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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行为实施特定独特的规定性的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乐记》中以“礼”的外在强制性和“乐”的内在引导性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本文旨在讨论《乐记》中的“礼”与“乐”是如何在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文化；礼；乐；关系
作者简介：石琪琪（1990-），男，汉，籍贯：江苏徐州，硕士，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禮”与“乐”是人施与人的一种规矩，早至周文王的“制礼作乐”，系统的建立了一套分封诸侯国基础上的关于“礼”、“乐”的政治制度。到后来春秋末期的“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要求，孔子认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用“礼”的尺度对人的行为作出要求，以期能恢复礼乐和谐的安定社会。这些举措都是在站在当时奴隶制度的大背景下，为了稳定统治阶级的政权对“人”从内在至外在提出的具体要求，吴毓清先生曾指出：“‘礼乐’思想乃《乐记》的轴心思想，在《乐记》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轴心转动的”。[1]历史的角度来看“礼乐”思想一方面它的确是具有不平等性，另一方面来看“礼”、“乐”的施行这也对“人”的素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乐记》作为先秦时期的儒家美学的集大成者，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人”的审美的提升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礼”与“乐”的关系问题
孔子曾经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说明“礼”和“乐”究竟具有哪些不同，但是孔子将“礼”、“乐”分开而谈，可见在孔子那里“礼”、“乐”应该是具有不同功能的。在谈“礼”和“乐”的关系问题时，我觉得其实就是谈“理”和“情”的关系，它是一种客观和主观的问题。在《乐记》中“礼”和“乐”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礼”主要是对人的外在行为进行规范的，主要是统治阶层对属民进行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乐”的概念则较为广一些，一是指表达人的内心情感，认为“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人的“情”的，而“情”则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种自外而内的形式，如在《乐本篇》中“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就是说明外界事物的差异性可以使人的内心情感产生不同的表现，这种感物而现的声音就是“乐”的体现。另一方面是说“乐”最早是从宗教祭祀行为到后来发展成统治者把它作为一种“礼”制来施行的制度，“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旨在呼唤起人们的迷狂，从而维护集权的体制。”[2]“礼”和“乐”的相互区别在很多方面都能表现出来，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礼”指的是上下有序的君臣、父子、长幼的关系，如孔子在《论语》中所回齐景公问政的言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如果维护好这种有序的等级制度，国家就可以治理，这显然是有着阶级性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乐”则是指和谐的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的关系，“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协调了，则上下的关系就和谐了，国家也就可以治理了。
从“礼”、“乐”各自的分工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来看，“礼”强调的是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规则性的限制，从身体上、制度上强迫人们去接受统治者的某种理念。这与现在的“法制”有着类似的功能，可以引导人们去追求统治者认为的“善”行。“乐”侧重于治理人们的内心，强调以温和的方式来感化人，以道德的方式来影响人，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这个道理，接受被统治的处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阶级性，然而这对于提升个体的人的整体素养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不过在我看来，虽然不可以否认他的在当时的优越性，这仍然是一种“奴化”教育，并不能使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卓支中在《〈乐记〉美学思想浅探》一文中提到，《乐记》中把礼乐并提处不可胜数，一方面区别两者的性质作用，一方面说明两者在社会上都不能偏废，“乐”着重作用于人的内心感情， 而“礼”则着重规范人的行为，礼乐二者共同配合运用，才能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统治者的要求。[3]在《乐记》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论篇》由于“礼”、“乐”两者所针对的是对内在和外在的不同的功能，它们起着不同的作用，一者强调的是同，另一者强调的是异，这两者不能有偏斜，不然就会“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一个完善的“人”的培养也是需要自内而外的协调发展的。所以在施行“德政”的过程中也是必须要有“礼”、“乐”的相互配合才可以实现，如《乐本篇》：“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才可以完成儒家所追求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其实一个国家的政体，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下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无外乎都是对“人”的统治，完善的“人”是达成社会和谐，制度安定的必要因素。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型并不能单纯的说成是如孔子的“性善论”亦或是荀子的“性本恶论”所能简单的阐述的，他应该是通过个体后天所接触的外在的影响对内在产生的相呼应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这个道理，人性生来应该是“空白”的也应该是有欲望的，通过后天的不同的“礼”“乐”的教化，让人趋向于追求有自己独特意识的个体，而这种意识在被我们整体的社会氛围的评判为好或者恶后，针对于这种评判是否符合社会的整体文化背景，对恶用外在的“礼”来加以节制，使得本性所带来的欲望导向追求人性的“善”的途径，这应该是“礼”、“乐”的一点重要的作用。
二、“礼”、“乐”的协同作用
“《乐记》的作者受汉代官方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把‘礼’、‘乐’及其功能加以神秘化，使《乐记》在很多地方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4]一种学说观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的，就如同孔子问“礼”也是因为当时“礼崩乐坏”的大环境。史前巫卜文化的“原始思维”虽在《乐记》中屡有凸显，“乐”的功能也具有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也不可否认《乐记》的产生也主要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符合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的。统治阶级在施行王道的过程中也往往是把“礼”与“乐”密切配合着使用的，一方面是因为两者的协同合作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权统治、思想文化的繁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礼乐文化，人的思想也千姿百态的，要维护“大一统”在加强外在“礼”的前提下也必须同时对人的内心进行引导。 “礼”、“乐”的协同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乐记》中强调礼教与乐教相结合也必须在一定的背景下才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如在《乐化篇》中：“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里所谈的“宗庙”、“族长乡里”、“闺门之内”这些其实都是要求要在一个统一的思想体制下的意思，所想要达到君臣和敬、乡里和顺、父子和亲的效果的前提就是“礼乐”思想必须是统一的。
“礼”和“乐”是构成政通人和的基本要素之后，在《乐本篇》中：“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里把“礼”、“乐”、“刑”、“政”也放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所以同民心而出之道也”。四者相互协作就是稳定王道统治的重要的途径，然而“乐”又是不同于“礼”、“刑”、“政”的，“刑”与“政”和“礼”所起到的都是一种外在的作用，这些都必须与“乐”的内在性相配合才可以实现更大的社会作用，从而共同达到“治心”的目的。
三、礼乐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礼乐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经过近现代的几次大的政治活动、文化运动的影响，礼乐文化的本质逐渐被人为的扭曲，乃至后来的对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的引入，甚至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相排斥。儒家文化的重塑也就亟需可待了，而《乐记》中所注重的音乐教化的功能对培养人的价值取向方面所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个体的人，在《乐记》认为音乐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调和人的内心，因为“乐”本身就是源于人的内心的情感的表达，同时“乐”的不同引发人的情感的波动，所以可以通过“乐”来调和人心，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逐渐渗入人的内心，从而达到人的身心的和谐，《乐记》从音乐“审一以定和”的特征出发说明了乐曲是众音的和谐组织，认识到音乐可以用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品格的完善，个体的人自身的心性和谐了，人与人之间才能各安其所，进而也就稳定了社会的和谐，从整体的社会来看，社会和谐是各个时代的统治者所追求的，而“和”是《乐记》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同时在儒家学者看来“和”的作用也是无处不在的，“和”是礼乐的功能也是礼乐的目的。但是《乐记》中的“和”并不是简单无差别的，而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概念，主张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和”的可能性，而不是去把握单一的不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求同存异。
参考文献：
[1]吴毓清 《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355.
[2]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0.
[3]卓支中 《音乐舞蹈研究》1987年第5期 《<乐记>美学思想浅探》.
[4]叶郎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3.
[5]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270.
关键词：儒家文化；礼；乐；关系
作者简介：石琪琪（1990-），男，汉，籍贯：江苏徐州，硕士，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禮”与“乐”是人施与人的一种规矩，早至周文王的“制礼作乐”，系统的建立了一套分封诸侯国基础上的关于“礼”、“乐”的政治制度。到后来春秋末期的“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要求，孔子认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用“礼”的尺度对人的行为作出要求，以期能恢复礼乐和谐的安定社会。这些举措都是在站在当时奴隶制度的大背景下，为了稳定统治阶级的政权对“人”从内在至外在提出的具体要求，吴毓清先生曾指出：“‘礼乐’思想乃《乐记》的轴心思想，在《乐记》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轴心转动的”。[1]历史的角度来看“礼乐”思想一方面它的确是具有不平等性，另一方面来看“礼”、“乐”的施行这也对“人”的素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乐记》作为先秦时期的儒家美学的集大成者，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人”的审美的提升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礼”与“乐”的关系问题
孔子曾经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说明“礼”和“乐”究竟具有哪些不同，但是孔子将“礼”、“乐”分开而谈，可见在孔子那里“礼”、“乐”应该是具有不同功能的。在谈“礼”和“乐”的关系问题时，我觉得其实就是谈“理”和“情”的关系，它是一种客观和主观的问题。在《乐记》中“礼”和“乐”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礼”主要是对人的外在行为进行规范的，主要是统治阶层对属民进行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乐”的概念则较为广一些，一是指表达人的内心情感，认为“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人的“情”的，而“情”则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种自外而内的形式，如在《乐本篇》中“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就是说明外界事物的差异性可以使人的内心情感产生不同的表现，这种感物而现的声音就是“乐”的体现。另一方面是说“乐”最早是从宗教祭祀行为到后来发展成统治者把它作为一种“礼”制来施行的制度，“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旨在呼唤起人们的迷狂，从而维护集权的体制。”[2]“礼”和“乐”的相互区别在很多方面都能表现出来，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礼”指的是上下有序的君臣、父子、长幼的关系，如孔子在《论语》中所回齐景公问政的言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如果维护好这种有序的等级制度，国家就可以治理，这显然是有着阶级性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乐”则是指和谐的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的关系，“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协调了，则上下的关系就和谐了，国家也就可以治理了。
从“礼”、“乐”各自的分工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来看，“礼”强调的是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规则性的限制，从身体上、制度上强迫人们去接受统治者的某种理念。这与现在的“法制”有着类似的功能，可以引导人们去追求统治者认为的“善”行。“乐”侧重于治理人们的内心，强调以温和的方式来感化人，以道德的方式来影响人，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这个道理，接受被统治的处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阶级性，然而这对于提升个体的人的整体素养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不过在我看来，虽然不可以否认他的在当时的优越性，这仍然是一种“奴化”教育，并不能使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卓支中在《〈乐记〉美学思想浅探》一文中提到，《乐记》中把礼乐并提处不可胜数，一方面区别两者的性质作用，一方面说明两者在社会上都不能偏废，“乐”着重作用于人的内心感情， 而“礼”则着重规范人的行为，礼乐二者共同配合运用，才能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统治者的要求。[3]在《乐记》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论篇》由于“礼”、“乐”两者所针对的是对内在和外在的不同的功能，它们起着不同的作用，一者强调的是同，另一者强调的是异，这两者不能有偏斜，不然就会“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一个完善的“人”的培养也是需要自内而外的协调发展的。所以在施行“德政”的过程中也是必须要有“礼”、“乐”的相互配合才可以实现，如《乐本篇》：“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才可以完成儒家所追求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其实一个国家的政体，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下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无外乎都是对“人”的统治，完善的“人”是达成社会和谐，制度安定的必要因素。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型并不能单纯的说成是如孔子的“性善论”亦或是荀子的“性本恶论”所能简单的阐述的，他应该是通过个体后天所接触的外在的影响对内在产生的相呼应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这个道理，人性生来应该是“空白”的也应该是有欲望的，通过后天的不同的“礼”“乐”的教化，让人趋向于追求有自己独特意识的个体，而这种意识在被我们整体的社会氛围的评判为好或者恶后，针对于这种评判是否符合社会的整体文化背景，对恶用外在的“礼”来加以节制，使得本性所带来的欲望导向追求人性的“善”的途径，这应该是“礼”、“乐”的一点重要的作用。
二、“礼”、“乐”的协同作用
“《乐记》的作者受汉代官方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把‘礼’、‘乐’及其功能加以神秘化，使《乐记》在很多地方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4]一种学说观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的，就如同孔子问“礼”也是因为当时“礼崩乐坏”的大环境。史前巫卜文化的“原始思维”虽在《乐记》中屡有凸显，“乐”的功能也具有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也不可否认《乐记》的产生也主要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符合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的。统治阶级在施行王道的过程中也往往是把“礼”与“乐”密切配合着使用的，一方面是因为两者的协同合作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权统治、思想文化的繁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礼乐文化，人的思想也千姿百态的，要维护“大一统”在加强外在“礼”的前提下也必须同时对人的内心进行引导。 “礼”、“乐”的协同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乐记》中强调礼教与乐教相结合也必须在一定的背景下才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如在《乐化篇》中：“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里所谈的“宗庙”、“族长乡里”、“闺门之内”这些其实都是要求要在一个统一的思想体制下的意思，所想要达到君臣和敬、乡里和顺、父子和亲的效果的前提就是“礼乐”思想必须是统一的。
“礼”和“乐”是构成政通人和的基本要素之后，在《乐本篇》中：“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里把“礼”、“乐”、“刑”、“政”也放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所以同民心而出之道也”。四者相互协作就是稳定王道统治的重要的途径，然而“乐”又是不同于“礼”、“刑”、“政”的，“刑”与“政”和“礼”所起到的都是一种外在的作用，这些都必须与“乐”的内在性相配合才可以实现更大的社会作用，从而共同达到“治心”的目的。
三、礼乐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礼乐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经过近现代的几次大的政治活动、文化运动的影响，礼乐文化的本质逐渐被人为的扭曲，乃至后来的对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的引入，甚至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相排斥。儒家文化的重塑也就亟需可待了，而《乐记》中所注重的音乐教化的功能对培养人的价值取向方面所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个体的人，在《乐记》认为音乐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调和人的内心，因为“乐”本身就是源于人的内心的情感的表达，同时“乐”的不同引发人的情感的波动，所以可以通过“乐”来调和人心，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逐渐渗入人的内心，从而达到人的身心的和谐，《乐记》从音乐“审一以定和”的特征出发说明了乐曲是众音的和谐组织，认识到音乐可以用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品格的完善，个体的人自身的心性和谐了，人与人之间才能各安其所，进而也就稳定了社会的和谐，从整体的社会来看，社会和谐是各个时代的统治者所追求的，而“和”是《乐记》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同时在儒家学者看来“和”的作用也是无处不在的，“和”是礼乐的功能也是礼乐的目的。但是《乐记》中的“和”并不是简单无差别的，而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概念，主张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和”的可能性，而不是去把握单一的不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求同存异。
参考文献：
[1]吴毓清 《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355.
[2]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0.
[3]卓支中 《音乐舞蹈研究》1987年第5期 《<乐记>美学思想浅探》.
[4]叶郎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3.
[5]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