄”团体以来对于化学工业的重要战略地位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民族企业，范旭东希望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虽遇困难而不改公司性质，虽逢战事而不失民族气节。此时，“永久黄”对于所处的局势和身肩的责任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对抗战持续期间川厂的各方面工作逐步实现战时常态化管理。鉴于沿海地区盐厂沦陷，内地军民食盐供给不足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下令增加川盐产量，并特别强调：“增加产量先从富荣两场(自贡盐场)着手。”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旭东克服重重困难在自贡创建久大盐厂，其首要目的就是以积极的行动响应政府号召，增加盐产，以支持祖国的长期抗战。黄海社于1938年10月汉口失守后西迁入川，在五通桥购地建屋，树立华西化工研究中心。永利川厂也于1938年秋开始筹备兴工。逐步推进大后方基础化工产业的建设。
“永久黄”团体以盐业起家，入川后仍然从制盐着手。经过范旭东的多方努力，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贡模范盐厂终于落成开工。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开工，就是告诉员工勿忘“九一八”，勿忘国耻。范旭东在开工典礼的致词上强调建厂的重要性时表示：“中国制盐工业消灭于敌人的侵略，决不屈服于敌人的炸弹。同时为了由工业方面培养吾们长期抗战的力量。”范旭东要求人川的员工摒除“逃难心理”，因地制宜，积极恢复生产。久大川厂建立后，增加盐产供应。同时，针对汲卤熬盐成本远远高于海盐，且当地制盐“技术古拙”的现状，久大加快推广先进制盐技术。首先，在汲卤方面，黄海的技术人员设计了适合当地情况的电力汲卤机以代替原有的牛力汲卤，机械化生产使效率大大提高，很快普遍推广。煎盐时，久大改用钢制平锅和新式炉灶。由于新法平锅受热面积大且连续工作，炉条分上下两层，保证了煤的完全燃烧，可以充分利用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盐的成色。此外，久大采用机器压制砖盐代替熬炼巴盐也降低了能源的耗费。在努力实现食盐增产的同时，久大川厂不忘对食盐品质的监控。与海盐相比川盐所含杂质甚多，黄海社的科技人员经过化学分析发现：黄卤中含有毒性很大的氯化钡，会导致食用者钡中毒，这正是四川犍为地区一种叫做“痹病”的地方病的致病原因。为此黄海社成员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可行的除钡方法，消除了致病因素，保障了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久大川厂，凭借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技术，生产出低价高质的食用盐。如果久大按照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对于一直以来经营川盐的当地盐商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当地盐商也一度采取排斥、阻碍久大经销的态度。范旭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响应政府战时增产的号召，打破技术壁垒，创立自流井模范盐厂以资观摩，供同业仿效，并帮助同业设计盐厂，购买机件。这一行为承续了“永久黄”一贯的责任理念，包括1933年永利碱厂总工程师侯德榜出版《纯碱制造》一书，都旨在打破化学工业的技术垄断问题，充分体现了“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的企业信念。“永久黄”作为先进技术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实现大企业与地方中小竞争者的良性互动。为振兴民族工业，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更为国家长期抗战提供保障，“永久黄”没有将同业视为利益瓜分者，而视为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支援国家的坚实后盾。以技术扶植为平台，带领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承担起战时物资供应的责任，并为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永利川厂的建立没有久大顺利，期间经历的道路更加艰难。虽然国民政府于1938年11月的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为永利川厂贷款2000万元的决议，因涉及外汇和运输等诸多复杂问题，迟至1939年12月31日才与四联总处签订合同。资金初步确定，但永利川厂依然面临原料和设备的难题。四川出产的是井盐，相比沿海地区价贱如土的原料来说，成本高昂。原来使用的苏尔维法制碱原料利用率低；生产所得的废液无法被综合利用，不但白白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考虑到日后产品的成本和销路问题，范旭东决定进一步改进技术较为成熟的苏尔维法，寻找新的制碱方法。为了早日恢复制碱，范旭东决定购买德国人发明的“察安法”制碱专利，遂派侯德榜和一个技术员前往德国考察。日德早已暗中勾结，严密的技术封锁使得侯德榜决定自行研发制碱工艺。由于四川工业条件落后，用于实验的仪器和原料都十分缺乏，1939年春，范旭东决定在设备和原料采购条件较好的香港设立化学研究室，并委托侯德榜率领黄海社的郭锡同等高级研究人员从事新法制碱的研究。大家同心协力，深入探求，分析了2000多种样品，进行了500多次循环试验，新制碱法终于获得成功，“原料盐之利用率可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远较苏尔维法百分之七十五者为高，同时又可得氯化铔制品”。1941年3月16日，范旭东在川厂的厂务会议上将其命名为“侯式制碱法”，该法的成功不但为川厂建设解决了技术难题，同时也为世界制碱工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然而在抗战时期，成功的技术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推广运用，设备的短缺成为新法制碱的制约因素。其实在侯德榜研发新式制碱法的同时，范旭东一直冒着生命危险抢运所购制碱设备。1940年春，从美国所购的碱厂器材已经运抵越南海防，设备数量庞大，在运输过程中，法国在越南溃败致使永利未运出的机件约500吨为日军劫去。在此艰难的处境下，加快建成永利川厂的使命感使范旭东再次远赴海外，从美国购买车辆自办运输，改变运输线路转赴仰光。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旭东夹在难民群中被困香港数月，直到1943年3月才辗转回到重庆。此时仰光已经失守，范旭东以60高龄的赢弱身躯再赴滇缅线，冒着随时遭受轰炸和坠入深谷的危险，亲自调遣员工抢运设备。凭着这份坚守和执着，范旭东带领永利员工将1200吨器材从缅甸腊戍运到四川犍为。然而，还是有部分滞留在缅甸境内的设备未及运输，落入敌手，此外永利在美国购买但尚未起运者约有3000吨。受限于设备短缺，侯式制碱法虽获得试制上的成功，但一直没能应用于实际生产。范旭东研究决定，采用路布兰法，利用川西地区的芒硝、石灰石和煤等制碱。这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采用起来较为简单的生产技术，从设计、施工到最后投产，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工厂投产，日产纯碱10吨，成为战时大后方最大的纯碱生产基地。这样的规模虽与永利川厂设计相去甚远，但毕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方对纯碱的需求。
久大、永利川厂相继建设投产，化学制成品在前方支援抗战，在后方满足基本需求。黄海社的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地全面展开研究工作。对于在此期间起到关键作用的技术人员和职工，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企业原有的职工福利制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偏废，公司章程的细则中规定“福利课办理图书馆、歌曲、游艺及其他娱乐事项”，使员工在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工作之余享受一份生活情趣。企业还设有医疗保健部门、教育部门，为员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技术培训，解决员工子女上学问题。公司考虑到战时物价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多次提高员工薪资待遇(见表2)；还帮助职工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建起了大批简易宿舍和一所小学。这样使撤退到后方的员工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安定了人心。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对于物资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拥有技术、人员的“永久黄”来说迅速恢复生产尤为重要紧迫。“永久黄”克服了原料、能源、设备、资金等多重困难后，尽一切条件恢复生产，推进了大后方基础化学工业的建设。在响应政府号召的前提下，“永久黄”加快实现战时常态化管理：兼顾多方利益，完善制度建设，除因战时各股东债权人散居各方无法保全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本厂员工、同业生产经销商和当地消费者均得到公司的妥善处理。作为技术型企业，“永久黄”又肩负起推进内地化学工业技术革新的责任。在范旭东和企业“发展实业，服务社会”的信条引领下，大企业的技术优势得以发挥，对当地进行负责任的投资、开发，推动了华西的化工基地建设。
三、抗战后期，谋划复兴大计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红军抗击德国军队的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渡过了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1943年春天，美英两国曾派代表团到重庆，报告盟国已决定先将德国击溃，再攻击日本。范旭东深感抗战胜利已为期不远，因而积极筹划为战后复兴中国化工产业做准备。此时，肩负起企业自身乃至国家化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永久黄”进行战略整合，使公司由战时状态逐步过渡到正常经营并为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着规划。
1943年9月，蒋介石询问战后化工建设意见，范旭东提出了战后兴建十厂、完善化工产业的构想。范旭东独具战略眼光，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停战，各国百废待兴，必然倾尽全力恢复生产，对于设备、器材的需要尤为迫切，会形成典型的卖方市场。对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机器设备无法自给的近代中国而言，“为争取时机，必当及早准备”。购买美国现有器材，再由公司进行本土化改造可节省资金40％，对战后重建大有裨益。鉴于化学工业建设直接关系到国防农工，1943年10月7日，针对“十厂计划”，蒋介石批示：“原则可行”，并责成经济部和行政院商讨具体办法。随后，范旭东面见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并递呈了《创建化工工厂十所办法大纲》，报请审查。该报告即为范旭东十厂计划的实施纲领，它全面阐述了范旭东对于战后化工产业建设的构想：公司计划在停战后五年之内，择西南、西北原料丰富，农工业亟待开发区域进行基础化工产业建设。经过公司技术人员的考察，初步拟定：湖南株洲设硫酸钮厂、炼焦厂各1所；云南省沿滇缅路盐兴县一带设硫酸钲厂、纯碱厂、炼焦厂各1所；陕西同官或甘肃兰州设硫酸铔厂、炼焦厂各1所；西北接近碱区且富含森林和硫磺资源的区域设提炼纯碱工厂1所；河北井陉设硫酸钮厂、炼焦厂各1所。各工厂设计产量：硫酸铔厂4所，年产量50万吨；纯碱厂2所，年产量20万吨；炼焦厂4所，年产量24万吨。所产焦炭专供钮、碱厂自用，而以其副产制成炸药、燃料及药品。三种工业相互联系，形成以酸、碱为核心，上游保证燃料供应，下游生产相关制品的化工产业链。经过战争的浩劫，范旭东充分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在十厂规划中注重确立国防基础：无论从厂址选择到工程设计要点，均将兵工~H-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厂除要求位于原料丰富、交通便利的区位外，同时考虑安全性；并在生产设计中顾及到平时与战时生产方式的自由转换。战时军用为先，平时民用为主，以实现化工产业的基础作用。
为战后尽早复兴中国的基本化学工业，范旭东等于1944年春即开始为实现战后复兴大计四处奔波。同年10月，范旭东以民族工商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与会的52国工商界代表在会上共商战后发展，给范旭东很大启示。会后范旭东与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后于1945年5月1日与其签订16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美方利息既低(年息四厘)，且仅以所购器材作抵，只要中国政府指定国家银行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因此，范旭东呈请南京政府将原计划中国家统一借款的资金利用方案改为永利直接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对于利用外资，政府早有专章令行。化工行业更是“事关国策”，引入外资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如此重大的决定势必经过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而恰在此时(1945年10月4日)，“永久黄”的创始者范旭东因胆化脓病逝于重庆，怀着对祖国化学工业的无限期盼含恨而终。 虽然十厂计划以夭折告终，但我们不可否认，“永久黄”的领导者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肩负民族复兴责任的勇气。公司在筹划十厂时明确表示：“此举关系确定中国化工基础，百年长策，此其起点。……公司同仁于世俗荣利无所萦怀，仅为办事便利……将来财产谁属，经营谁来，一凭政府主持，绝无成见。”这种不计企业和个人得失的“先中国化工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是“永久黄”同仁一贯秉承的经营理念和文化传承。基于企业自身乃至整个社会战后可持续发展，企业重新审视并且切实履行作为一名企业公民所肩负的责任。深沉的爱国思想，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的时代使命感都化作了推进战后化工产业建设的强劲动力。
四、抗战时期，影响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的因素分析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环境背景的企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和动机不尽相同。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永久黄”团体以肩负民族责任为核心，以战争进程为节点，适时调整企业行为，肩负社会责任。
1.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企业追求目标的不同，在管理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位就不同。四大信条昭示了“永久黄”团体的爱国情操，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由此产生了企业强大的凝聚力。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永久黄”作为近代民族企业在涉及主权问题时毫不退让。坚定的爱国信念使“永久黄”团体不受降、不妥协，毅然承担起民族责任人川建厂。秉承着“发展实业，服务社会”的信念，范旭东带领员工在大后方的艰苦环境中，推进华西化工基地建设，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团体，服务社会，突出了社会利益。由“四大信条”构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在抗战时期得到了集中体现，并成为企业行为的精神指引。
2.企业的目标和现实状况
针对抗战的不同阶段，“永久黄”显然有着不同的目标。抗战爆发作为带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突发事件，企业对此做出响应，首要目标就是保存有生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诸多应激性行为带有更强的战时特点和暂时性。如何在坚守民族大义的同时，保护工厂，妥善安置员工，更多地在于一个企业家的信念和责任意识。抗战中期的相持阶段，企业的目标调整为利用大后方一切资源恢复生产，支援抗战。在紧张但相对有序的状态下逐渐恢复生产，实现常态化管理，保障企业各相关方的权益。抗战后期，企业着手从战时向和平环境的过渡，为企业、国家的复兴做准备。“永久黄”针对抗战不同阶段主要目标的转换调整自身行为。
3.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驱动力和压力
抗战初期，战争本身就成为了巨大的驱动力和压力来源，对“永久黄”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抗战相持期间，战争作为一种短暂的常态出现，企业面临的驱动力和压力有所转换，包括：政府对于军工产品的急需，大后方的农业生产，人川员工的安置问题，与当地同业的竞争等来自方方面面相关者的压力，“永久黄”积极进行调整，在大后方建厂恢复生产，推进当地设备革新，加速技术扩散以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生存、发展需要。抗战后期，“永久黄”的创始人范旭东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着可持续的预期，进行战略整合，提出了十厂计划。
以史为镜知兴替，范旭东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将个人实业救国的理想和对于企业社会价值和使命的理解，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当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四大信条”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一次又一次的成为企业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秉承这样的信念，范旭东带领着“永久黄”团体，背负民族大义，入川建厂支援抗战，推动技术扩散，改善国计民生；这种在危难时刻毅然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作为令人赞叹。商之大者，为国为民，“永久黄”在战争时期对责任意识的传承和发展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国家的复兴。透过历史的镜像，大企业在特殊时期的典型范例为当代企业摆脱困境、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佐证。
[作者简介]赵津，女，天津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公司史、房地产史。
韩冬，女，辽宁本溪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天津地方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余啸秋致李倜夫函(1938年3月16日)[Z].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之永利来往私函卷.
[2]熊尚厚，严加平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范旭东(第15辑)[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编辑组编.化工先导范旭东[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关键词]抗战时期，“永久黄”，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10-07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由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永久黄”团体已经成为可以实现盐、碱、酸规模化生产的化工企业团体，并配有独立的技术研发部门为本企业乃至整个化工行业提供技术支持。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首开中国精盐生产的历史，逐渐打破了长久以来中国食盐运销的引岸制度。在久大精盐公司获得成功后，范旭东开始积极筹建碱厂，于1917年在塘沽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在当时国际上现代制碱技术严重垄断的情况下，永利的事业愈发艰难。为了给永利以及未来整个团体提供技术支撑，1922年范旭东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化工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孙学悟博士主持。自此，由范旭东创立并领导的永(利)、久(大)、黄(海)团体形成(以下简称“永久黄”)。此后，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范旭东毅然承办硫酸铔厂，并于1937年2月建成投产。铔厂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化学工业的酸、碱两翼齐备，开始腾飞。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以东北三省为根据地沿华北、华东、华南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进攻，战火直逼天津、上海等工业中心，妄图扼取中国的经济命脉，使抗战失去必需的物质基础，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再一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近一个世纪内忧外患的动荡环境中艰难成长的实业家们同样走到了“利益”与“责任”的分叉路口：是发国难财，做“以华制华”的代理人；还是奋勇抗争，成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商人?“永久黄”的创始人范旭东从建立近代化工企业之初即并非一个孜孜以求钱，矢志于谋利的生意人。“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表明了范旭东和企业的价值观：
一、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二、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
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这体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饱尝国家孱弱，创业维艰的苦楚后，范旭东深知“全牛已失，安问蹄角”的道理；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拒绝了敌人的利诱威逼，为保护工厂的有生力量，带领大批技术人员和职工人川建厂，全力创办华西化工基地。在“四大信条”的指导下，“永久黄”团体不但为抗战时期基本化学产品供给费尽心力，其创始人范旭东更为战后复兴中国化学工业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一、抗战初期，“宁举丧，不受奠仪”
近代中国百年来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侮，战争的阴霾挥之不去。虽然各企业时刻受到列强的威胁，但也正由于各国在华利益的争夺，使得民族工业可以艰难维系。这导致诸多企业对于战争大规模爆发的估计不足，而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始料未及，在抗战前期显得仓皇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永久黄”积极采取应战措施，尽其最大努力保障企业各相关者利益。
抗战初期，伴随着军事进攻的大规模展开，日军对于经济的侵略也从未停止，自然清楚永利、久大等化学工厂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永利南京硫酸铔厂在战时的国防工业地位；因此一再用威逼利诱等手段妄图与“永久黄”进行“合作”。从“永久黄”创立之初，章程中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而此时范旭东明确表示：“七七事变，乃吾民族兴废之关键，吾人懔然大义所在，绝未以二十余年心血所注，几千万资财所积之事业，稍敢移异心志，毅然拒绝任何非法妥协。”因此，“永久黄”坚持不卖厂不受降，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公司沽厂(指久大、永利在塘沽设立的工厂)适在战区，工厂驻兵。1937年8月7日，永利、久大两厂被迫全停，“旋由日商兴中公司以钧部名义向公司迭次游说”，提出收买和租赁工厂、设备的要求，范旭东当时虽不在天津，但明确指示在厂人员：“厂外者可听其占用，不必谈租或卖，厂机可云开工时自用尚不够，不便租与。”在厂人员均以永利乃一股份公司，现总、副经理不在津，无从决定为由，多次婉言拒绝。日本见租买不成，便抢占塘沽工厂。范旭东意识到对于实业而言，工厂设备和技术人员是一个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更是支援持久抗战的有生力量，为保护这刚刚起步的化学工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范旭东利用与各银团的密切关系，希望银行出面保护工厂和文件。另一方面，留厂管理者和员工与敌人周旋，转运公司重要文件。截至1937年底，久大公司“所有蓝图以及重要单据均装木箱寄存相识之洋行”。此外，“永久黄”发表声明并在中英文报纸上刊登，表示碱厂系属商办，均因战事停工，财产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而日方宣称的与永利、久大沽厂达成让渡协议均非事实，实乃侵略行为。
在南京的永利硫酸铔厂为了满足抗日军工生产的需要，停止硫酸铵的生产转产硝酸铵，赶制炸药；其铁工厂则改制地雷壳，直接支援抗战。虽置身险地，团体同仁仍为国为民，加紧生产。敌人见钮厂在抗击日军中的重大作用，便悍然于1937年8月14日、9月27日、10月21日对铔厂进行轰炸。“永久黄”的同仁清楚肩负的责任和身处的险境，“敌机轰炸本厂早在意中”。南京失守前，范旭东指挥迅速转移技术人员，抢运可以搬动的机器、图样和模型，无法移动的重型设备则拆走仪表或给予破坏，使其不为敌人所用。范旭东带领下的“永久黄”团体怀着“宁愿牺牲个人”的信念，坚守民族责任；并竭尽所能保护设备和技术人员，为人川建厂打下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迅速卷入战局，“永久黄”团体所属各工厂先后为敌所夺，偌大集团失去了基础，无营业可言。“永久黄”本着对工人负责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愿意回家的员工多发2个月的薪水并发车船费，不愿回家者多发3个月的薪水。这对于战时营业一落千丈的“永久黄”来说，确属不易。同时，“永久黄”的中高级职员则实行减薪政策(见表1)。这一增一减中，体现出的是公司在任何时期都会妥善处理员工利益的初衷，并不因为公司遭遇困难或是员工的弱势地位而改变。
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化学工业集团的得失不仅仅关系到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同时更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战局的发展。“永久黄”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团体并没有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与敌人妥协，而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安置员工，保护工厂有生力量。应战的一系列举措表明：在一些非常态下，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并未上升到日常管理层面，而其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响应过程，行为带有明显的应激性，这正较好地体现了问题管理的思想。面对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范旭东掌舵下的“永久黄”团体，针对战争所带来的多方面问题积极应对。
二、抗战中期，实现企业战时常态化管理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的民族企业几乎全部被日本抢占，华东、华中，尤其是淞沪一带的战局岌岌可危。此后，南京沦陷，南京政府被迫偏安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民族工业在战火中大规模西迁。“永久黄”在塘沽的工厂以及南京硫酸铔厂皆为敌人毁坏或占据，公司意识到“长期抗战，势成必然”，因此在国民政府决定内迁时，“永久黄”积极响应，加快内迁准备工作。范旭东先派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烛尘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厂长傅冰芝于1938年3月前往永利、久大驻渝办事处，指挥“永久黄”的主要科技人员西迁四川，以保全化工命脉；并决定在后方建立民族化工基地，恢复生产支持长期抗战。内迁的同时，该企业在递呈政府复兴基本化学工业的提案中明确表示：“中国非增加农产，莫由救济农民，非有化学原料，一切工业皆无从着手，非自制猛性炸药，莫由抗敌建国。”范旭东自创办“永久黄”团体以来对于化学工业的重要战略地位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民族企业，范旭东希望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虽遇困难而不改公司性质，虽逢战事而不失民族气节。此时，“永久黄”对于所处的局势和身肩的责任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对抗战持续期间川厂的各方面工作逐步实现战时常态化管理。鉴于沿海地区盐厂沦陷，内地军民食盐供给不足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下令增加川盐产量，并特别强调：“增加产量先从富荣两场(自贡盐场)着手。”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旭东克服重重困难在自贡创建久大盐厂，其首要目的就是以积极的行动响应政府号召，增加盐产，以支持祖国的长期抗战。黄海社于1938年10月汉口失守后西迁入川，在五通桥购地建屋，树立华西化工研究中心。永利川厂也于1938年秋开始筹备兴工。逐步推进大后方基础化工产业的建设。
“永久黄”团体以盐业起家，入川后仍然从制盐着手。经过范旭东的多方努力，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贡模范盐厂终于落成开工。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开工，就是告诉员工勿忘“九一八”，勿忘国耻。范旭东在开工典礼的致词上强调建厂的重要性时表示：“中国制盐工业消灭于敌人的侵略，决不屈服于敌人的炸弹。同时为了由工业方面培养吾们长期抗战的力量。”范旭东要求人川的员工摒除“逃难心理”，因地制宜，积极恢复生产。久大川厂建立后，增加盐产供应。同时，针对汲卤熬盐成本远远高于海盐，且当地制盐“技术古拙”的现状，久大加快推广先进制盐技术。首先，在汲卤方面，黄海的技术人员设计了适合当地情况的电力汲卤机以代替原有的牛力汲卤，机械化生产使效率大大提高，很快普遍推广。煎盐时，久大改用钢制平锅和新式炉灶。由于新法平锅受热面积大且连续工作，炉条分上下两层，保证了煤的完全燃烧，可以充分利用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盐的成色。此外，久大采用机器压制砖盐代替熬炼巴盐也降低了能源的耗费。在努力实现食盐增产的同时，久大川厂不忘对食盐品质的监控。与海盐相比川盐所含杂质甚多，黄海社的科技人员经过化学分析发现：黄卤中含有毒性很大的氯化钡，会导致食用者钡中毒，这正是四川犍为地区一种叫做“痹病”的地方病的致病原因。为此黄海社成员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可行的除钡方法，消除了致病因素，保障了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久大川厂，凭借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技术，生产出低价高质的食用盐。如果久大按照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对于一直以来经营川盐的当地盐商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当地盐商也一度采取排斥、阻碍久大经销的态度。范旭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响应政府战时增产的号召，打破技术壁垒，创立自流井模范盐厂以资观摩，供同业仿效，并帮助同业设计盐厂，购买机件。这一行为承续了“永久黄”一贯的责任理念，包括1933年永利碱厂总工程师侯德榜出版《纯碱制造》一书，都旨在打破化学工业的技术垄断问题，充分体现了“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的企业信念。“永久黄”作为先进技术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实现大企业与地方中小竞争者的良性互动。为振兴民族工业，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更为国家长期抗战提供保障，“永久黄”没有将同业视为利益瓜分者，而视为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支援国家的坚实后盾。以技术扶植为平台，带领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承担起战时物资供应的责任，并为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永利川厂的建立没有久大顺利，期间经历的道路更加艰难。虽然国民政府于1938年11月的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为永利川厂贷款2000万元的决议，因涉及外汇和运输等诸多复杂问题，迟至1939年12月31日才与四联总处签订合同。资金初步确定，但永利川厂依然面临原料和设备的难题。四川出产的是井盐，相比沿海地区价贱如土的原料来说，成本高昂。原来使用的苏尔维法制碱原料利用率低；生产所得的废液无法被综合利用，不但白白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考虑到日后产品的成本和销路问题，范旭东决定进一步改进技术较为成熟的苏尔维法，寻找新的制碱方法。为了早日恢复制碱，范旭东决定购买德国人发明的“察安法”制碱专利，遂派侯德榜和一个技术员前往德国考察。日德早已暗中勾结，严密的技术封锁使得侯德榜决定自行研发制碱工艺。由于四川工业条件落后，用于实验的仪器和原料都十分缺乏，1939年春，范旭东决定在设备和原料采购条件较好的香港设立化学研究室，并委托侯德榜率领黄海社的郭锡同等高级研究人员从事新法制碱的研究。大家同心协力，深入探求，分析了2000多种样品，进行了500多次循环试验，新制碱法终于获得成功，“原料盐之利用率可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远较苏尔维法百分之七十五者为高，同时又可得氯化铔制品”。1941年3月16日，范旭东在川厂的厂务会议上将其命名为“侯式制碱法”，该法的成功不但为川厂建设解决了技术难题，同时也为世界制碱工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然而在抗战时期，成功的技术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推广运用，设备的短缺成为新法制碱的制约因素。其实在侯德榜研发新式制碱法的同时，范旭东一直冒着生命危险抢运所购制碱设备。1940年春，从美国所购的碱厂器材已经运抵越南海防，设备数量庞大，在运输过程中，法国在越南溃败致使永利未运出的机件约500吨为日军劫去。在此艰难的处境下，加快建成永利川厂的使命感使范旭东再次远赴海外，从美国购买车辆自办运输，改变运输线路转赴仰光。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旭东夹在难民群中被困香港数月，直到1943年3月才辗转回到重庆。此时仰光已经失守，范旭东以60高龄的赢弱身躯再赴滇缅线，冒着随时遭受轰炸和坠入深谷的危险，亲自调遣员工抢运设备。凭着这份坚守和执着，范旭东带领永利员工将1200吨器材从缅甸腊戍运到四川犍为。然而，还是有部分滞留在缅甸境内的设备未及运输，落入敌手，此外永利在美国购买但尚未起运者约有3000吨。受限于设备短缺，侯式制碱法虽获得试制上的成功，但一直没能应用于实际生产。范旭东研究决定，采用路布兰法，利用川西地区的芒硝、石灰石和煤等制碱。这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采用起来较为简单的生产技术，从设计、施工到最后投产，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工厂投产，日产纯碱10吨，成为战时大后方最大的纯碱生产基地。这样的规模虽与永利川厂设计相去甚远，但毕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方对纯碱的需求。
久大、永利川厂相继建设投产，化学制成品在前方支援抗战，在后方满足基本需求。黄海社的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地全面展开研究工作。对于在此期间起到关键作用的技术人员和职工，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企业原有的职工福利制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偏废，公司章程的细则中规定“福利课办理图书馆、歌曲、游艺及其他娱乐事项”，使员工在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工作之余享受一份生活情趣。企业还设有医疗保健部门、教育部门，为员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技术培训，解决员工子女上学问题。公司考虑到战时物价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多次提高员工薪资待遇(见表2)；还帮助职工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建起了大批简易宿舍和一所小学。这样使撤退到后方的员工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安定了人心。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对于物资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拥有技术、人员的“永久黄”来说迅速恢复生产尤为重要紧迫。“永久黄”克服了原料、能源、设备、资金等多重困难后，尽一切条件恢复生产，推进了大后方基础化学工业的建设。在响应政府号召的前提下，“永久黄”加快实现战时常态化管理：兼顾多方利益，完善制度建设，除因战时各股东债权人散居各方无法保全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本厂员工、同业生产经销商和当地消费者均得到公司的妥善处理。作为技术型企业，“永久黄”又肩负起推进内地化学工业技术革新的责任。在范旭东和企业“发展实业，服务社会”的信条引领下，大企业的技术优势得以发挥，对当地进行负责任的投资、开发，推动了华西的化工基地建设。
三、抗战后期，谋划复兴大计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红军抗击德国军队的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渡过了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1943年春天，美英两国曾派代表团到重庆，报告盟国已决定先将德国击溃，再攻击日本。范旭东深感抗战胜利已为期不远，因而积极筹划为战后复兴中国化工产业做准备。此时，肩负起企业自身乃至国家化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永久黄”进行战略整合，使公司由战时状态逐步过渡到正常经营并为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着规划。
1943年9月，蒋介石询问战后化工建设意见，范旭东提出了战后兴建十厂、完善化工产业的构想。范旭东独具战略眼光，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停战，各国百废待兴，必然倾尽全力恢复生产，对于设备、器材的需要尤为迫切，会形成典型的卖方市场。对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机器设备无法自给的近代中国而言，“为争取时机，必当及早准备”。购买美国现有器材，再由公司进行本土化改造可节省资金40％，对战后重建大有裨益。鉴于化学工业建设直接关系到国防农工，1943年10月7日，针对“十厂计划”，蒋介石批示：“原则可行”，并责成经济部和行政院商讨具体办法。随后，范旭东面见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并递呈了《创建化工工厂十所办法大纲》，报请审查。该报告即为范旭东十厂计划的实施纲领，它全面阐述了范旭东对于战后化工产业建设的构想：公司计划在停战后五年之内，择西南、西北原料丰富，农工业亟待开发区域进行基础化工产业建设。经过公司技术人员的考察，初步拟定：湖南株洲设硫酸钮厂、炼焦厂各1所；云南省沿滇缅路盐兴县一带设硫酸钲厂、纯碱厂、炼焦厂各1所；陕西同官或甘肃兰州设硫酸铔厂、炼焦厂各1所；西北接近碱区且富含森林和硫磺资源的区域设提炼纯碱工厂1所；河北井陉设硫酸钮厂、炼焦厂各1所。各工厂设计产量：硫酸铔厂4所，年产量50万吨；纯碱厂2所，年产量20万吨；炼焦厂4所，年产量24万吨。所产焦炭专供钮、碱厂自用，而以其副产制成炸药、燃料及药品。三种工业相互联系，形成以酸、碱为核心，上游保证燃料供应，下游生产相关制品的化工产业链。经过战争的浩劫，范旭东充分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在十厂规划中注重确立国防基础：无论从厂址选择到工程设计要点，均将兵工~H-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厂除要求位于原料丰富、交通便利的区位外，同时考虑安全性；并在生产设计中顾及到平时与战时生产方式的自由转换。战时军用为先，平时民用为主，以实现化工产业的基础作用。
为战后尽早复兴中国的基本化学工业，范旭东等于1944年春即开始为实现战后复兴大计四处奔波。同年10月，范旭东以民族工商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与会的52国工商界代表在会上共商战后发展，给范旭东很大启示。会后范旭东与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后于1945年5月1日与其签订16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美方利息既低(年息四厘)，且仅以所购器材作抵，只要中国政府指定国家银行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因此，范旭东呈请南京政府将原计划中国家统一借款的资金利用方案改为永利直接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对于利用外资，政府早有专章令行。化工行业更是“事关国策”，引入外资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如此重大的决定势必经过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而恰在此时(1945年10月4日)，“永久黄”的创始者范旭东因胆化脓病逝于重庆，怀着对祖国化学工业的无限期盼含恨而终。 虽然十厂计划以夭折告终，但我们不可否认，“永久黄”的领导者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肩负民族复兴责任的勇气。公司在筹划十厂时明确表示：“此举关系确定中国化工基础，百年长策，此其起点。……公司同仁于世俗荣利无所萦怀，仅为办事便利……将来财产谁属，经营谁来，一凭政府主持，绝无成见。”这种不计企业和个人得失的“先中国化工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是“永久黄”同仁一贯秉承的经营理念和文化传承。基于企业自身乃至整个社会战后可持续发展，企业重新审视并且切实履行作为一名企业公民所肩负的责任。深沉的爱国思想，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的时代使命感都化作了推进战后化工产业建设的强劲动力。
四、抗战时期，影响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的因素分析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环境背景的企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和动机不尽相同。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永久黄”团体以肩负民族责任为核心，以战争进程为节点，适时调整企业行为，肩负社会责任。
1.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企业追求目标的不同，在管理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位就不同。四大信条昭示了“永久黄”团体的爱国情操，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由此产生了企业强大的凝聚力。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永久黄”作为近代民族企业在涉及主权问题时毫不退让。坚定的爱国信念使“永久黄”团体不受降、不妥协，毅然承担起民族责任人川建厂。秉承着“发展实业，服务社会”的信念，范旭东带领员工在大后方的艰苦环境中，推进华西化工基地建设，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团体，服务社会，突出了社会利益。由“四大信条”构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在抗战时期得到了集中体现，并成为企业行为的精神指引。
2.企业的目标和现实状况
针对抗战的不同阶段，“永久黄”显然有着不同的目标。抗战爆发作为带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突发事件，企业对此做出响应，首要目标就是保存有生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诸多应激性行为带有更强的战时特点和暂时性。如何在坚守民族大义的同时，保护工厂，妥善安置员工，更多地在于一个企业家的信念和责任意识。抗战中期的相持阶段，企业的目标调整为利用大后方一切资源恢复生产，支援抗战。在紧张但相对有序的状态下逐渐恢复生产，实现常态化管理，保障企业各相关方的权益。抗战后期，企业着手从战时向和平环境的过渡，为企业、国家的复兴做准备。“永久黄”针对抗战不同阶段主要目标的转换调整自身行为。
3.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驱动力和压力
抗战初期，战争本身就成为了巨大的驱动力和压力来源，对“永久黄”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抗战相持期间，战争作为一种短暂的常态出现，企业面临的驱动力和压力有所转换，包括：政府对于军工产品的急需，大后方的农业生产，人川员工的安置问题，与当地同业的竞争等来自方方面面相关者的压力，“永久黄”积极进行调整，在大后方建厂恢复生产，推进当地设备革新，加速技术扩散以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生存、发展需要。抗战后期，“永久黄”的创始人范旭东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着可持续的预期，进行战略整合，提出了十厂计划。
以史为镜知兴替，范旭东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将个人实业救国的理想和对于企业社会价值和使命的理解，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当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四大信条”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一次又一次的成为企业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秉承这样的信念，范旭东带领着“永久黄”团体，背负民族大义，入川建厂支援抗战，推动技术扩散，改善国计民生；这种在危难时刻毅然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作为令人赞叹。商之大者，为国为民，“永久黄”在战争时期对责任意识的传承和发展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国家的复兴。透过历史的镜像，大企业在特殊时期的典型范例为当代企业摆脱困境、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佐证。
[作者简介]赵津，女，天津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公司史、房地产史。
韩冬，女，辽宁本溪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天津地方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余啸秋致李倜夫函(1938年3月16日)[Z].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之永利来往私函卷.
[2]熊尚厚，严加平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范旭东(第15辑)[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化工先导范旭东》编辑组编.化工先导范旭东[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