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化伦理叙事到细节化文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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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豫剧艺术曾经拥有极强生命力,但在当下的电子媒介时代遇到了挤压。只有争取更多的关注,焕发出新的活力,摆脱旧有规范的束缚,适应时代,不断创新,才能找到合适的发展途径。《风雨故园》在叙事方面的创新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为豫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豫剧叙事 《风雨故园》 人文关怀 文学修辞
  中国戏剧中影响最大受众最多的剧种有五大类: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梅戏。作为中国戏剧五大类之一的豫剧,有众多的传统剧目(六百多个),很多省份(河北、山西、湖北、安徽、山东、台湾、新疆等)都有专业剧团,有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有属于自己的板式结构和音乐形式。豫剧地方特色浓郁,质朴通俗,本色自然,人物性格相对粗放,故事结构相对完整,反映普通民众审美需求和伦理准则,贴合普通民众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深受民众喜欢,一直以来都呈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当下中国,电影、电视、手机等电子传播媒介成为占据民众生活的主要沟通及娱乐休闲媒介形式。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深厚文化传承的戏剧戏曲艺术因表现形式的程式化及简单的伦理化叙事,明显不能契合民众愈来愈快的生活节奏,受众群体愈来愈小,因此戏剧戏曲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势在必行。豫剧《风雨故园》的叙事方法和对细节的处理及取材和表现内容都跟以往的豫剧经典剧目有很大不同,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功,为豫剧叙事方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
  一、模式化中的伦理叙事
  模式化叙事是传统戏剧艺术舞台呈现出来的基本面貌,叙事内容、故事结构、叙事手法等都是带有明显的模式化和程式化特征。
  豫剧不仅善于表演情感力度比较大的大场面戏,也可以表现有历史底蕴的历史人物戏,还可以贴近普通民众生活,展示普通民众的婚姻、伦理道德观念,大致是这几类:生活剧、公案戏、历史剧等。同一类型的作品的叙事内容近乎一致,比如公案戏。豫剧的公案戏大部分剧目是包公戏,另外有《海瑞罢官》《布衣巡抚》《十五贯》《血溅乌纱》等。故事模式一般是灾难发生,强大的恶势力在灾难中强取豪夺,欺凌弱小,地方官员或畏惧恶势力或与恶势力沆瀣一气,冤案形成。清官受命,查看灾情,拦轿喊冤,调查案情,真相大白,却遭遇阻挠,无法结案,剧情发展到这里,会有大段唱词,表达清官的为难,回忆为官的志向,逐渐坚定立场,执法为民,抱着罢官丢命的决心也要惩治贪官,除暴安良。到最后,清官重新定案,沉冤得雪,恶人受到应有惩罚。公案戏传递的是普通民众对贪官恶吏的憎恨,对清官的爱戴与尊重,至于清官文化当中包含的法治的不健全及大部分官员的不作为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因为这样的模式化作品目的不是展现人性的复杂,没有留给受众思考的空间或引导,他们只要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就可以了,故事的内在逻辑性不够,叙述动力较弱,最后结果的形成依赖的是清官的主观愿望,或是受众群体的主观愿望,而不是故事发展所有参与因素的共同指向。在电影电视、网络文学叙事都非常成熟且生活节奏较快的现在,这种传统的舞台戏剧叙事模式与受众产生了较大的隔膜。
  李渔在《闲情偶记·词曲部·脱窠臼》中借《尚书》和韩愈之言引出戏剧创新的重要性和顺应时代改变的必要性:“‘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至于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又加倍焉……窠臼不脱,难语填词,凡我同心,急宜参酌。”这里李渔不仅讲到戏剧内容的求新求变,还有内在结构内容的变化,只有变化,才会吸引观众,才会使各种戏剧形式焕发新的生机。但这种改变又不能脱离戏剧的本质属性和特點,改变的基本原则是保留特色,顺应时代,调整策略,完善传统剧目,创作新作品。在这个基础上,跳出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推陈出新是让戏剧戏曲艺术焕发生机的发展方向,如《风雨故园》。
  二、《风雨故园》中的文学情怀
  (一)细节表现中的人文关怀《风雨故园》取材于鲁迅先生的妻子朱安女士的生平事迹,摆脱了传统剧目的伦理叙事的内容范式,以朱安的一生为主要线索,展现的是旧时代女性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无所适从,和她一生守望却永远无法得到的夫妻感隋的悲剧。这部作品展现了朱安悲剧的一生,如果只把朱安人生悲剧的原因归结于社会,归结于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对于一个一直困于后宅的女人来说太遥远了,豫剧《风雨故园》从细节人手,表现朱安一生的欢喜——失望——等待——无奈——绝望,把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普通的女人,尊重她,表现她情感丰富、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与鲁迅连在一起的一个名字,一个符号,单纯作为“鲁迅的遗物”而存在。
  《风雨故园》一改以往戏曲由于舞台表演限制只能采取的顺序叙事方式——开始、发展、高潮、结局,而是借助舞台声光效果,借助观众对鲁迅的熟悉以插叙的方式展开,由鲁迅先生追忆二十年前被母亲欺骗回国完婚,娶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子,开始了一生的痛苦纠缠。作品接下来开始叙述鲁迅先生与朱安的完婚过程,新婚女子坐在花轿之中,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来到丈夫的家。下轿时,新娘子的绣鞋落地,因为听说留过洋的新派丈夫不喜小脚女人,新娘子为了讨丈夫喜欢,做大了自己的新鞋,把鞋子里塞上棉花,裹过的脚本就不灵便,再加上鞋子不合脚,于是出现了鞋子落地的一幕。这个细节可以有两方面的解读:一是表现女子对于未来婚姻生活的不自信,丈夫是新派人士,看见了外面广阔的世界,而自己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字也不识得几个,女子的惴惴不安通过把鞋子做大传递了出来;二是表现这桩婚姻的不合适,裹过的脚和剪掉的辫子是新旧观念的对比,是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这样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注定是无法沟通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悲剧。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婚姻就像是脚上的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不合适的鞋子塞了棉花也依旧不合适。这样的细节叙事,留给观众很大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比大段的唱词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故事向前推进,鲁迅先生把母亲和朱安接到北平,晚上休息的时候,大先生把三个人的住房分开。朱安很是不安,从先前团聚的喜悦里坠人失望,“十年来天天盼团聚,这团聚与分离又有何异……满腔心愿随风去,点点泪水心头滴”。经过仔细思量,朱安没有放弃,把先生的被褥抱到自己的屋子,得来大先生的训斥:“以后不要乱动我的东西。”简单的动作包含了一个女性对普通夫妻生活的渴望,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在情感。她是一个旧式女性,接受的是逆来顺受的教育,只有等待别人给予,而不能自己争取,这一次在没有征得大先生同意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举动,是要非常大的勇气的,但她还是做了。这种长时间无望的等待中的挣扎,让观众对这个女性充满同情,这也是细节叙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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