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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关键词】西方政治 合法性理论 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
就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内涵来说,它应该有两种形态:一是实质合法性,二是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主要关涉到一个社会基本的伦理价值或道义原则。一般而言,社会中基本的伦理价值和道义原则具有超强的解释力,政治统治一旦获得了社会中流行的价值观和道义原则的认可,便可以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政治统治。形式合法性主要是从程序或技术层面上来讲的,它意味着在事先制定好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如“社会契约”、法律制度、投票选举等。这种合法性形态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征。正是基于这种工具性特征的倾向,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诸多形式化、程序化的政治制度。但是,随着形式合法性形态的膨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实质合法性形态的萎缩,从而弱化了对实质性利益的追求,这又是造成制度僵化、人际关系冷漠、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等的重要根源。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现代性的内涵及实质。对于“现代性”的内涵,许多思想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解释也许更为合适:现代性就是对人类过度理性化与科学化的彻底反思。
首先来看现代性与理性的不解之缘。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对理性的彰显,黑格尔认为理性就是万物的本原和实体,到18世纪启蒙运动高举“理性”大旗,这都致使“理性人”代替了上帝的位置而成为新的崇拜对象。就理性的概念,韦伯曾作了分类解释:“所谓理性,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这两种理性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更多地体现了工具理性的发展。然而,正是“工具理性行为把功利的目的视为唯一目的,势必会漠视人们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价值,从而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常规化和僵固化,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①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反映到政治合法性理论上来,就使合法性概念失去了原初的实质意义,逐渐沦为一个形式性工具概念,这正是近代以来实质合法性形态逐渐衰微,形式合法性形态日益彰显的重要原因。
其次为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休戚关系。近代以来,科技革命对许多方面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它的影响更为深远。恩斯特·卡西尔曾经这样评价科学的作用:“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 ②由于科学在技术上的广泛应用,使物质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许多人包括一些政治思想家、社会学家等认为,新哲学只能是使自己变成实证科学或实证科学的附属学科才有出路。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政治社会领域,甚至在一切社会领域形成了一种技术理性。在这样的学术研究氛围下,社会学科和政治学科不断构建“工具性”的理论体系代替传统“价值倾向”的理论体系。正是受这种“技术理性”的强烈冲击,合法性理论中实质合法性形态几乎被边缘化,而形式合法性形态的发展则日益彰显。
现代性危机的实质及合法性理论的困境。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社会发展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然而,这一切成就并不能掩盖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无法抗拒的“孤独的心灵”的折磨,那就是以“工具理性”为表征的现代性危机。人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与反思。但是,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立基于理性之上而对“理性的滥用”所造成的弊端进行批判和反思,其结果实际都是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③施特劳斯所理解的现代性危机就是,现代人遗忘并抛弃传统价值规范体系以及对“历史进步”的盲目信从。④由此,施特劳斯强调,要对西方现代性进行真正的批判,必须立基于不同于现代性的视野,即古典思想。
参照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及现代性危机的理解,不难发现,近代以来直到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毋宁说就是一种工具理性日益泛滥和价值理性日渐衰微而造成的二者之间的紧张。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恶化,事实上这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危机。而价值理性的衰微使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制度牢笼,使人们感觉自己的自由正在逐步丧失。这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反映在合法性场域,就是西方政治统治的实质合法性缺失而形式合法性膨胀导致的合法性理论自身的困境。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困境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一政治合法性理论困境,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为序,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对政治学的“形式化”与“技术化”展开批判。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当然,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一种实质性的正义,但是,可以看出,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一种正义的程序比结果更重要,正义的结果都是由正义的程序推导出来的,因此,他所谓的正义并不是实质的正义,只是一种形式正义而已。所以,罗尔斯不但受到坚持形式合法性理论形态学派的诘难,因为他们认为,致力于实质上的平等将会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同时,他也受到了坚持实质合法性理论形态学派的责问,因为他们认为,罗尔斯对自由优先性的强调将会影响平等和正义的实现。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认同危机。他认为,只要改变人们交往行为的不合理性,重新建立一种通过主体间的自由、平等的对话机制,这种理想的交往可以扩展到政治价值的商谈领域,从而达成一种基于相互理解的有合理动机的共识,这就恢复了民众在公共领域的价值反思和批判功能,从而可以解除民众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满和质疑。但是,哈贝马斯这种所谓的交往理论和商谈伦理,倡导的是基于达成合意的程序合法性,不但含有太多乌托邦成分而无法实现,而且实际上仍然主要关怀的是一种形式合法性形态。
哈耶克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国家最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法治,但这种法治不是简单的法律之制,政府如果遵循仅凭立法机构的意志或利益制定的法律而统治,则仅仅具有形式合法性。真正的法治之“法”,是那种以维护个人自由为要旨的正义之法律——也即在社会自然地产生或由人为制定的旨在否定性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律,哈耶克称之为正当行为规则。如果立法机构能够遵循正当行为规则而制定法律,政府遵循此种法律而统治,它就不但具有了形式合法性,而且也有了实质合法性。但是,由于哈耶克所谓的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不可知性”,从而使其的合法性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建制中,成为又一个乌托邦。
由此可以看出,包括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在内的思想大师,都没有真正把西方合法性理论从自身的困境中挽救出来。但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明确的,在思想界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并继续成为众多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
西方合法性二元取向分析
通过对西方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偏至思维”现象在合法性理论中普遍存在。“偏至思维”就是极端性思维,要么把实质合法性形态推向极端,要么把形式合法性形态推向极端。在这种意义上,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当代西方思想家们构建的合法性理论,虽然朝向构建实质合法性理论形态努力,但仍然具有“偏至思维”的倾向,即虽高举实质合法性形态的旗帜,但时常又表现出对形式合法性形态的青睐。
由此可见,要真正构建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保持适度二元张力的合法性理论,必须扬弃“偏至思维”而坚持总体性的思考方法。“科学哲学中关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的思想,为总体性思考的方法提供了范例。”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张力理论要求在合法性形态的选择中,应把冲突或对立的形式与实质联系起来,不断促进它们的融合和平衡,使合法性形态维持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范围内,追求二者具体的历史统一,而不是寻求绝对的“非此即彼”的确定性和普遍性。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形态。所以,人们要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灵活的思维方法:当与原来社会条件相符合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某种不适应时,就需要适时进行调整,相对突出地或更加彰显另一种合法性形态,从而促成合法性形态的主导地位的转移。(作者为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成果,编号:200904007)
注释
①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②[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3～275页。
③④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
【关键词】西方政治 合法性理论 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
就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内涵来说,它应该有两种形态:一是实质合法性,二是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主要关涉到一个社会基本的伦理价值或道义原则。一般而言,社会中基本的伦理价值和道义原则具有超强的解释力,政治统治一旦获得了社会中流行的价值观和道义原则的认可,便可以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政治统治。形式合法性主要是从程序或技术层面上来讲的,它意味着在事先制定好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如“社会契约”、法律制度、投票选举等。这种合法性形态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征。正是基于这种工具性特征的倾向,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诸多形式化、程序化的政治制度。但是,随着形式合法性形态的膨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实质合法性形态的萎缩,从而弱化了对实质性利益的追求,这又是造成制度僵化、人际关系冷漠、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等的重要根源。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现代性的内涵及实质。对于“现代性”的内涵,许多思想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解释也许更为合适:现代性就是对人类过度理性化与科学化的彻底反思。
首先来看现代性与理性的不解之缘。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对理性的彰显,黑格尔认为理性就是万物的本原和实体,到18世纪启蒙运动高举“理性”大旗,这都致使“理性人”代替了上帝的位置而成为新的崇拜对象。就理性的概念,韦伯曾作了分类解释:“所谓理性,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这两种理性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更多地体现了工具理性的发展。然而,正是“工具理性行为把功利的目的视为唯一目的,势必会漠视人们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价值,从而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常规化和僵固化,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①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反映到政治合法性理论上来,就使合法性概念失去了原初的实质意义,逐渐沦为一个形式性工具概念,这正是近代以来实质合法性形态逐渐衰微,形式合法性形态日益彰显的重要原因。
其次为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休戚关系。近代以来,科技革命对许多方面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它的影响更为深远。恩斯特·卡西尔曾经这样评价科学的作用:“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 ②由于科学在技术上的广泛应用,使物质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许多人包括一些政治思想家、社会学家等认为,新哲学只能是使自己变成实证科学或实证科学的附属学科才有出路。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政治社会领域,甚至在一切社会领域形成了一种技术理性。在这样的学术研究氛围下,社会学科和政治学科不断构建“工具性”的理论体系代替传统“价值倾向”的理论体系。正是受这种“技术理性”的强烈冲击,合法性理论中实质合法性形态几乎被边缘化,而形式合法性形态的发展则日益彰显。
现代性危机的实质及合法性理论的困境。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社会发展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然而,这一切成就并不能掩盖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无法抗拒的“孤独的心灵”的折磨,那就是以“工具理性”为表征的现代性危机。人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与反思。但是,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立基于理性之上而对“理性的滥用”所造成的弊端进行批判和反思,其结果实际都是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③施特劳斯所理解的现代性危机就是,现代人遗忘并抛弃传统价值规范体系以及对“历史进步”的盲目信从。④由此,施特劳斯强调,要对西方现代性进行真正的批判,必须立基于不同于现代性的视野,即古典思想。
参照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及现代性危机的理解,不难发现,近代以来直到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毋宁说就是一种工具理性日益泛滥和价值理性日渐衰微而造成的二者之间的紧张。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恶化,事实上这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危机。而价值理性的衰微使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制度牢笼,使人们感觉自己的自由正在逐步丧失。这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反映在合法性场域,就是西方政治统治的实质合法性缺失而形式合法性膨胀导致的合法性理论自身的困境。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困境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一政治合法性理论困境,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为序,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对政治学的“形式化”与“技术化”展开批判。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当然,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一种实质性的正义,但是,可以看出,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一种正义的程序比结果更重要,正义的结果都是由正义的程序推导出来的,因此,他所谓的正义并不是实质的正义,只是一种形式正义而已。所以,罗尔斯不但受到坚持形式合法性理论形态学派的诘难,因为他们认为,致力于实质上的平等将会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同时,他也受到了坚持实质合法性理论形态学派的责问,因为他们认为,罗尔斯对自由优先性的强调将会影响平等和正义的实现。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认同危机。他认为,只要改变人们交往行为的不合理性,重新建立一种通过主体间的自由、平等的对话机制,这种理想的交往可以扩展到政治价值的商谈领域,从而达成一种基于相互理解的有合理动机的共识,这就恢复了民众在公共领域的价值反思和批判功能,从而可以解除民众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满和质疑。但是,哈贝马斯这种所谓的交往理论和商谈伦理,倡导的是基于达成合意的程序合法性,不但含有太多乌托邦成分而无法实现,而且实际上仍然主要关怀的是一种形式合法性形态。
哈耶克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国家最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法治,但这种法治不是简单的法律之制,政府如果遵循仅凭立法机构的意志或利益制定的法律而统治,则仅仅具有形式合法性。真正的法治之“法”,是那种以维护个人自由为要旨的正义之法律——也即在社会自然地产生或由人为制定的旨在否定性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律,哈耶克称之为正当行为规则。如果立法机构能够遵循正当行为规则而制定法律,政府遵循此种法律而统治,它就不但具有了形式合法性,而且也有了实质合法性。但是,由于哈耶克所谓的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不可知性”,从而使其的合法性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建制中,成为又一个乌托邦。
由此可以看出,包括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在内的思想大师,都没有真正把西方合法性理论从自身的困境中挽救出来。但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明确的,在思想界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并继续成为众多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
西方合法性二元取向分析
通过对西方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偏至思维”现象在合法性理论中普遍存在。“偏至思维”就是极端性思维,要么把实质合法性形态推向极端,要么把形式合法性形态推向极端。在这种意义上,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当代西方思想家们构建的合法性理论,虽然朝向构建实质合法性理论形态努力,但仍然具有“偏至思维”的倾向,即虽高举实质合法性形态的旗帜,但时常又表现出对形式合法性形态的青睐。
由此可见,要真正构建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保持适度二元张力的合法性理论,必须扬弃“偏至思维”而坚持总体性的思考方法。“科学哲学中关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的思想,为总体性思考的方法提供了范例。”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张力理论要求在合法性形态的选择中,应把冲突或对立的形式与实质联系起来,不断促进它们的融合和平衡,使合法性形态维持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范围内,追求二者具体的历史统一,而不是寻求绝对的“非此即彼”的确定性和普遍性。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形态。所以,人们要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灵活的思维方法:当与原来社会条件相符合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某种不适应时,就需要适时进行调整,相对突出地或更加彰显另一种合法性形态,从而促成合法性形态的主导地位的转移。(作者为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成果,编号:200904007)
注释
①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②[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3～275页。
③④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