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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或称决策咨询机构)提供的是最高层次的信息服务。思想库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软国力”水平，因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力不仅表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思想、战略、价值观等“软国力”方面。美国是一个盛产“主义”的国度，各种思想主张和名词概念层出不穷，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世界思潮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美国的思想库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美国思想库之所以一枝独秀，是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安排分不开的。
一、民主决策体制：思想库的政治制度保障
思想库在西方的兴盛是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产物。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正是這种“分权”决策模式，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以美国为例，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分别经由不同的选举渠道产生，两大部门互不从属。这就意味着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未必一致，也可以不一致或不须一致。而政党轮替和竞选政治更使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利益水火不容，这就为思想库各展其能、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竞选纲领、行政决策以及国会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可谓无所不包。而特定的侯选人、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未必具有那方面的专门知识，这就势必需要借助“外脑”。有需求就有供给，思想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此外，颁布法令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证是西方发达国家扶持思想库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比如，在美国，咨询已成为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等各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特别是区域规划、决策出台前要有两份以上的详细咨询报告。而日本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相继制定了《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等，为思想库协调、有序地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日本政府决策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在政府系统内部采取传统的自下而上的“禀议制”方式。政府各省厅依法设立了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专门咨询参谋机构——“审议会”(亦称调查会、协议会)，还建立了“广报”、“广听”制度。所谓“广报”，是把政府政策方面的信息提供给公众；所谓“广听”，是行政机关广泛听取公众的反映和意见。通过这些形式，日本政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决策信息循环系统和优化行政决策的社会环境。
二、非营利机构：思想库的经济制度保障
在国外，非营利机构是指司法管辖的、有别于营利企业的一种特殊法人。这种法人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慈善、教育、科学、宗教等社会公益性活动，其资产为社会共有。像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思想库，都是以非营利法人方式运作的。这些非营利思想库在决策咨询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研究的广泛领域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非营利思想库没有任何股东，也没有政府主管部门，决策机构是代表公众利益的理事会，其成员通常是有一定声望的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律师和军政界高级人士。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由发起人和出资者推选，并由他们制订出评选理事的章程。以后理事会成员的变更依照章程由理事会自主决定。非营利思想库都是独立核算和研究的，当它们与政府发生关系时，政府作为委托方，思想库作为受委托方，二者是一种基于合同的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由合同加以明确规定。这就保证了思想库能较客观中立地研究和提供建议。由于它没有营利压力，因而能够实现完全自主管理，能够关注并研究那些营利机构不关心的潜在的、公益性的重大问题，能够关注并研究那些因为某些原因被政府遗忘、不便出面、照顾不过来或者有意回避的问题。
非营利性还有助于思想库获得社会捐赠和政府财政资助。非营利思想库资产属于社会共有，它没有具体的所有者(没有股东)，只有出资者。而任何出资者一旦出资，他就失去所出资产的所有权，也不能从资产经营中获得利益。在非营利机构解体时，其剩余资产属于接受注册的政府，或经政府同意转移到其他非营利机构。非营利思想库可以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可以接受基金会或其他组织与个人的捐赠，且私人或公司对非营利思想库的捐赠可以从他们应纳税额中扣除。非营利思想库的被动投资收入，如租赁收入、证券收入等，也免征所得税。有的政府还直接将财政拨款用于资助思想库，给思想库以有力扶持。如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置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大多数用于资助各思想库；日本政府把思想库研究看作产业界发展至关重要之事，每年拨给思想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英国政府是英国思想库1/3的业务雇主，并设有“海外工程基金”，以鼓励思想库向国外工程报价，政府可垫付报价费的50％，若不中标，垫款可不归还。有的政府是向受诊的企业提供补助，以刺激咨询业的市场需求，较典型的是原联邦德国政府，它每年向中小企业提供的咨询补贴费达3亿多马克。在政府的扶持下，西方发达的思想库一般都拥有坚实的经济后盾和充裕的研究经费。
三、信息自由：思想库的信息制度保障
思想库的最基本功能就是自由、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研究结论。没有言论自由，思想库的发展显然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发达国家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西方思想库一般都有期刊、书籍、研究报告、快报、年度报告等出版发行。如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鲁金斯评论》，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等，在世界上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兰德公司平均每年发表350～450份研究报告，以及大量的论文和专著。通过思想传播，思想库与学术界、新闻界、实业界、广大民众以及官方发生密切联系，使更多的人为了解思想库的目标和思想精髓所在，并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借此扩大思想库的社会影响，提高思想库的声誉。
能否得到准确、全面的信息是思想库能否生存的前提。国外的思想库大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专门的情报信息网络。同时，政府也十分重视给予其国内思想库以信息上的扶助。英法政府都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取得了有关国外咨询业务或项目的所有情报，再通过其国内有关部门传递给国内的各思想库。此外，发达国家还重视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思想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仅在美国就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近80％，驰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10多个。
四、全球合作机制：思想库的国际制度保障
1997年，世界银行为了帮助各国政府避免政策失误，着手组织“全球发展网 (GDN)”，旨在扶持各国民间思想库的创建、发展、壮大，并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它的总部设在世行所在地华盛顿，在各地区有分部，由地区分部联系各国的民间政策研究所。
全球发展网于1999年12月在德国原首都波恩召开了GDN首届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联结知识与政策”。世界各国执行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败主要依赖于知识能否与政策相沟通。固然，世界上大大小小国家的政府都有自己的咨询机构或政策研究机构，但政府的研究机构有它的局限性，或由于党派之争被党的利益所蒙蔽，或由于部门之见不能达到更全面的结果，也可能因为政府内部缺乏民主气氛，正确的意见不能自由表达，所以需要鼓励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的参与。在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已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解决，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民间的政策研究还非常不够。有鉴于此，世界银行组织了这次世界性的高级会议，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次会议标志着全球民间思想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正式形成，必将对全球思想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思想库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11－12)：48－52
2. 陈新辉等.现代西方思想库建设及中国的现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2)：78－80
3. 阎宇红.日本行政决策咨询体系的多层次、多元化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8(1)：12－16
4. 邱衡等.中国应该建立和发展非营非营利思想库.中国软科学，1997(10)：107－110
5. 华杰.咨询活动与政府决策.地方政府管理，1996(11)：48
6. 张继业.思想库与美国对外政策.国际论坛，2001，3(5)：67－72
7. 田志立.试论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65－68
8. 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作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0(7)：18－23
9. 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软科学，1999(6)：87－90
10. http://www.gdnet.org/bonn99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一、民主决策体制：思想库的政治制度保障
思想库在西方的兴盛是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产物。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正是這种“分权”决策模式，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以美国为例，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分别经由不同的选举渠道产生，两大部门互不从属。这就意味着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未必一致，也可以不一致或不须一致。而政党轮替和竞选政治更使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利益水火不容，这就为思想库各展其能、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竞选纲领、行政决策以及国会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可谓无所不包。而特定的侯选人、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未必具有那方面的专门知识，这就势必需要借助“外脑”。有需求就有供给，思想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此外，颁布法令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证是西方发达国家扶持思想库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比如，在美国，咨询已成为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等各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特别是区域规划、决策出台前要有两份以上的详细咨询报告。而日本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相继制定了《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等，为思想库协调、有序地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日本政府决策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在政府系统内部采取传统的自下而上的“禀议制”方式。政府各省厅依法设立了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专门咨询参谋机构——“审议会”(亦称调查会、协议会)，还建立了“广报”、“广听”制度。所谓“广报”，是把政府政策方面的信息提供给公众；所谓“广听”，是行政机关广泛听取公众的反映和意见。通过这些形式，日本政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决策信息循环系统和优化行政决策的社会环境。
二、非营利机构：思想库的经济制度保障
在国外，非营利机构是指司法管辖的、有别于营利企业的一种特殊法人。这种法人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慈善、教育、科学、宗教等社会公益性活动，其资产为社会共有。像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思想库，都是以非营利法人方式运作的。这些非营利思想库在决策咨询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研究的广泛领域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非营利思想库没有任何股东，也没有政府主管部门，决策机构是代表公众利益的理事会，其成员通常是有一定声望的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律师和军政界高级人士。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由发起人和出资者推选，并由他们制订出评选理事的章程。以后理事会成员的变更依照章程由理事会自主决定。非营利思想库都是独立核算和研究的，当它们与政府发生关系时，政府作为委托方，思想库作为受委托方，二者是一种基于合同的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由合同加以明确规定。这就保证了思想库能较客观中立地研究和提供建议。由于它没有营利压力，因而能够实现完全自主管理，能够关注并研究那些营利机构不关心的潜在的、公益性的重大问题，能够关注并研究那些因为某些原因被政府遗忘、不便出面、照顾不过来或者有意回避的问题。
非营利性还有助于思想库获得社会捐赠和政府财政资助。非营利思想库资产属于社会共有，它没有具体的所有者(没有股东)，只有出资者。而任何出资者一旦出资，他就失去所出资产的所有权，也不能从资产经营中获得利益。在非营利机构解体时，其剩余资产属于接受注册的政府，或经政府同意转移到其他非营利机构。非营利思想库可以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可以接受基金会或其他组织与个人的捐赠，且私人或公司对非营利思想库的捐赠可以从他们应纳税额中扣除。非营利思想库的被动投资收入，如租赁收入、证券收入等，也免征所得税。有的政府还直接将财政拨款用于资助思想库，给思想库以有力扶持。如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置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大多数用于资助各思想库；日本政府把思想库研究看作产业界发展至关重要之事，每年拨给思想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英国政府是英国思想库1/3的业务雇主，并设有“海外工程基金”，以鼓励思想库向国外工程报价，政府可垫付报价费的50％，若不中标，垫款可不归还。有的政府是向受诊的企业提供补助，以刺激咨询业的市场需求，较典型的是原联邦德国政府，它每年向中小企业提供的咨询补贴费达3亿多马克。在政府的扶持下，西方发达的思想库一般都拥有坚实的经济后盾和充裕的研究经费。
三、信息自由：思想库的信息制度保障
思想库的最基本功能就是自由、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研究结论。没有言论自由，思想库的发展显然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发达国家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西方思想库一般都有期刊、书籍、研究报告、快报、年度报告等出版发行。如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鲁金斯评论》，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等，在世界上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兰德公司平均每年发表350～450份研究报告，以及大量的论文和专著。通过思想传播，思想库与学术界、新闻界、实业界、广大民众以及官方发生密切联系，使更多的人为了解思想库的目标和思想精髓所在，并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借此扩大思想库的社会影响，提高思想库的声誉。
能否得到准确、全面的信息是思想库能否生存的前提。国外的思想库大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专门的情报信息网络。同时，政府也十分重视给予其国内思想库以信息上的扶助。英法政府都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取得了有关国外咨询业务或项目的所有情报，再通过其国内有关部门传递给国内的各思想库。此外，发达国家还重视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思想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仅在美国就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近80％，驰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10多个。
四、全球合作机制：思想库的国际制度保障
1997年，世界银行为了帮助各国政府避免政策失误，着手组织“全球发展网 (GDN)”，旨在扶持各国民间思想库的创建、发展、壮大，并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它的总部设在世行所在地华盛顿，在各地区有分部，由地区分部联系各国的民间政策研究所。
全球发展网于1999年12月在德国原首都波恩召开了GDN首届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联结知识与政策”。世界各国执行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败主要依赖于知识能否与政策相沟通。固然，世界上大大小小国家的政府都有自己的咨询机构或政策研究机构，但政府的研究机构有它的局限性，或由于党派之争被党的利益所蒙蔽，或由于部门之见不能达到更全面的结果，也可能因为政府内部缺乏民主气氛，正确的意见不能自由表达，所以需要鼓励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的参与。在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已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解决，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民间的政策研究还非常不够。有鉴于此，世界银行组织了这次世界性的高级会议，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次会议标志着全球民间思想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正式形成，必将对全球思想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思想库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11－12)：48－52
2. 陈新辉等.现代西方思想库建设及中国的现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2)：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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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邱衡等.中国应该建立和发展非营非营利思想库.中国软科学，1997(10)：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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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志立.试论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65－68
8. 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作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0(7)：18－23
9. 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软科学，1999(6)：87－90
10. http://www.gdnet.org/bonn99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