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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有这么一种儿童病，准确来说应该是难民儿童的专属怪病：孩子在得知全家将被驱逐出境后，开始出现与植物人类似的“症状”，他们体内各器官都正常，连血压都没有异常迹象，但他们终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动，只能靠插管输送营养，延续生命。
瑞典人管这种病叫“Uppgivenhets syndrom”，英文媒体在报道时译作“Resignation syndrome”，中文则未有统一译名，但相信译作“放弃生存综合征”会比较合适。
这种病最早出现在 1990年代末的瑞典，在2003年至2005年间则有超过 400个病例，患者全都是寻求庇护者的年幼亲属，他们大多是来自东欧、巴尔干地区，部分是罗姆族（科索沃）、亚兹迪人（信奉雅兹迪教的库尔德人），仅有少部分患者是没有亲朋好友同行的年幼难民。
过去 10 年，由于瑞典当局移民政策的放宽，患者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期间不少媒体声称，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保住居留权而毒害子女，但此说从未被证实。而据瑞典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过去两年仍有169个新发病例。
9岁的苏菲便是近两年的新发病例之一，她来自东欧某国，2015年年底其家人因受当地黑手党勒索和迫害，举家逃至瑞典寻求庇护。在此之前，7岁的苏菲目睹了自己的父母被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拖下车殴打，父亲被带走好几天才回到家中。
当家人获知他们向瑞典移民局发出的庇护申请被驳回后，仅在瑞典生活了几天的苏菲就开始不说话也不进食。自此她终日坐在轮椅上，双眼不再张开，只靠插喉喂食续命，排泄物则直接撒在尿片上。这些都是“放弃生存综合征”的典型症状。
“从苏菲一把厚实而光亮的头发看来，她相当健康。”负责跟进苏菲病情的志愿医生哈特奇兰兹医生指出，她的血压和各种反射都属正常，但她就是动也不动，包括她的嘴巴。“我告诉苏菲的父母，说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她封闭自我，她的身体与大脑意识已经失联。”对曾接手逾40个类似病例的哈特奇兰兹来说：“他们这样陷入昏迷，是种保护的形式。他们就像白雪公主，纯粹远离世界。”
过去的20多个月，苏菲的父母度日如年，每天按摩女儿的肌肉，让她接触音乐，推着轮椅带她外出晒太阳，同时还要给她喂食及换尿片。苏菲的主治医生達格森对现状感到无奈：“我只能维持她的生命，却不能让她好转，因为作为医生，我们无法决定这些患病儿童能否留在瑞典。”
跟进这类个案的医生普遍都有同感，痊愈的关键在于孩子们能否感到心安，也就是能否取得永久留居权。达格森解释：“某程度上，孩子会因此感到有希望、有生存意义……我遇过的所有个案，都因为拥有留居权而康复。”
来自俄罗斯的格奥尔基就是这样“奇迹康复”的。2007年，来自俄罗斯的斯苏洛因为受到宗教迫害，带着仅有5岁的格奥尔基及其余家人逃到瑞典。多年来，想要申请庇护的他们多次遭到瑞典移民局驳回，期间格奥尔基在瑞典上小学，学会了说瑞典语，也结交了一些瑞典朋友。
当斯苏洛一家可能要被遣返回俄罗斯时，在瑞典已经生活好几年的格奥尔基变得越来越忧郁，他开始拒绝使用俄语，责备是父母不会说瑞典语不能融入瑞典社会导致现在的处境。2015年 12月，斯苏洛一家接到“必须在明年4月以前离开瑞典”的通知，3天后格奥尔基开始拒绝下床、拒绝进食。不久后，格奥尔基虽然各项生命体征正常，但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格奥尔基最终在家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后苏醒过来
直到去年 6 月初，瑞典移民局给予格奥尔基全家永久留居权后两周，他终于睁开眼睛，3 个月后更重新上学。他的一个邻居兼同乡也因被移民局拒批庇护而患上此症，最后也是因为得到了永久居留权而成功苏醒过来，但康复进度较慢。
究竟为什么只有瑞典的难民儿童会出现“放弃生存综合征”，目前瑞典医学界有诸多猜测，却都没有人能明确解答。2006年，瑞典政府曾经委任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分析，他们假设这个病症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系，这些孩子是用物理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理创伤。
虽然目前只有瑞典传出有这样的病，但是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类似记录。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贝特尔海姆在回忆集中营的生活时，就提到有些人会在集中营内出现“停止进食、交流，独坐在角落，然后死亡”的情况，他认为这些人因为身心枯竭而放弃希望，最终决定封闭自己听天由命。
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亦有所谓“普遍性拒绝综合征”，但只有极少数儿童确诊，当中并无寻求庇护的难民。而在印度，有些男人会患上Dhat综合症，他们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幻想，说自己正在失去精液。在尼日利亚，同样有记忆力不好的学生会经常告诉医生，自己的大脑有一种灼烧感，他们被诊断患有脑病。
格奥尔基在醒过来后回忆他“睡着”前的感受时提到：“感觉自己好像被安置在深海中易碎的玻璃牢笼里，只要开口说话或随意移动就会让玻璃碎裂，然后那些水就会涌进来并杀了我。”他说他并不想走到那一步，“我不想睡着，我只是觉得很累。”
2016年9月，瑞典警察正带领从丹麦来的难民去往安置地点
苏菲的主治医生达格森对瑞典卫生福利委员会的建议也表示认同，重新感受到安全感是最好的药方——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确实是“获得永久居留权”。他认为当患者感受到家人谈话中的乐观语调、感受到希望的氛围，或许才有再次活下去的动力。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从 1970年代开始，瑞典就是欧洲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但是这几年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光近三年到瑞典寻求庇护的难民就有30万之巨，而且增速也没有放缓的迹象。
另外也有人质疑“给予居留权”并不是最恰当的治疗方法，治疗心理创伤才是根本。
瑞典资深的社工卡尔莎姆认为这些孩子需要的是从创伤复原、找回对生命的感受力，而不只是居留权。孩子们目睹父母的遭遇后，明白父母连自己也保全不了，但他們完全依赖父母而活，于是因此丧失希望。要解决问题，必须重建家庭联系。所以她认为想让苏菲康复，首先要将她与父母分开。
卡尔莎姆所在的儿童康复机构碰到过很多状况类似的难民儿童，社工们会让孩子完全与父母隔离数天，并禁谈任何有关移民的话题，然后逐步与他们进行漫长的“互动”，比如和孩子说话、给他们喂一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这些孩子恢复健康。卡尔莎姆的一位同事认为：“我们相信他们有求生意志，所有生存能力也还在，只是忘了怎么用或者没了感觉。这事很费力，因为我们先要为孩子而活，直至他们为自己而活。”
卡尔莎姆说她治疗过35个类似的病例，最后都得到很好的康复，其中只有一位是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才醒过来的。但她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其中的原因，以“放弃生存综合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瑞典儿科医生卡尔·瑟林的经历和看法或许能解释一二：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靠插管喂食的苏菲
瑟林认为在目前的瑞典社会，多数人都认为“给予永久居留权”才是治疗“放弃生存综合征”的最佳药方，这种想法日渐变得顽固。甚至有部分医生似乎乐于让孩子“沉睡”数月甚至数年，直到移民局向他们发出居留权。“我曾尝试说服别人和我合作研究，认真研究这个病，但业内共识成为了阻力。估计这也是居留权发挥作用的原因——它就是这场斗争的象征。”
瑞典人管这种病叫“Uppgivenhets syndrom”，英文媒体在报道时译作“Resignation syndrome”，中文则未有统一译名，但相信译作“放弃生存综合征”会比较合适。
虽生尤死的怪病
这种病最早出现在 1990年代末的瑞典，在2003年至2005年间则有超过 400个病例，患者全都是寻求庇护者的年幼亲属，他们大多是来自东欧、巴尔干地区，部分是罗姆族（科索沃）、亚兹迪人（信奉雅兹迪教的库尔德人），仅有少部分患者是没有亲朋好友同行的年幼难民。
过去 10 年，由于瑞典当局移民政策的放宽，患者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期间不少媒体声称，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保住居留权而毒害子女，但此说从未被证实。而据瑞典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过去两年仍有169个新发病例。
9岁的苏菲便是近两年的新发病例之一，她来自东欧某国，2015年年底其家人因受当地黑手党勒索和迫害，举家逃至瑞典寻求庇护。在此之前，7岁的苏菲目睹了自己的父母被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拖下车殴打，父亲被带走好几天才回到家中。
当家人获知他们向瑞典移民局发出的庇护申请被驳回后，仅在瑞典生活了几天的苏菲就开始不说话也不进食。自此她终日坐在轮椅上，双眼不再张开，只靠插喉喂食续命，排泄物则直接撒在尿片上。这些都是“放弃生存综合征”的典型症状。
“从苏菲一把厚实而光亮的头发看来，她相当健康。”负责跟进苏菲病情的志愿医生哈特奇兰兹医生指出，她的血压和各种反射都属正常，但她就是动也不动，包括她的嘴巴。“我告诉苏菲的父母，说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她封闭自我，她的身体与大脑意识已经失联。”对曾接手逾40个类似病例的哈特奇兰兹来说：“他们这样陷入昏迷，是种保护的形式。他们就像白雪公主，纯粹远离世界。”
过去的20多个月，苏菲的父母度日如年，每天按摩女儿的肌肉，让她接触音乐，推着轮椅带她外出晒太阳，同时还要给她喂食及换尿片。苏菲的主治医生達格森对现状感到无奈：“我只能维持她的生命，却不能让她好转，因为作为医生，我们无法决定这些患病儿童能否留在瑞典。”
跟进这类个案的医生普遍都有同感，痊愈的关键在于孩子们能否感到心安，也就是能否取得永久留居权。达格森解释：“某程度上，孩子会因此感到有希望、有生存意义……我遇过的所有个案，都因为拥有留居权而康复。”
来自俄罗斯的格奥尔基就是这样“奇迹康复”的。2007年，来自俄罗斯的斯苏洛因为受到宗教迫害，带着仅有5岁的格奥尔基及其余家人逃到瑞典。多年来，想要申请庇护的他们多次遭到瑞典移民局驳回，期间格奥尔基在瑞典上小学，学会了说瑞典语，也结交了一些瑞典朋友。
当斯苏洛一家可能要被遣返回俄罗斯时，在瑞典已经生活好几年的格奥尔基变得越来越忧郁，他开始拒绝使用俄语，责备是父母不会说瑞典语不能融入瑞典社会导致现在的处境。2015年 12月，斯苏洛一家接到“必须在明年4月以前离开瑞典”的通知，3天后格奥尔基开始拒绝下床、拒绝进食。不久后，格奥尔基虽然各项生命体征正常，但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直到去年 6 月初，瑞典移民局给予格奥尔基全家永久留居权后两周，他终于睁开眼睛，3 个月后更重新上学。他的一个邻居兼同乡也因被移民局拒批庇护而患上此症，最后也是因为得到了永久居留权而成功苏醒过来，但康复进度较慢。
永久居留权才是良方？
究竟为什么只有瑞典的难民儿童会出现“放弃生存综合征”，目前瑞典医学界有诸多猜测，却都没有人能明确解答。2006年，瑞典政府曾经委任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分析，他们假设这个病症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系，这些孩子是用物理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理创伤。
虽然目前只有瑞典传出有这样的病，但是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类似记录。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贝特尔海姆在回忆集中营的生活时，就提到有些人会在集中营内出现“停止进食、交流，独坐在角落，然后死亡”的情况，他认为这些人因为身心枯竭而放弃希望，最终决定封闭自己听天由命。
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亦有所谓“普遍性拒绝综合征”，但只有极少数儿童确诊，当中并无寻求庇护的难民。而在印度，有些男人会患上Dhat综合症，他们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幻想，说自己正在失去精液。在尼日利亚，同样有记忆力不好的学生会经常告诉医生，自己的大脑有一种灼烧感，他们被诊断患有脑病。
格奥尔基在醒过来后回忆他“睡着”前的感受时提到：“感觉自己好像被安置在深海中易碎的玻璃牢笼里，只要开口说话或随意移动就会让玻璃碎裂，然后那些水就会涌进来并杀了我。”他说他并不想走到那一步，“我不想睡着，我只是觉得很累。”
苏菲的主治医生达格森对瑞典卫生福利委员会的建议也表示认同，重新感受到安全感是最好的药方——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确实是“获得永久居留权”。他认为当患者感受到家人谈话中的乐观语调、感受到希望的氛围，或许才有再次活下去的动力。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从 1970年代开始，瑞典就是欧洲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但是这几年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光近三年到瑞典寻求庇护的难民就有30万之巨，而且增速也没有放缓的迹象。
另外也有人质疑“给予居留权”并不是最恰当的治疗方法，治疗心理创伤才是根本。
瑞典资深的社工卡尔莎姆认为这些孩子需要的是从创伤复原、找回对生命的感受力，而不只是居留权。孩子们目睹父母的遭遇后，明白父母连自己也保全不了，但他們完全依赖父母而活，于是因此丧失希望。要解决问题，必须重建家庭联系。所以她认为想让苏菲康复，首先要将她与父母分开。
卡尔莎姆所在的儿童康复机构碰到过很多状况类似的难民儿童，社工们会让孩子完全与父母隔离数天，并禁谈任何有关移民的话题，然后逐步与他们进行漫长的“互动”，比如和孩子说话、给他们喂一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这些孩子恢复健康。卡尔莎姆的一位同事认为：“我们相信他们有求生意志，所有生存能力也还在，只是忘了怎么用或者没了感觉。这事很费力，因为我们先要为孩子而活，直至他们为自己而活。”
卡尔莎姆说她治疗过35个类似的病例，最后都得到很好的康复，其中只有一位是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才醒过来的。但她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其中的原因，以“放弃生存综合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瑞典儿科医生卡尔·瑟林的经历和看法或许能解释一二：
瑟林认为在目前的瑞典社会，多数人都认为“给予永久居留权”才是治疗“放弃生存综合征”的最佳药方，这种想法日渐变得顽固。甚至有部分医生似乎乐于让孩子“沉睡”数月甚至数年，直到移民局向他们发出居留权。“我曾尝试说服别人和我合作研究，认真研究这个病，但业内共识成为了阻力。估计这也是居留权发挥作用的原因——它就是这场斗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