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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8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表示，从2004年到2006年，国企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国有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去年底的逾12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3万亿元，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依据一般的逻辑，央企利润暴涨，对国家和人民而言，是件大好事。毕竟，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换句话说，央企是人民的孩子，孩子长得越大，越不受外人欺负，家长应该高兴才是。然而对李荣融发布的这一信息，一般民众的反应相当冷漠。
“国喜民忧”为哪般
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发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从2008年起，长达13年的央企不向政府分红历史宣告结束，对此，国家作为代理家长喜出望外，人民作为真正的家长，却望“利”兴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种反常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就在李荣融讲话抛出的最近一段时间，遍布在各种媒体上的社会舆论，几乎没有高唱赞歌的，基本的思维模式都是“央企利润盛宴，何时分我一勺汤”。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国民何时分享央企盛宴”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这种“国喜民忧”的现状，在一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来实在是太蹊跷了。“2003年中央企业只有6户进人世界500强，到了2006年已经有16户，4年中增加了10户”。不仅如此，现在他们还赚了大把的银子，达“一万亿”，央企作为人民的孩子，自己已经能够吃得起大餐，却何家长喝不到孩子的“一勺汤”?无论是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还是基本的法律逻辑，似乎都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究其根源，问题在于央企利润和民众福祉之间，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对象关系。之所以加上“直接的”这个定语词，是因为从宏观意义上讲，央企的发展壮大最终应该是国家和人民受益，只不过这是“间接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为了先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自1994年以来长达13年的时间内，企业利润全部留在企业，分文不必上缴国家。但13年后的今天看来，虽然这些企业还称不上世界上最大最强，但相对已经比较强大了：中央企业从2004年到2006年，国有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逾12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3万亿元，专家对此总结说：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
在这样快速的增长下，一方面是央企利润暴涨下，民众福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增长，反而是在物价上涨不止的今天，7gffr、油价、电价等各种公共品的价格随之飙升。另一方面是央企利润暴涨，社保等账户的巨额亏空。最近：国家发改委称2008年将适当调整城市水价，很明显，绝对不是降低水价。很多人都清楚，社保賬户的亏空，很大部分都是国企改制留下的社会欠账。国企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都是过去以低工资方式移交给国家的，但国企改制后，这笔账却没有人买单，划拨国有资产的弥补“空账户”的提法至今还没有完全落实。
由此而言，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央企利润暴涨，民众却不能与国同喜的现状。现在流行的社会看法是，央企利润暴涨和国有资产增加，都是“与民争利”的结果。这种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家长对于孩子的感情，也带来了不好的社会情绪。
央企分红是经济伦理的回归
2007年12月17日，国资委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企业税后利润上交比例表》(下称“上交比例表”)和相关申报表格。这意味着，今后政府将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国有企业分红将真正破题。
按照《办法》规定，国企分红的比例将区别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第一类为电信、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上交比例为10％；第二类为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交比例为5％，第三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3年后再定。
国资委成立三年来，随着国有资本预算体系的建立，他们认为国企向政府分红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资室博士罗建钢对大型国企向政府支付红利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的说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大型国企主辅分离改制和分离办社会职能取得了较大进展。二是大型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取得新进展。三是国资委已着手进行相关制度安排等，都为收缴央企利润创造了基本条件。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王志钢告诉记者，首先要肯定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向政府分红。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行业相对垄断性。这种优势给行业的国有企业带来保护性利润和垄断性利润。这些企业向国家交红利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它们的一份责任。而且，国有企业应该有一个理念：作为企业，就应该给股东分红，作为国有企业，就应该给国家交这种红利，就该让人民享受到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很赞同垄断行业多交红利的提法，他表示：现在的垄断性和公共品领域的国有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红利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就要另行考虑。不是一个简单的收走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如果国有资本要保留，就要改变国有企业的资产代表行为和投资机制。要么对竞争性企业进行改制，退出国有企业。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沈家文观点鲜明，将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使国企分红惠及全民，是国际惯例。
俗话说“谁投资，谁受益”。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的企业，国有股份归全民所有，国家作为股东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最终的股东——广大百姓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
上世纪90年代初，税利分流改革后，鉴于大多数国企改制艰难、市盈率低的现状，“不分红”成了一种贴补损益的应然政策。到了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已达7700亿元，相当于全国税收总额的1／3，带有明显贴补烙印的“不分红”政策显然有悖基本经济伦理。不少国有企业经营出色，利润丰厚，完全有能力反哺为其脱胎换骨付出巨大成本的国家和百姓。
专家分析说，实施国企分红，有望增加国家财力，将资金运用到急需的地方。实施国企分红，还能够增强国有企业责任意识。因为中国现在的现状是，十多年来，不少垄断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在政策庇护下获得了超额利润，这些企业员工收入却高得惊人，管理层年薪动辄成百上千万。但是，国家和人民作为股东却与红利无缘……这些坐拥巨大财富的企业，在一些体制的影响下，改革创新动力很不足。而收缴红利，有助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助于缩减行业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现在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他们本来就不缺钱， 这就使现金流大大地过剩，造成了企业的储蓄存款增加。因为企业从股市收回来的几百亿不是转交财政，而是继续在公司放着，加上这些企业的利润率都不低，所以有大量的资金存着，这就形成了没有收益的分配。而且，垄断性组织的利润，不表明对社会的贡献。它赚钱很多，但不是等于它有创新，只是因为垄断了资源。像石油、通信这些垄断性的行业，要特别讲究社会责任，更应该拿利润出来与公众分享。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谈到，央企分红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大公司应有的姿态。国资委与证监会以及各相关部门在今年的种种努力表明，央企做大是容易的，但要做强却非一日之功。大企业意味着大责任，央企固然要当和谐企业的标杆，同时也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我个人认为是财税体制的缺陷导致了整个企业的储蓄过大。国有企业不分红、资源性行业不交租，这应该成为过去。”因为，很多央企都是上市公司，有正常的股利分配机制，上市公司对集团公司进行了分红，但集团公司却没有向它的“母公司”(即各级政府)分红。在国外，比如美国、俄罗斯，资源性的类似垄断的企业都是对政府高额分红的。“亏空由国家财政弥补、赢利归企业所有”这不仅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分红政策尤其应该鼓励那些从事成熟业务并具有发展前景、拥有自主创新项目的国企，而像烟草等国家保护型的行业，上缴的红利可以再高一些。但长远看，央企分红比例宜以企业的增长潜力为依据。
很多专家提出，央企红利的当务之急不是怎么用，而是制定一套操作性强、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红利管理方案”，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红利资金的收缴、使用程序，杜绝滥支乱用，让这笔钱成为“阳光下的财富”。
盼望央企红利“分我一勺汤”
2007年9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明确了各级财政部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作为单独编制的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除了用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支付国企改革成本等之外，“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2008年收取实施范围内企业2007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由此央企不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历史宣告结束。
国企上缴红利固然值得欣喜，只是这些红利究竟多大程度上能惠及普通老百姓呢?2006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表示，“在头两年，这些红利应该用于完成企业的改革重组，其次，將投资于企业的弱势领域，比如研发领域。”这就意味着，这些上缴的国企红利将作为国资监管部门的一种“扶持资金”再次返还给国企，而普通百姓基本上无缘于此。那么，这次中央把向国企征收红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国资监管部门又将如何去具体“分配”这一红利呢?
官方透露的方案是：支持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企业技术进步，补偿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补充社会保障。国家的思路是“取自国企，用诸国企”。
道理很简单，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仍有许多难题待解，愈到最后，骨头愈硬。不少问题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政府手里必须掌握一定的资金调拨头寸，谋篇布局。充分利用国企分红，在国企框架内“以强扶弱，整俸推进”，可以减轻国家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负担，节省困难企业的资金成本，加快提升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夯实国民经济基础，从根本上为广大人民提供持续的利益源泉。
不少专家对官方透露出的方案大声疾呼，认为应该优先满足资金缺口巨大的民生需求，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让百姓尽快分享国有资本增殖的果实。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国企分红最重要的是必须让钱分到个人手里，将这部分红利通过“减税”等途径惠及民众，让普通百姓分享到国企分红成果。从当前现实来看，无论是资金缺口较大的义务教育领域，还是公共卫生领域，都亟需这些国企红利的“注入”。而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老百姓对国企红利更是怀有相当高的民生渴求。
国家对此也不是没有考虑。前不久，《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发布，明确了各类央企向国家分红的不同比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中也明确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范围，主要还是为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基本上遵循的是“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的原则，只是在“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虽然为国企红利的民生安排预留了一定空间，但基本仍是官方透露方案，投向民生的空间不会很大。
国家从战略高度统筹安排这些问题，相信能够获得社会的理解。毕竟，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无法像西欧和美国那样，可以将为数不多的国企所获得的利润，直接派发给民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目前投入社保的国有资本收益可能并不多，但未来有望向社保方向倾斜。这一规定对于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经营预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有重要意义，对《预算法》修订也有积极影响。
央企上缴的利润何时踏实用在老百姓身上，是老百姓最为关切的。老百姓总希望它可以马上落实下来，在医疗、教育、交通和社保等方面增加。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讲，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内要加强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外须面对国际竞争压力的现实。世界权威机构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截至2006年中国只有16家企业进入。央企需要健康的发展，在国际环境，我们的央企综合竞争力是较弱的，如刚刚走过的2007年，世界各国媒体对“中国制造”的质疑和无端的歪曲，使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品牌走向世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何况央企是各中小企业的老大哥，需树立好良好榜样的压力也大。为保证央企的健康发展，我们须给予它时间和经济，变的更为强大。当央企的世界竞争力变为真实的强大和国际压力着实减少之时。央企回馈老百姓的是更多实在的经济利润转为的良好社会保障，而让老百姓分得更切实际的“一勺汤”直至“一杯羹”。所以说央企利润暂时不能完全落实于老百姓，只能逐步完善，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对其发展持乐观的态度。时间能证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与前瞻性。让我们相信，综合国力的增强，央企能逐渐上缴更多的红利“泽被众生”，而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和缩短贫富差距的一个里程碑。
“国喜民忧”为哪般
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发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从2008年起，长达13年的央企不向政府分红历史宣告结束，对此，国家作为代理家长喜出望外，人民作为真正的家长，却望“利”兴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种反常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就在李荣融讲话抛出的最近一段时间，遍布在各种媒体上的社会舆论，几乎没有高唱赞歌的，基本的思维模式都是“央企利润盛宴，何时分我一勺汤”。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国民何时分享央企盛宴”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这种“国喜民忧”的现状，在一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来实在是太蹊跷了。“2003年中央企业只有6户进人世界500强，到了2006年已经有16户，4年中增加了10户”。不仅如此，现在他们还赚了大把的银子，达“一万亿”，央企作为人民的孩子，自己已经能够吃得起大餐，却何家长喝不到孩子的“一勺汤”?无论是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还是基本的法律逻辑，似乎都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究其根源，问题在于央企利润和民众福祉之间，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对象关系。之所以加上“直接的”这个定语词，是因为从宏观意义上讲，央企的发展壮大最终应该是国家和人民受益，只不过这是“间接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为了先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自1994年以来长达13年的时间内，企业利润全部留在企业，分文不必上缴国家。但13年后的今天看来，虽然这些企业还称不上世界上最大最强，但相对已经比较强大了：中央企业从2004年到2006年，国有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逾12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3万亿元，专家对此总结说：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
在这样快速的增长下，一方面是央企利润暴涨下，民众福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增长，反而是在物价上涨不止的今天，7gffr、油价、电价等各种公共品的价格随之飙升。另一方面是央企利润暴涨，社保等账户的巨额亏空。最近：国家发改委称2008年将适当调整城市水价，很明显，绝对不是降低水价。很多人都清楚，社保賬户的亏空，很大部分都是国企改制留下的社会欠账。国企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都是过去以低工资方式移交给国家的，但国企改制后，这笔账却没有人买单，划拨国有资产的弥补“空账户”的提法至今还没有完全落实。
由此而言，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央企利润暴涨，民众却不能与国同喜的现状。现在流行的社会看法是，央企利润暴涨和国有资产增加，都是“与民争利”的结果。这种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家长对于孩子的感情，也带来了不好的社会情绪。
央企分红是经济伦理的回归
2007年12月17日，国资委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企业税后利润上交比例表》(下称“上交比例表”)和相关申报表格。这意味着，今后政府将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国有企业分红将真正破题。
按照《办法》规定，国企分红的比例将区别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第一类为电信、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上交比例为10％；第二类为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交比例为5％，第三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3年后再定。
国资委成立三年来，随着国有资本预算体系的建立，他们认为国企向政府分红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资室博士罗建钢对大型国企向政府支付红利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的说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大型国企主辅分离改制和分离办社会职能取得了较大进展。二是大型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取得新进展。三是国资委已着手进行相关制度安排等，都为收缴央企利润创造了基本条件。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王志钢告诉记者，首先要肯定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向政府分红。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行业相对垄断性。这种优势给行业的国有企业带来保护性利润和垄断性利润。这些企业向国家交红利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它们的一份责任。而且，国有企业应该有一个理念：作为企业，就应该给股东分红，作为国有企业，就应该给国家交这种红利，就该让人民享受到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很赞同垄断行业多交红利的提法，他表示：现在的垄断性和公共品领域的国有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红利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就要另行考虑。不是一个简单的收走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如果国有资本要保留，就要改变国有企业的资产代表行为和投资机制。要么对竞争性企业进行改制，退出国有企业。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沈家文观点鲜明，将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使国企分红惠及全民，是国际惯例。
俗话说“谁投资，谁受益”。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的企业，国有股份归全民所有，国家作为股东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最终的股东——广大百姓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
上世纪90年代初，税利分流改革后，鉴于大多数国企改制艰难、市盈率低的现状，“不分红”成了一种贴补损益的应然政策。到了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已达7700亿元，相当于全国税收总额的1／3，带有明显贴补烙印的“不分红”政策显然有悖基本经济伦理。不少国有企业经营出色，利润丰厚，完全有能力反哺为其脱胎换骨付出巨大成本的国家和百姓。
专家分析说，实施国企分红，有望增加国家财力，将资金运用到急需的地方。实施国企分红，还能够增强国有企业责任意识。因为中国现在的现状是，十多年来，不少垄断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在政策庇护下获得了超额利润，这些企业员工收入却高得惊人，管理层年薪动辄成百上千万。但是，国家和人民作为股东却与红利无缘……这些坐拥巨大财富的企业，在一些体制的影响下，改革创新动力很不足。而收缴红利，有助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助于缩减行业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现在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他们本来就不缺钱， 这就使现金流大大地过剩，造成了企业的储蓄存款增加。因为企业从股市收回来的几百亿不是转交财政，而是继续在公司放着，加上这些企业的利润率都不低，所以有大量的资金存着，这就形成了没有收益的分配。而且，垄断性组织的利润，不表明对社会的贡献。它赚钱很多，但不是等于它有创新，只是因为垄断了资源。像石油、通信这些垄断性的行业，要特别讲究社会责任，更应该拿利润出来与公众分享。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谈到，央企分红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大公司应有的姿态。国资委与证监会以及各相关部门在今年的种种努力表明，央企做大是容易的，但要做强却非一日之功。大企业意味着大责任，央企固然要当和谐企业的标杆，同时也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我个人认为是财税体制的缺陷导致了整个企业的储蓄过大。国有企业不分红、资源性行业不交租，这应该成为过去。”因为，很多央企都是上市公司，有正常的股利分配机制，上市公司对集团公司进行了分红，但集团公司却没有向它的“母公司”(即各级政府)分红。在国外，比如美国、俄罗斯，资源性的类似垄断的企业都是对政府高额分红的。“亏空由国家财政弥补、赢利归企业所有”这不仅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分红政策尤其应该鼓励那些从事成熟业务并具有发展前景、拥有自主创新项目的国企，而像烟草等国家保护型的行业，上缴的红利可以再高一些。但长远看，央企分红比例宜以企业的增长潜力为依据。
很多专家提出，央企红利的当务之急不是怎么用，而是制定一套操作性强、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红利管理方案”，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红利资金的收缴、使用程序，杜绝滥支乱用，让这笔钱成为“阳光下的财富”。
盼望央企红利“分我一勺汤”
2007年9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明确了各级财政部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作为单独编制的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除了用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支付国企改革成本等之外，“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2008年收取实施范围内企业2007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由此央企不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历史宣告结束。
国企上缴红利固然值得欣喜，只是这些红利究竟多大程度上能惠及普通老百姓呢?2006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表示，“在头两年，这些红利应该用于完成企业的改革重组，其次，將投资于企业的弱势领域，比如研发领域。”这就意味着，这些上缴的国企红利将作为国资监管部门的一种“扶持资金”再次返还给国企，而普通百姓基本上无缘于此。那么，这次中央把向国企征收红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国资监管部门又将如何去具体“分配”这一红利呢?
官方透露的方案是：支持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企业技术进步，补偿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补充社会保障。国家的思路是“取自国企，用诸国企”。
道理很简单，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仍有许多难题待解，愈到最后，骨头愈硬。不少问题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政府手里必须掌握一定的资金调拨头寸，谋篇布局。充分利用国企分红，在国企框架内“以强扶弱，整俸推进”，可以减轻国家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负担，节省困难企业的资金成本，加快提升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夯实国民经济基础，从根本上为广大人民提供持续的利益源泉。
不少专家对官方透露出的方案大声疾呼，认为应该优先满足资金缺口巨大的民生需求，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让百姓尽快分享国有资本增殖的果实。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国企分红最重要的是必须让钱分到个人手里，将这部分红利通过“减税”等途径惠及民众，让普通百姓分享到国企分红成果。从当前现实来看，无论是资金缺口较大的义务教育领域，还是公共卫生领域，都亟需这些国企红利的“注入”。而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老百姓对国企红利更是怀有相当高的民生渴求。
国家对此也不是没有考虑。前不久，《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发布，明确了各类央企向国家分红的不同比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中也明确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范围，主要还是为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基本上遵循的是“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的原则，只是在“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虽然为国企红利的民生安排预留了一定空间，但基本仍是官方透露方案，投向民生的空间不会很大。
国家从战略高度统筹安排这些问题，相信能够获得社会的理解。毕竟，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无法像西欧和美国那样，可以将为数不多的国企所获得的利润，直接派发给民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目前投入社保的国有资本收益可能并不多，但未来有望向社保方向倾斜。这一规定对于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经营预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有重要意义，对《预算法》修订也有积极影响。
央企上缴的利润何时踏实用在老百姓身上，是老百姓最为关切的。老百姓总希望它可以马上落实下来，在医疗、教育、交通和社保等方面增加。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讲，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内要加强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外须面对国际竞争压力的现实。世界权威机构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截至2006年中国只有16家企业进入。央企需要健康的发展，在国际环境，我们的央企综合竞争力是较弱的，如刚刚走过的2007年，世界各国媒体对“中国制造”的质疑和无端的歪曲，使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品牌走向世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何况央企是各中小企业的老大哥，需树立好良好榜样的压力也大。为保证央企的健康发展，我们须给予它时间和经济，变的更为强大。当央企的世界竞争力变为真实的强大和国际压力着实减少之时。央企回馈老百姓的是更多实在的经济利润转为的良好社会保障，而让老百姓分得更切实际的“一勺汤”直至“一杯羹”。所以说央企利润暂时不能完全落实于老百姓，只能逐步完善，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对其发展持乐观的态度。时间能证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与前瞻性。让我们相信，综合国力的增强，央企能逐渐上缴更多的红利“泽被众生”，而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和缩短贫富差距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