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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所著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叙述了1921年中共建党以后到1949年建国的全部历史。拜读杨奎松这一本大作，虽然不见得同意他的全部看法，但是对他通过浩瀚的档案数据来重新检视传统论说的做法，十分佩服。
杨奎松以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子题为主要书名，可能会引起读者误会，因为“中间地带”的概念是毛泽东在美苏冷战新形势下所做出来的重要论断，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走最后一段成功之路的关键判断，正因为他对时局有如此正确的把握，所以1949年秋天才可以建立一个近乎完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明显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继踵再起。斯大林深知四年兵燹如何摧毁他以十年工夫建设起来的现代城市和重要工业，渴望休养生息；美国虽未受战火直接波及，但是人民早已厌烦战争，不愿美国子弟在异域继续流血牺牲。所以1945年的雅尔塔条约，基本上是两大强权瓜分世界的分赃密约，背离彼此宣示的立国原则，暗地里承认对方各自拥有势力范围，但是对当时正处于内战关口的中国应该归属哪一个阵营，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共同约定。
苏联害怕美国受到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拉拢，会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火中取栗，所以一再警告中共加以节制，不可刺激美国参战，促发新的世界大战。当时毛泽东盱衡世局，认为苏联固然未视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在重欧轻亚的传统外交政策宰制下，也未视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必须拥有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是处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故毛泽东可不顾美国反应，拒绝斯大林隔（长）江分治的主张，为1949年10月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基本上的领土完整。
杨奎松把中国革命放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来看，从实事求是的治学立场出发，广泛阅读档案资料，甚至到台湾地区、美国和俄罗斯搜集相关文献，直面历史，终于写出这本合乎史料检验原则的著作，其中充满前人所未能发表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人士认为中共本有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后来美国学者也一直有所谓“失去的机会”的说法；两派人士都认为，中共之所以走向“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被美国打压和围堵所致。杨奎松则清楚指出，毛泽东领导中共，始终试图通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上苏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杨奎松不像许多研究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学者，受到毛泽东1956年以后反苏言论的影响，而过分夸大1956年以前中苏共之间的矛盾。
杨奎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学生，曾经到湖北的穷乡僻壤向贫下中农学习。“文革”结束后，才有机会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他在改革开放后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共革命史，固然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也万分推崇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贡献。但是不能不受现代治学方法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讲求实证，尤其应该直面历史，告诉世人中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过程。
他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丰富的档案史料中发掘所需要的基础材料，再进一步构建出每一本专著。在《中间地带的革命》里，过去被认为错误路线代表者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就不再被视为是政治上完全错误甚或个人品质恶劣的野心家，而是可能做出错误政治判断却对党组织忠诚的政治领袖。
杨奎松同时清楚显示，斯大林也不是一贯打压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玉帝。虽然通过共产国际，斯大林为中共革命制造了许多障碍，带来了某些挫折，但无论是思想上、经济上、政策上、制度上，他对中共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中共在1956年以前，不曾改变对斯大林的政治立场，全党上下都相信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而苏联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
本书直面历史，因而不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列宁输出革命和一群淑世爱国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果。作者直抒胸臆，认为中共同意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孙中山以马列主义重新诠释中国革命以后的自然发展，而是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的国共两党“最佳的利益选择和结合”；中国共产党内党员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同时意图对其“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
本书清楚显示，共产国际的矛盾指示和变化极快的政治环境，是国共走向分裂的重要解释线索。其实，中共离开国民党，走进农村，也根本是拜共产国际命令之赐的，其后瞿秋白的“左”倾暴动路线、李立三的“左”倾城市革命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均有苏联经验和指导的深层因素，不能单独咎责他们个人。同样重要的是，当他们的政策形成严重问题以后，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帮助加以纠正的。
本书表明，斯大林大力支持的王明，曾经促成国共再次“合作”，更不讳言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这也是毛泽东崛起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斯大林大力促成的国共再次“合作”框架，是中共发展成为能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必备前提。杨奎松并不否认国民党有民族主义的关怀，虽然还是把蒋介石看成反革命，但承认中共并未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制定抗战时期对国民政府的策略。
当本书的叙事进入国共内战时期时，作者依旧直面历史，明白指出，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中共革命，但不讳言斯大林仍然尽力帮助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尤其是在东北内战期间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此时的毛泽东也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用以巩固斯大林的友谊和支持。但作者清楚指出，毛泽东曾经大力示好美国，孤立国民政府，原来便无意在国共内战的胜负揭晓以后再继续双方的友谊。
杨奎松有惊人的记忆力，透过大量文献的比对和考证，呈现了一部丰富的中共革命史。其治学之成就，令我想起另一位研究中国共产革命史有成就的高华教授。杨奎松利用中国大陆、台湾和国外档案馆的一手文献，从国际关系着手研究，高华利用大量个人回忆录和民间二手资料，从党内斗争切入主题，两个人都有令学界瞩目的著述问世，一位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骄傲；一位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台柱，各擅胜场，南北辉映。中共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之说；南方有陈独秀，北方有李大钊，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似乎也可以有一个南高北杨的提法。杨奎松和高华两位，不也是一北一南，各领风骚吗？
可惜南高已离开人世，惟独北杨继续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两地。我一直在想，中国革命史这个领域，在今天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际特别重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竟然在短短三十年内，由只能和赫鲁晓夫勉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国家，成为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体。处此关键时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
杨奎松以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子题为主要书名，可能会引起读者误会，因为“中间地带”的概念是毛泽东在美苏冷战新形势下所做出来的重要论断，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走最后一段成功之路的关键判断，正因为他对时局有如此正确的把握，所以1949年秋天才可以建立一个近乎完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明显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继踵再起。斯大林深知四年兵燹如何摧毁他以十年工夫建设起来的现代城市和重要工业，渴望休养生息；美国虽未受战火直接波及，但是人民早已厌烦战争，不愿美国子弟在异域继续流血牺牲。所以1945年的雅尔塔条约，基本上是两大强权瓜分世界的分赃密约，背离彼此宣示的立国原则，暗地里承认对方各自拥有势力范围，但是对当时正处于内战关口的中国应该归属哪一个阵营，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共同约定。
苏联害怕美国受到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拉拢，会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火中取栗，所以一再警告中共加以节制，不可刺激美国参战，促发新的世界大战。当时毛泽东盱衡世局，认为苏联固然未视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在重欧轻亚的传统外交政策宰制下，也未视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必须拥有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是处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故毛泽东可不顾美国反应，拒绝斯大林隔（长）江分治的主张，为1949年10月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基本上的领土完整。
杨奎松把中国革命放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来看，从实事求是的治学立场出发，广泛阅读档案资料，甚至到台湾地区、美国和俄罗斯搜集相关文献，直面历史，终于写出这本合乎史料检验原则的著作，其中充满前人所未能发表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人士认为中共本有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后来美国学者也一直有所谓“失去的机会”的说法；两派人士都认为，中共之所以走向“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被美国打压和围堵所致。杨奎松则清楚指出，毛泽东领导中共，始终试图通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上苏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杨奎松不像许多研究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学者，受到毛泽东1956年以后反苏言论的影响，而过分夸大1956年以前中苏共之间的矛盾。
杨奎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学生，曾经到湖北的穷乡僻壤向贫下中农学习。“文革”结束后，才有机会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他在改革开放后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共革命史，固然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也万分推崇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贡献。但是不能不受现代治学方法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讲求实证，尤其应该直面历史，告诉世人中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过程。
他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丰富的档案史料中发掘所需要的基础材料，再进一步构建出每一本专著。在《中间地带的革命》里，过去被认为错误路线代表者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就不再被视为是政治上完全错误甚或个人品质恶劣的野心家，而是可能做出错误政治判断却对党组织忠诚的政治领袖。
杨奎松同时清楚显示，斯大林也不是一贯打压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玉帝。虽然通过共产国际，斯大林为中共革命制造了许多障碍，带来了某些挫折，但无论是思想上、经济上、政策上、制度上，他对中共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中共在1956年以前，不曾改变对斯大林的政治立场，全党上下都相信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而苏联的昨天是中国的今天。
本书直面历史，因而不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列宁输出革命和一群淑世爱国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果。作者直抒胸臆，认为中共同意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孙中山以马列主义重新诠释中国革命以后的自然发展，而是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的国共两党“最佳的利益选择和结合”；中国共产党内党员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同时意图对其“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
本书清楚显示，共产国际的矛盾指示和变化极快的政治环境，是国共走向分裂的重要解释线索。其实，中共离开国民党，走进农村，也根本是拜共产国际命令之赐的，其后瞿秋白的“左”倾暴动路线、李立三的“左”倾城市革命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均有苏联经验和指导的深层因素，不能单独咎责他们个人。同样重要的是，当他们的政策形成严重问题以后，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帮助加以纠正的。
本书表明，斯大林大力支持的王明，曾经促成国共再次“合作”，更不讳言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支持，这也是毛泽东崛起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斯大林大力促成的国共再次“合作”框架，是中共发展成为能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必备前提。杨奎松并不否认国民党有民族主义的关怀，虽然还是把蒋介石看成反革命，但承认中共并未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制定抗战时期对国民政府的策略。
当本书的叙事进入国共内战时期时，作者依旧直面历史，明白指出，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中共革命，但不讳言斯大林仍然尽力帮助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尤其是在东北内战期间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此时的毛泽东也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用以巩固斯大林的友谊和支持。但作者清楚指出，毛泽东曾经大力示好美国，孤立国民政府，原来便无意在国共内战的胜负揭晓以后再继续双方的友谊。
杨奎松有惊人的记忆力，透过大量文献的比对和考证，呈现了一部丰富的中共革命史。其治学之成就，令我想起另一位研究中国共产革命史有成就的高华教授。杨奎松利用中国大陆、台湾和国外档案馆的一手文献，从国际关系着手研究，高华利用大量个人回忆录和民间二手资料，从党内斗争切入主题，两个人都有令学界瞩目的著述问世，一位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骄傲；一位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台柱，各擅胜场，南北辉映。中共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之说；南方有陈独秀，北方有李大钊，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似乎也可以有一个南高北杨的提法。杨奎松和高华两位，不也是一北一南，各领风骚吗？
可惜南高已离开人世，惟独北杨继续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两地。我一直在想，中国革命史这个领域，在今天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际特别重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竟然在短短三十年内，由只能和赫鲁晓夫勉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国家，成为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体。处此关键时刻，想要再次思考中国何去何从的老问题，正迫切需要对中共革命史有实事求是和十分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