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雾霾天气使公众认识到气候变化比恐怖主义威胁更严重，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就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后的历次党代会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都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尝试性地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传统评价一个地区绩效的基础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致使我国一些地区走上了追求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摒弃了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大化为目标的范式，开启了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新征程。
　　没有绿色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在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中，技术是既能节能减排又对生产没有副作用的手段，除了自主创新，技术溢出成为提高技术水平的一条捷径。与以往的技术经济转型不同，绿色技术采纳对中国来说是昂贵的，尤其是中国正处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起始阶段。中国的绿色技术存量及其分布如何，绿色技术创新与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的关系怎样？强制性的政策在什么时间起作用？作用的强度和方向是否发生改变？如果发生改变，拐点在哪里？陈艳春等著的《绿色技术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2013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回答了上述问题。该书采用定量模型研究绿色技术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论对正处于绿色技术创新起始阶段的中国来说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该书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研究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缓慢的原因，即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还没有经济吸引力。作者依据jaffe 和OECD关于绿色技术专利检索的策略，以中国绿色技术专利实施许可追踪技术扩散的路径，得出了中国绿色技术溢出的典型事实，找出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拐点。运用数学方法为区域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提出了建议。该建议与Kindle的思想基本一致，即通过技术转型推动经济转型，短期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有超过拐点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着强烈的消灭贫穷和经济增长的愿望。中国在采取强制措施时，既要考虑到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强制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时机。
　　作者在研究中抓住了绿色技术存量低和多范式共存的特点，通过构建多阶段模型，从理论的高度分析了中国多元范式下向绿色技术转型的策略，不仅证明了许多专家的观点“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成本低、阻力小”的结论是正确的，也指出当绿色技术溢出和一般技术溢出同时存在时，要求绿色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溢出速度比一般技术高。而中国西部的一般技术又不能对绿色技术创新给予技术来源的帮助，作者给出了排污费与工资率的比值、绿色技术生产率和一般技术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更好地制定组合政策提供了依据。
　　该书关注了中国低碳示范城市的作用，作者在比较绿色技术与低碳技术异同的基础上，把低碳示范区看做是采纳绿色技术的先行者，借鉴阿吉翁和豪威特的通过社会学习的技术变迁的思想，理论分析了该措施的作用。对于绿色样本城市的作用，作者研究了政策因素和碳强度目标的设定对于环境的影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在绿色城市样本数量比较低的时候，应该增加绿色城市样本，尤其是增加中国西部的绿色样本。在绿色城市样本的选择中，关注到绿色城市样本的产业结构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在实例分析中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通过对比保定市与石家庄和廊坊的绿色技术创新和GDP水平，指出政策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政策的推动作用是随着实践衰减的。
　　该书以发现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为主线。数据资料详实，论证系统规范、严谨、科学。读者不仅可以从书中了解绿色技术发展的轨迹，还可以从详实的数据分析中了解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规律。该书对推动我国构建“两型”社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石家庄经济学院副校长，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