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绍棠在北京二中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发表小说作品。为了让这个初露文学才华的好苗子开阔眼界，在实践中学习，当时《河北文艺》的编辑部主任远千里于1951年春天借《河北文艺》招聘编辑练习生的机会，把刘绍棠招聘到了编辑部，当了一名练习编辑。那时，刘绍棠初中尚未毕业，只有15岁。
　　在编辑部里，刘绍棠的主要任务是看自由来稿。把认为好的稿子选出来，再交给正式编辑去看。对看不上的稿件，就附一张盖有编辑部公章的退稿签退给作者。一次，他被初学写作的浩然那锲而不舍的写作精神所感动，就在退稿信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28年后，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浩然告诉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这封退稿信呢。那时，刘绍棠的组长是柳溪，有时，柳溪看着他编稿走神了，就知道他累了，就让他到院子里和自己的孩子玩耍一会儿。在柳溪的眼里，刘绍棠还是一个孩子，可不能累着他。
　　时过不久，全国开始了“审干运动”，刊物暂时停办了。绍棠年龄小，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他身上。编辑部就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对几经战火幸存下来的在仓库里搁置多年的《冀中一日》的来稿进行初审。这些都是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文字，许多作者经过浴血奋战，有的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了。对于这些珍贵的文字，绍棠除了把那些因雨水浸污，或几经辗转破损或因铅笔抄写实在模糊看不清的稿子不得不忍疼割爱，其余的全都保留了下来。
　　后来，刘绍棠离开了河北省文联又回通县老家读高中去了。离开文联后，刘绍棠在创作上如同大运河的水决了口子，半年时间就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十多篇小说，受到了老作家们的赏识。
　　将近四十年后，在《河北文学》（由《河北文艺》更名）刊庆40年之际，刘绍棠给杂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名为《四十年中有我六个月》。文中写道：离开编辑部后，“我在创作中的这种‘爆发’，连我自己都莫名所以。不过有一点我很明白，在《河北文艺》编辑部的六个月，好比学戏坐科，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充实和提高，出科之后才打开了场子。”
　　鉴于此，几十年来，刘绍棠和《河北文艺》以及后来由《河北文艺》改名的《河北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到年老身患重病还念念不忘给《河北文学》写稿子。他在 1988年7月11日给我的来信中说：“38年前，我是《河北文艺》的编辑，对这个杂志，我视为自己的‘乡土’。不管谁主持笔政，我都理当尽心尽力。九月前我交上一个短篇，一万字到一万五千字左右，请把交稿的极限日期告诉我，以便更有压迫感。”8月2日又来信告诉我说：“我已开始为《河北文学》写一小说，一万五千字左右，与《人民文学》1988年 4月之《红兜肚》及《北京文学》1988年8月之《婚事》一脉相承。8月中旬寄上。”
　　不幸的是绍棠后来患了重病。在1988年8月31日他委托妻子曾彩美女士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宝柱同志，我是刘绍棠的妻子，刘绍棠于8月5日患脑血管病，半身不遂，住进了医院。经过三个多星期的抢救治疗，现已脱险。身体日渐恢复功能，已能起坐。日后再练习走步，康复尚须较长时间。绍棠嘱我写信给你，原答应写给《河北文学》的稿子，恕不能如愿以偿了，请你们见谅。但愿绍棠早日康复，他不会忘记他欠《河北文学》的情的，请代向编辑部同志致意！致敬礼！曾彩美1988年8月31日”
　　读了此信，我极为感动。绍棠在病危之际，还惦着给我刊的稿子。
　　此后不久，1989年1月9日，病情刚有些好转的绍棠又致信于我。信中说：“宝柱：新年好！我的病情日渐好转，左半身偏瘫现象有所缓解。不过，我想花两年（89、90）时间休养。今年发表和出版的作品都是去年病前写的。如果今年我写小说，也只写两篇：一篇给《荷花淀》，一篇给《河北文学》。经常保持联系。握手！”
　　这一年，绍棠因病一直未能进行小说创作。到年底给我寄来了那篇题为《四十年中有我六个月》的纪念文章，文中比较详细地回忆了他当年在《河北文艺》工作与生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